評戴耀廷教授宏文

我在熊野古道時，讀者把戴耀廷教授的一篇文章《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張貼在東灜遊拾趣之三的留言中叫我評論。教授在文中解釋公民抗命及違反法庭禁令的理據，如果我重複講會悶死人，我唯有斷章取義，引用其中一段來講。教授其中一段講：

但「以法限權」也止於確保政府真的做到依法管治，但法律仍未必能實現到公義的。因此，即使法治已達「以法限權」的層次，在法律仍有範疇未達公義的要求，那麼公民仍會以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促使法治能再向前邁進，達「以法達義」的層次。因此，才有「違法達義」的說法。我們必須明白公民抗命並非正常的狀態，而是因應法治的發展，公民為了令法制的法治水平更完善，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况下採取的非常手段。

假設教授這說法正確，香港現有法律未能實現公義。佔領爭取「真普選」，因人大831方案不民主、不公義，不得人心。這局面怎樣做成的呢？是那一條法律不公義？用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促使法治向前邁進？講來講去都不是香港法例第幾章第幾條的問題，而是憲法《基本法》的問題。如果是怎樣不公義的惡法，用公民抗命向政府施壓，提升法治，「以法達義」，逼使政府廢除惡法，修改不公義的法律，游説法庭作出公義裁決。這種行動，應用於香港本身的法律，當然有可能做得到。請問用非常、非凡、非法手段，怎樣要求香港政府採取行動，去修改《基本法》中對普選特首的規定及作出改變？

要修改《基本法》，就要跟從《基本法》訂出的法律程序。《基本法》第159條擘頭第一句：「 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可提出修改議案，要經幾個關卡。一，港區人大三分之二多數贊成；二，立法會三分二多數贊成；三、行政長官同意；四、由出席人大的港區代表在人大會議提出；五、還要在列入人大議程前先由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並提意見。

如果要以公民抗命這非常手段來提升法治，爭取普選，涉及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制，把火力集中對付香港政府，「挾諸侯以令天子」，有甚麽成效？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公民抗命不是在反抗香港本身法律不公義之處，而是在對共產黨的控制作反抗，除了擺姿態，宣示立場，實質上可以達致甚麽？搞亂香港作為談判條件，真的是注碼嗎？

假設立法會議員泛民佔大多數，行政長官也湊巧選出了眾望所歸的人，港區人大全部都代表香港人的意願，（當然這是癡人説夢），特區政府與大陸對著幹，向人大提出修改《基本法》。你以為這種現象有可能出現嗎？若然真的發展成這樣，怎能確保人大會接納並通過有關修改？

在這種情況下，公民要抗命，抗的對象是人大，而並非香港政府。上不到京去中南海宣示不滿，起碼要針對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中聯辦及那些受中央控制的建制派議員、媚態百出的凡是派議員及人大代表的門口去佔領，而不是旺角、銅鑼灣去影響大眾市民的生活。講來講去，這公民抗命找錯了對象，用香港的一套去抗大陸的另一套，要求香港法治更完善，那麽香港本身法治不完善的地方在那裏？要令香港法治更完善只能針對香港內在不完善之處去尋求自身改變，在香港佔領的做法等如隔山打牛，要求大陸的法治更完善，是不是開錯了藥？既然吃錯了就繼續吃下去？所以就娓娓而談繼續寫充滿法理的文章，而佔領也繼續漫無目的的佔下去？

(昨晚tablet抗命，自動restart,，我當時寫了一半，標題也未定，實在太眼睏，便倒頭睡去。今早起來，收到留言，才知道上半篇自己登了出來，謹請SL君看畢完整拙文，再次留言，也順便向其他看了半篇的67位讀者致歉。)

何謂「學」？

《天工開物》宋應星。Wiki Commons

香港的罷課有口號叫「罷課，不罷學」，罷課我們清楚是什麽，至於什麽是學，好像沒有太多人深究。在罷課活動公開講課一環中，所謂的「義教」，許寶強指根據海德格的説法，認爲學習真正的意義，「是一個『獲得回應』的過程，是面對外來陌生的東西時，我們勇於面對之，消化之…思考以往我們為何無法學習…」而我不認爲這個說法能有效的解釋什麽是「學習」。如果「學習」衹是回應陌生的東西，那重覆練習一樣動作，同一樣的技能，那麽軍隊的演習，運動員的訓練，都不是在「學習」了，因爲這些動作技能對他們來説都毫不陌生–都是已知，并可能演繹得很完美的。如果「學習」是思考以往我們為何無法學習，這就沒法説明到底「什麽是學習」。

如果我們觀察大自然，我們會發現大部分複雜的生物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好奇心，這份好奇心促使他們探索身邊的過程，讓他們認識所身處的世界。這種好奇幫助他們獵食、尋找水源、避開危險，也就是說，好奇心能幫助物種生存和繁殖下一代，所以物競天擇的過程偏好能夠探索身邊環境物種：能夠作出適當反應的，就越能在這個環境中生存下去。也因爲如此，好奇心成爲大多物種的共同特徵。

而好奇心也有負面的一面。設想有一以植物維生的動物，他對身邊的植物都非常好奇，每見一種都要吃進肚裏嘗嘗味道，我們可以想像到這物種很快就會吃到毒物而中毒身亡。同樣道理，一種動物過多的離開棲息地去探索陌生的環境，他就會面對各種各樣他無法事先得知的風險：猛獸襲擊、缺乏水源糧食、天氣變化等等，他的生命也將是非常的短暫。

因此，演化除了爲物種帶來好奇心，它亦同時讓物種面對不確定狀況時產生恐懼，藉此讓物種進行冒險探索之餘也能謹慎的面對新事物，兩者相加起來就能最大的提升物種的生存機會。人類也是一樣，雖然現代人類（智人）擁有比地球上其他物種更能思考複雜、深遠問題的思考能力—所謂的理性，利用這種能力我們可以利用證據和邏輯找出規律，因此可以利用各種方法避免或減少風險。與此同時，演化也在我們身上留下「不理性」的烙印，很多人會對不懂得、新鮮的和與自己既有想法不一樣的事物產生排斥和抗拒之心，不管這些事物在證據和邏輯上是如何真確。所以到現在依然有很多人反西醫、反科學、反疫苗、反核能、反資本主義（即反整門經濟學，而不是針對特定的經濟問題，亦不留意現代經濟學對這些問題的論述）等等。

心理學將上述這種認知錯誤稱爲「確認偏見」，有這種偏見的人會衹挑選自己中聽的論述，全然不反面證據和事實如何。從演化角度去分析，這種心理之所以出現是因爲恐懼在演化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面對不確定狀況，因恐懼保守會比冒險進取更爲有利一些。在遠古時代，一個很細小的錯誤，例如看不到猛獸在附近的樹林中，都會導致動物的死亡，所以腦袋更傾向於發出在沒猛獸的時候看到猛獸的信號：錯誤的警號比看不到猛獸更爲優勝。這也是人類很多會看到「鬼怪」，或者奧丁的容貌出現在麵包上的原因，人類的演化過程和社會活動造就了我們在不存在的規律中看見臉孔的傾向。

在遠古時代，讓恐懼蓋過理性可能是比較優勝的生存策略，但到了現代，要應付人類現代社會的問題，我們就要必須要讓理性戰勝恐懼，充分的利用科學思維去分析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切切實實的認識現實，好讓我們知道什麽行爲對現實會產生有什麽影響，而不是想當然認爲「某事必然就是這樣，我們必然要這樣做，因爲我們信仰什麽」。確認偏見、盲目的信仰、莫名的恐懼是進步的阻力，它們會讓人漠視現實，使人作出不切實際的決定。

明白這點，我們就可以回答「何謂學習」這道問題。學習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讓我們知道什麽是現實，并我們在現實中尋找應付問題的正確辦法。世界、大自然、宇宙有一定的規律，從規律中我們可以知道什麽是不變，什麽是可變，因此我們獲得知識，知道行爲對客觀世界與什麽影響。同時，我們也要留意確認偏見，清楚知道我們的既有想法可能會有盲點，可能會跟現實不符，因此我們需要花時間精力去發先盲點并剋服之，絕不能假設自己所提出的必然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換言之，學習就是改變和改進，停滯不前，無理地固守一點的，就是沒有學習的緣故。

軍人和運動員的訓練也是一樣。通過重覆的練習和測試，他們可以發現動作和行動有什麽缺陷，什麽是可變和不可變，找出過去的錯誤，藉此提高動作和行動的效率。同時，訓練的過程和肌肉記憶也能讓他們磨掉恐懼和思想盲點對行動的限制，當面對挑戰時，他們就可以從容不迫將通過訓練所獲得的戰術知識展現出來，有效的應付當時的挑戰和危機。讓一個沒有跑過馬拉松的人去貿然參賽，他可能就在比賽初段全速往前跑，結果用盡氣力不能完成賽事；但一個飽經訓練的老手就懂得如何保全力量，知道在哪一階段發力，如何保持身體呼吸步伐的協調，這樣他才可以用最佳的時間完成賽事。也就是說，衹有「學」并不足夠，對學過的平時還要不斷的鍛煉和反思。所以有「學」就必須同時有「習」。缺少鍛煉，不管平時對所學怎麽能言善道，如何説得天花亂墜，在緊急關頭也必然是一籌莫展。

追求民主不也是如此嗎？

談政治的文化（二）

Fabius Maximus the Cunctator. Wiki Commons

之前說了一次，始終不明白爲何這麽多人喜歡玩非黑即白的遊戲。現實世界非常複雜，不是單單抛出幾個概念就能應付所有你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跟世界如何運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世界、宇宙、大自然可不會管你怎樣想。再者，就算主觀願望能夠實現，這也不代表世界會變得更美好。想「改變世界」，你需要明白世界怎樣運作，這樣你才可以知道要怎樣變，也要同時明白自己的願望是否實在，是否真正客觀的有利。如果願望不實在，純粹爲了滿足自己的願望理想而要說「變」，我想，該改變的應是「幻想主義者」自己。

要改變也需要有方法，不能以爲「行動」就必然能引起改變。行動是什麽？在街上走一轉是行動，在家中跳舞也是行動，這些行動明顯不能改變任何事。有效的行動是針對問題所在而觸發和設計的。正等於一個機關一樣，它是利用了各種自然、物理、心理的因素去形成又相連的活動，當條件充分時，例如獵物到了一個不能逃脫的位置，機關及時發動才能生效。太快或太遲都會錯失機會，過敏或者遲鈍的機關會讓獵物輕易跳脫。

這道理用在政治上也是一樣。時機未成熟而强行推出政策就是不合時宜；時機成熟了但不推出政策就是當斷不斷。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1929年的大蕭條。假如不是這次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大多數人也想像不到這種政策的重要性，要在之前强行推的話大多人將無法接受，亦會面對很大阻力。所以英國社會主義者/工黨採用了Fabian policy，放棄武力革命，轉用用潛移默化的方法去改革他們的社會。

Fabian policy這詞語源自Fabius Maximus在第二次Punic War所使用的策略。當時羅馬面對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分別在Trebia和 Lake Trasimene喫了兩場前所未有的大敗仗，損失了訓練有素的部隊，全國陷於慌亂之中。鑒於在戰場上羅馬的指揮官完全不是漢尼拔的對手，再徵調兵源組成新軍隊跟漢尼拔會戰衹不過是提前送士兵去見Pluto，臨危就命的獨裁官Fabius決定避免跟漢尼拔在戰場上一較高下，而改爲防禦式戰略消耗：如果對方善於會戰，衹要不給他會戰的機會他就無計可施。

這個決定在國内上引來很大的不滿，年輕的一派認爲Fabius是保守懦弱，堅決要主動攻擊漢尼拔。以Minucius爲首的這一派趁Fabius 在承擔祭司職務不能指揮軍隊期間違反Fabius的命令對漢尼拔發動攻擊，也讓他成功逼退了敵方幾支部隊。這次戰術上的成功讓他獲得大量支持，這種政治壓力迫使Fabius分一半指揮權給他。但這次行動完全沒有戰略意義，也沒有決定性的戰果；這次行動反而讓漢尼拔看清楚羅馬方面的指揮官不和，衝動派改變了避戰的策略，渴求在戰場上僥幸一勝。對付衝動的對手可就簡單了，當Minucius所率領的羅馬軍突然發動猛攻時，漢尼拔就讓前綫部隊後退，形成戰敗的假象讓對手踏入佈置好的陷阱。羅馬士兵就在陷阱中遭到迦太基軍的屠殺，直到Fabius帶領他的半支軍隊趕入戰場才能將Minucius救出來。

現代人缺少戰爭的經驗，尤其是盛平日久，以往在戰場上用血所換來的教訓都在大衆的記憶間消失殆盡。沒有第一身經驗也不要緊，因爲學問和書本的作用就是要將這些經驗記錄下來并流傳開去，避免後人再犯同樣的錯誤。奈何我們的社會不重視歷史和學問，當我們侃侃而談政治的時候，好像嘴巴所說，腦中所想的絕不會對局勢有任何影響一樣。又或者再差一點，論者衹想到自己所提出的有無限好處，絕不存在任何風險和成本。須知道，在現實世界中任何一個行動都會有成本，做了一件事就代表不能同時做另一件事，前一個行動也可能會導致後一個行動更難實行，所以任何有效的計劃都必須要善用資源，包括金錢、人際關係、信任、政治資本和時間–很多人都忽視時機的重要性。

假如以現有的資源不能立竿見影，不能即時達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就應該用僅有的資源去營造更多資源，使自己逐漸取得優勢，而不是衹要有賭局就孤注一擲押上全副身家：後者是Minucius的做法。今天還有人叫泛民議員總辭，就是想用稀少和難以回復的資源去進行一場豪賭。輸了，就難以再有翻身之日。就算是押中了寶「贏了」，我也不知道可以贏得什麽，局勢會如何改善。這賭局成本風險遠大於利益，即是廣東話所説「贏粒糖輸間廠」，我想不明白爲何會有人願意下注賭。

當然，看到這裏，又會有人批評說「除了這些方法以外，就沒有其他方法了。你說這麽多爲何你又不提出方法來？」首先，連局勢都未分析妥當，提方法來有什麽用？還未對症就胡亂下藥，這些「藥方」不毒死自己也會轉移自己的視綫，妨礙治療進程：現在首要任務是弄清楚病在什麽地方。第二，世界上有件事叫做軍事機密。好方法是隨便向世人公佈，生怕對手沒有時間做準備是不是？連對現實的基本認識都沒有，還談什麽方法、策略？第三，衹要不要二元對立，非我即敵，看清楚文章裏面的分析，我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綫索去説明方法在什麽地方。

George Orwell說過以下這段話：

The point is that we are all capable of believing things which we know to be untrue, and then, when we are finally proved wrong, impudently twisting the facts so as to show that we were right. Intellectually, it is possible to carry on this process for an indefinite time: the only check on it is that sooner or later a false belief bumps up against solid reality, usually on a battlefield … To see what is in front of one’s nose needs a constant struggle.

我們都應好好反思一下。到真的要上戰場時才想通就是太遲了。

何須「石破天驚」

Chess Boxing. Via Wiki Commons

回應新健筆陳凱文對北京就政改問題可有「石破天驚」安排的疑問。我簡單的答案是：有異樣大動作的機會很微。再詳細一點，何須？

引起健筆疑問的源頭，是程翔《京港關係危矣》和陳舊人《公安充港警與解散立法會的可能》兩篇文章，而陳舊人一文的源頭又是程翔之文，所以我們得先看看源頭是什麽。程翔文中對「京港關係」的論述，中央有可能作出的舉動，大多衹是臆測，説得不好聽一點就是陰謀論，沒有人可以證實對或錯，衹能用「有這個可能」去陳述一種想法。

當然，政治、軍事不是自然科學，在推測對手將會有何舉動時難以使用自然科學標準去判斷；如果真要用科學標準去推測，這就很容易造成失算，因爲人類行爲并非全然理性或按最好的路徑進行，尤其是預計到對手有相應措施後，行動就會有相應改變。因此政治與軍事行爲（和經濟行爲一樣）一般都在「次優的世界」中進行。如果打算以最優的方式行事，即是認爲這種行爲必然是最有利的行爲，就會面對上述失算而來的風險。

在這種限制之下，想要準確的預測策略形勢的變化，就必須用上大局的目光去作盤算，這就是所謂的「廟算」。利用廟算這個過程建立一套模型框架，并利用模型去作出預測，這就是策略的科學方法。假如這套模型框架和内裏假設合理，消息的作用是幫助補充和修正這套模型，但它們不能取代模型的判斷。如果模型有誤，決策者必須抛棄舊模型而建立另一套新模型。

因此，我們在這階段可以全然不理「知情人士」到底説了什麽，而他們是否真正知情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他們所説的不能幫助補充或修正模型，消息真確性也不能核實，這種「情報」就是一種噪音。再說，你又怎知道這不是對手故意發出這些消息來擾亂你的視綫，或者讓你莫名恐慌？香港這麽多因政局中「消息人士」而起的新聞，有多少次是準確的？我還在等「梁振英腰痛下臺」呢。既然這些消息衹會讓自己自亂陣腳、分散注意力，你的策略分析就不應建築於噪音之上。

明白這個原理我們就可以冷靜的分析北京對政改會有什麽舉動。對於程翔所説關於「佔領中環」的問題，考慮大局的話我們可以知道香港警務處有足夠方法應付。中央當然可以做準備了，但要說派公安下來參加清場，這可能性不大，因爲：1）兩地警隊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增加公安衹會添亂；2）香港警察亦不會滿意這種行爲，因爲唯一可以協調兩地警隊行動就衹有將指揮權交予公安。至於說戒嚴，法律明文說清楚解放軍戒嚴的條件，如果事態不是演變到暴力兼不可收拾的動亂，對付「佔領中環」根本不需要軍隊，殺雞焉用牛刀？

如是陳舊人所說解散立法會以通過政改方案，健筆文中已作出分析，說明此行動對建制派毫無好處，故此不大可能。我對此可以補充一點，要梁振英解散立法會就必須動用到政治資本，他需要游說他的親信與盟友，讓他們相信此時解散立法會能換來更大的利益，但如果親信與盟友們覺得此舉反而會讓自己蒙上失去既有利益的風險，又或者釀成更大的政治危機造成政治或金錢上的損失，甚至觸犯自己的道德價值，不論他們本來的道德情操有多低下，他們就會反對這行動。

同樣道理，考慮成本收益風險，陳凱文說中央單方面修改《基本法》也是不大可能的事。雖然在法律上中央可以這樣做，但衹要它宣佈單方面修改《基本法》，其實就是向全世界宣佈終止「一國兩制」。或者對中央來説這是長遠，最能一次過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這行徑必然會造成不安和恐懼，在中、短期會有一定程度的動盪。再者，終止「一國兩制」就代表得重新分配政治利益，親中一派失去「一國兩制」所賦予的合法性和掩護，就可能會失去香港的政治合法性，就會失去相關政治資本。對此，中央必須「論功行賞」，用上更多權位利益去滿足他們。在政局混亂之下作此事就容易引起分贓不均和眼紅，因此會引來不滿和阻力。就算中央在原則上可以這樣做，它也無必要去冒這個即時和巨大的風險。

除了風險是巨大的阻力以外，中央也不能從上述各種行動中得到額外的利益，故此缺乏激勵去採去激勵行動。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通過，對中央來説已經還是處理完政制問題，民衆不滿是意料之内。政改方案不通過，那就維持現狀，對它來説也是處理了政制問題，民衆不滿也是意料之内。中共中央的最高目標衹有有兩點：1）維持政權；2）如無必要不要增加更多動盪。政改方案通過不通過結果都是一樣，它已經立於不敗之地，爲何要另生枝節？而且，對中央來説，不通過的策略效果比通過還要好，因爲這樣它就可以歸罪於泛民，指政制上的僵局與相關社會問題完全是泛民的僵持所導致，慢慢瓦解泛民的政治號召力，又或者繼續誘導他們内鬥。不管怎樣都能置對手於死地，你想跟中央談判，這就是「談判的技巧」！

對泛民來説，通過政改方案就是違背民主原則，是死路一條；不通過就踏入上面的陷阱，不過相對於死路一條，這樣還可以有掙扎的空間，所以這是不理想場合中最好的選擇。故此，對雙方來説，「不通過政改方案」就是是次博弈的均衡點，是這場政改爭議最合理的結論，除非出現意料不到的變化，例如泛民選擇棄權，中央領導人突然瘋了，或者他們看到這篇故意逆其道而行之。在此以外，說什麽「石破天驚」的安排并沒有任何意義，這種言論唯一的作用就是製造社會恐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程翔想要的效果。

事已至此，泛民想要避過陷阱已經不可能。從提出曖昧不清的「國際標準」，到入閘方案，到一人有一個政改方案，到意圖用民意和公投決定一切開始，就注定他們必然要往陷阱裏面跳。想走出這個泥沼，除了提出向公衆提出一套正當、有效、合理的政治論述，正面的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將政治資本重新組織起來之外，我想不到還會有其他辦法。罷課是戰術行動，它不能主導策略；沒有策略視野，你有再好的的戰術行動也是無效。

現在才按著這方法去組織已經是遲了，再不改變方法的話就可以直接宣佈遊戲結束。我歡迎任何人向我發電郵提出疑問和質疑。

談政治的文化

Johannes Vermeer. The Astronomer. Wiki Common

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下談政治真的很累（我相信其他地方，例如臺灣和大陸，甚至美國的政治討論也是一樣糾纏不休，衹不過在西方國家討論氣氛會較爲好一點）。每天看到的評論，不論是傳統媒體和網上的，大多千篇一律，大多分析欠奉。這種文章，不外乎是向已有既定立場的人說既定立場，讀的人衹要認同就讚不絕口，不認同就直接送十數頂帽子給作者，就算有十個頭也不能全數戴上。文中的論點，作者到底說了什麽，提出了什麽證據和論述，很自然就完全被忽視。讀者既然不看分析，作者也就不會提供分析，於是剩下來的大多都是無甚内容的次貨，經濟學稱這種現象爲「檸檬市場」。

看文章需要時間，這就會有機會成本，用了時間看這篇就不能用同樣的時間看那篇。所以我看文章的時候希望會看到分析、論據，這樣時間才花的有價值。如果作者費筆墨要告訴我我本來就相信的，例如說「演化是真的」，但衹説「但凡有學識的都相信演化」，而不提出任何支持這個論述的有效論證，我就連用這種論述去幫助自己想清楚問題也不能。對這種文章，我實在不知道看來有何意義，更想不出花時間去看的理由。

香港的政論就充斥著這種問題。我想，形成這種風氣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缺乏質疑和容許挑戰的文化。或許應這樣說，大衆認爲挑戰政府就是絕對的公義，但衹要挑戰到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善意或惡意，都必然是不義。因此，大多數人提出任何想法之前都沒有細心想清楚自己所提倡的到底是什麽，用證據、論點去支持這種言論和想法，將這種想法說出來，衹不過是想/要求他人接受，從沒有想過讓他人提出反證質疑。所以這種政論説來説去都是在說「態度」、「取態」、「立場」、「路綫」，而不在乎説明實際問題：原來論政治的正確文體是抒情文。說得不好聽，這些文章衹不過是在傳教，又或者是作者將自己看成是挨家拍門的推銷員，每個月有一定的營業額要上報。但與這些推銷員不一樣，你不接受推銷，推銷員并不會開口罵你五毛或投共。

在這種環境下，有些人會誤以爲談態度就是談出路，慢慢形成一種想法認爲態度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環保所以反核，民主所以佔中，689所以下臺；反核到底怎樣保護環境，佔中到底怎樣取得民主，689下臺然後下一個689上臺怎麽辦，從這些言論中我們看不到答案。普通人這樣說也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是這種風氣主導輿論，於是能匯集政治資本的人也去做同樣的事，爲取悅群衆去提出極端、片面、鼓勵身份對立的「靈丹妙藥」，服一帖就百病痊愈，鬢白復黑，而不去想清楚怎樣真正的有效解決問題，提議會造成什麽負面影響。

用這樣的方法去論述民主，將「民主」或任何價值觀視爲不容置疑的教條，將所有不認同自己的人視爲敵人，這絕不是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會做的事。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充其量衹是在追求選舉民主，情況稍微不理想，就演變成納粹、共黨式清洗和鬥爭，離預期中的民主相距甚遠。要記住一點，對當時的希特拉來説，他組織納粹黨也是爲了「抗爭」、「抗命」、「對抗不公不義」。面對極權專制的橫蠻，站起與之抗衡是正常不過而且也是應該做的事，但重點不是「抗」，你不能說衹要對抗就必然和自動是對的，你還需要提出正當的論述去支持你的行爲去説服大衆，觀察社會的問題并詳細的分析之，用道理去説服人，讓人知道爲何這是正確的出路，讓人提出疑問并藉此修正自己原先的想法。這才是審議式民主的真正意義。

如果你認爲抗命是一種權利，那在行使這權利的同時也請記得你有對等的義務。

聆聽水聲

作者: 山中

看到民主黨聲稱會發動「佔中」（最新消息說「不會提早自行佔中」），與此同時朱耀明又說「（政改）方案遠離國際標準，他們就會佔中」，但「要走進所有對話談判的路」，又在另一廂，學聯認爲「否定公民提名…就是佔中的好時機」。如此説來，「佔中」，跟「國際標準」一樣，都是採用了「九二共識」，「各表一中」原則，即是「一個佔中，各自表述」。「佔中」和「國際標準」到底有什麽内容，目標是什麽，策略要怎樣推進，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想法，就連佔中發起人也說不得準。既然大家都說不得準，於是就傾向佔了才說，到底會有什麽效果，還是佔了才說吧。

沒有策略已經是一個大問題，但「佔中」就連戰術都欠缺：水源糧食補給、打算駐扎多久、癱瘓還是不癱瘓、如何避免清場、在各自表述之下如何控制場面等等全都沒有確定，這樣子「佔中」，頂多就是佔據道德光環，無助於實事。而且，四五幫人各自爲政互不想讓，都想藉此爲自己的黨派佔上風。如此多折騰幾次，整個行動就會四分五裂，北京看在眼裏想必已經笑掉了下巴。

要佔據道德光環，以爲自己是真理所以必勝，所以說什麽做什麽都是正確，這樣就會忽視實際的問題，看不到眼前需要克服的障礙，自然就不會去想辦法解決問題。譴責警員是何等意氣激昂！但回到現實，你能讓警員不接受指揮調動嗎？不能，那挑起對警員的仇恨和對立到底對自己有何好處？讓他們也仇視你，然後揍你時多打兩拳？浪費時間和精力去做傷害自己，無益他人之事，除了宣泄一時意氣，使自己的思想更封閉外，我想不到這種行爲還會有什麽作用。要抨擊警員，不如多花時間去攻擊制度，向所有人說清楚制度是如何踐踏自由。現在難得有這個舞臺和機會，卻不去好好利用，這是什麽原因？

要向專制爭取自由、民主，這可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社運、遊行、上街、談判所能完成的事。不去考慮全盤形勢，你就不能看清機會攻擊對方致命之處。四分五裂，就如手不聽臂，臂不服肩，屁股充當腦袋；身體不能協調，你就算看到對手露出破綻你也不能趁虛而入。現在與其說什麽「提前佔中」（佔中有食用日期？），不如冷卻一下頭腦，花時間看清局勢，然後重新組織，整合手頭的政治資本發揮最大效果。過往的錯誤還沒有矯正，就要急忙作下一步行動，盲目下子衹會卡死自己的棋路。「國際標準」、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談判，經歷過這麽就久的泥漿式思考，早就已經成爲一個死結（而且我早就提出警告），越不儘早拆解往下就越難解。再繼續錯下去，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

除了認清形勢、有效組織和展示作爲政治人物的魄力和擔當外，其他一切都是旁枝末節。戰術需要配合策略而行，缺少了策略就是戰術再好也沒用。辦事有先後輕重，次序不能倒置過來。時間對雙方是對等的。

至於耶穌説過什麽做過什麽，這種事就應當它是笑話；你花精力理它就會被噪音所牽引。如果一個人的想法完全是根據某本經書而來，你要做的並不是去告訴他「耶穌的政治觀」（他沒有政治觀，而且他認同奴隸制），而是要讓他知道他從來沒有用過腦袋進行獨立和批判式思考。

戴耀廷﹐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嘛﹖

作者：陳凱文

戴耀廷教授雖提出和平占中的構想一年有多﹐惟至今還是處於醞釀階段﹐據聞5月6日還要再辦多一次商討日﹐之後六月還有個民間公投。在這情況下﹐要鄙生在現階段表態是否支持占中﹐似乎時間尚早。當然﹐戴教授希望說服香港商界支持民主普選﹐無論從策略上還是實際需要﹐都是正確之措舉﹐但教授在日前撰寫的《香港要怎樣的資本主義》﹐談到普選未必帶來福利主義的問題時﹐恕鄙生才疏學淺﹐實在未能苟同﹐遂撰本文探討之。

《基本法》能防止福利主義﹖

首先﹐戴教授在文中提到《基本法》條文注入防止福利主義的設計﹐如第107和108條(連結)﹐列明公共財政應該量入為出﹐維持簡單低稅制。可是戴教授能否指出政府若不守這些規定﹐會有甚麼後果嘛﹖

故﹐戴教授提到的107和108﹐明顯不過是帶有指導性質的原則性條文﹐第108條第二款的寫法則更是含糊﹕「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條文只是用來「參照」二字﹔而且後面還寫明政府可「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換言之﹐先不論那個政府是否普選產生﹐它若硬要「自行立法」加大入息稅的累進比例尺﹐嚴格上連「違憲」也談不上。

請問這樣的條文﹐又怎能當作有效防止福利主義的設計呢﹖難道戴教授會認同﹐一個民選特首若不依量入為出原則﹐中央可根據《中國憲法》第89條(十七)(連結)﹐或者《基本法》第45條第一款(連結)指出特首「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所以國務院有權罷免地方官員﹐然後以特首違憲罷免他吧﹖無疑﹐中央當然是有任命罷免特首的權力﹐不過情況若然出現﹐香港定必爆發憲制危機。況且﹐叫中央罷免一個主張「派糖」的民選特首﹐這無疑是逼中央做「醜人」吧﹖

又事實上﹐香港雖然現在年年有盈餘﹐其實所謂「量入為出」原則早已蕩然無存﹐政府的盈餘多數是因為非經常性收益拉上補下而出現的。以2012-13的財政年度為例﹐香港總稅收是2,421億元(連結)﹐而總支出是3,773億﹐經營支出是3,029億(連結)﹐更不要說2003年港府在經濟低迷下曾錄得幾百億的赤字了。若果戴教授認為政府守不住「量入為出」可視作「違憲」的話﹐香港政府老早「違憲」了。

其實何謂「資本主義」﹖

其實這類原則性條文﹐在《基本法》內比比皆是﹐字眼也是頗含糊的﹐當中包含一些最根本的條文。例如《基本法》第5條(連結)﹐可說是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基石﹐可是那句「不實行社會主義」﹑「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其實也是語焉不詳的。素聞戴教授熟讀憲政學﹐日前文章的題目也談到「資本主義」一詞﹐試問條文中「社會主義」有否明確法律釋義乎﹖又何謂「資本主義」乎﹖

要說福利主義或民粹主義在港抬頭﹐現屆政府多次插手干預市場﹐宣佈限奶令﹑樓市雙辣招這些建議﹐算否違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則﹖福利主義又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最低工資本是社民主義者和工運分子的主張﹐政府最後採納並制定最低工資﹐又算否「實行社會主義」﹖回歸前沒有最低工資﹐現在又有了﹐算否違反《基本法》規定的「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因此﹐聲稱《基本法》那些字眼含糊的條文能防止福利主義抬頭﹐那便有點自欺欺人的味道了。

香港政壇的政治光譜

況且﹐商界會擔憂普選帶來福利主義抬頭﹐某程度上建基在香港各大政黨過往的立場和往績。先論建制派﹐民建聯最初是反對最低工資的﹐然後轉為支持﹐「保皇黨」立場隨時變真不是新鮮事﹔可恨的是自由黨﹐一個靠功能組別議席起家的商家黨﹐由於想轉型中間偏右﹐反對最低工資的立場最終竟然棄守。哀哉﹗當自由黨為了選舉都可以跪低之時﹐試問香港還有哪個能代表商界利益之新自由主義政黨呢﹖

至於泛民主派﹐相信戴教授應該更清楚了。本文再用最低工資為例﹐探討泛民的政經立場。據資料顯示(連結)﹐民主黨曾是一度不贊成最低工資的﹐後來主張最低工資的口號叫得比誰都響﹔印象中﹐中產型政黨的公民黨﹐在立黨之初便支持最低工資﹐至於其他走草根路線的政黨政團﹐如社民連﹑街工﹑工黨﹑職工盟﹐支持最低工資更是正常不過了。再論其他福利問題﹐標準工時﹑主張全民退保之類﹐泛民政黨立場基本一致的傾向支持。事實在在證明﹐泛民迄今為止﹐從沒一個政黨是主張新自由主義的。

戴教授在文中說要政治現實情況﹐然後談紅色資本在港影響力。然而﹐香港政團生態及其政治光譜﹐戴教授又豈可忽略不談﹖既然建制派為選票保議席﹐也可以倒戈背離商界利益﹐泛民連一個右翼政黨都沒有﹐這些都是政治現實放在眼前﹐商界如何相信普選後福利主義不會抬頭乎﹖難道戴教授想告訴大家﹐現時這些泛民政黨政團﹐在普選後會奇幻地放棄現時的社民派主張乎﹖還是普選後會令催生出一個擁抱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泛民勢力﹐最終還能成議會多數﹖若有此轉變只能說是匪而所思﹐但請問靠些甚麼﹖

怎阻止「大派福利收買人心」﹖

更弔詭的是﹐既然戴教授預料缺乏認受性的特首需靠大派福利去收買人心﹐即某程度認同「派糖」有收買人心之效吧﹖如同此理﹐一個需靠選戰贏得大位的特首﹐難道不知道「派糖」有收買人心之效乎﹖用「派糖」來吸票﹐履行「派糖」承諾以求連任﹐不正是商界擔憂民選特首會做的事嘛﹖

如何防止參選特首用「派糖」來吸票﹐才是戴教授必須正視的問題﹔現時民意支持率佔6成﹑但立場一面倒左傾的泛民主派﹐有甚麼原因會在普選後改變﹐才是戴教授必須解答的問題。

當然戴教授或許會說﹐改變是靠文中所說的「搶佔民主普選市場」吧﹖聰明的教授似乎把話說得很隱晦﹐若同情地理解沒錯的話﹐這話是暗示商界可靠政治捐獻協助心儀的候選人當選吧﹖然而﹐若政治信仰竟可因捐獻而隨意改變﹐我們似乎也把香港的政界人物說得太沒風骨了。何況﹐一個獲得大量政治捐獻的候選人﹐並不而味他能穩操勝券﹐「大派福利收買人心」的魔咒﹐教授似乎尚未拆解得了。

結語﹕稅基問題才是根本

歸根究底﹐普選會否衍生民粹主義或福利主義的問題根源﹐似乎還是源於香港稅基過份狹窄的問題。當香港的直接稅收主要來自190萬個納稅人﹐其餘近3/4的港人卻沒甚麼公共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又握有選票﹐其投票取向便很易變成「崽賣爺田不心疼」了。

是故﹐容鄙生向教授進言﹐與其列舉一些毫無約束力的《基本法》第107條和第108條說事﹐或者聲稱政治捐獻可以影響選情﹐倒不如建議主流泛民在香港實行普選前﹐集體支持拓闊稅基﹐開徵銷售稅。只有每個擁有投票權的選民﹐明白公帑支出其實是羊毛出自羊身上之時﹐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的憂慮﹐才有破除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