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兩檢與思考能力、政治魄力的淪落

“Travellers who have passed through the U.S. government checks, but whose flight or ship has not departed, remain in the legal jurisdiction of the host country. U.S. officials may question and search travellers with the passenger’s permission, but they do not have powers of arrest (either for customs or immigration violations, or for the execution of outstanding warrants), although they can deny boarding. Local criminal laws apply, and are enforced by local officials. ” US Border Preclearance,Wikipedia

看香港一地兩檢的討論真的看到我頭痛欲裂。

先説明我不支持或反對高鐵，亦不關心一地兩檢是否會落實，我衹關心提出的論據是否正當：你要反對什麽支持什麽都好，請不要提出侮辱人智慧的謬論。

看到梁家傑的言論我衹能慨嘆堂堂一個大律師（咁大個律師）爲何淪落至此，說一些沒有基本法律常識的説話，而且連Google都不用（這點我下面再說）：

梁家傑又批評說：「如果內地公安可在西九高鐵站執法，在其他地方同樣可以，會破壞香港法律」。

一個大律師連國際法上的主權原則都不懂？一個國家的憲法是國家主權之下的法律規章制度，沒有主權這個憲法就沒有實在的用處。而主權的基本原則是排他性，即是一個主權國不容其他主權國或力量干涉它的内政或法律安排即是說，主權是絕對排除他國越境執法，不論你憲法上有沒有寫，因爲主權是任何憲法的默認前設。

那爲什麽美加可以有「一地兩檢」，容許他國「越境執法」呢？因爲主權國可以簽訂協議（即是國際條約）作出這樣的安排。協議如何在本國生效要看該國的法律制度怎樣接合國際法，有些國家國際法直接生效視作本地法律，一些國家，例如加拿大，就需要透過另外立法的方式使國際法在國内生效。

明白了這個道理一地兩檢其實很容易解決：中國政府與特區政府簽訂協議，明文訂立一地兩檢内容和權力與義務，然後各自立法執行就立刻解決問題了。《基本法》18條是說中國的法律不「自動」在香港生效，不代表你不能自行立法來達到相同效果。兩地簽訂協議，有明文約束，有機制保障，這樣就無什麽可怕的。如果像梁家騮那樣怕：「在西九站被行政拘留14日」，老實說，你的問題不是一地兩檢，而是要不要過中國海關。中國當局要行政拘留你，等你過關就是了，爲何要等高鐵一地兩檢？

以爲有了一地兩檢，内地執法人員就能在香港其他地方、場合執法就更是低級到不得了的滑坡謬論。清楚明白權利義務，中國海關衹能做協議規定的事項，而且沒有逮捕、扣留的權力，衹能處理邊境手續，那不就是不用怕什麽「越境執法了」。假如你說有了一地兩檢中國公安就可以到香港越境執法，那你是不是要問爲何美國FBI沒有到加拿大越境執法？這是不是很簡單的邏輯問題？

事實上，你衹要肯花幾分鐘時間Google一下，你就知道越境執法是多麽荒謬的僞命題。文章開始的一段就是摘自英文維基解釋美、加一地兩檢地海關人員有什麽法律限制，爲免讀者看不懂，我就把它就翻譯出來：

「旅客通過美國檢查站之時，但他的航班或船隻沒有離境，他依然是停留在本國法律管轄範圍内。美國官員可以提問或得到旅客同意時搜查他的行李，但官員沒有逮捕的權力（不論是爲了違反海關或入境條例，或是執行有效的令狀），但他們可以拒絕旅客登上航班或船隻。本國的刑事法依然適用，而法律是由本國的官員執行。」

清楚明白了？如果是不相信我或維基，讀者大可以去看加拿大Preclearance Act 原文。

當然，你依然可以繼續反對一地兩檢，你可以說北京當局不會這麽開明用法律制度規限它的權力。北京願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限制的確很難説，但你不就是希望和要求它這樣做嗎？爲何你連提都不提？假如北京願意創造這樣的機制，這對特區和中央政府關係而言就是一大進步。你不就是希望中國變得法治和開明嗎？中國變得法治和開明不是對你有好處嗎？你提出一個合理、進步的方案，它不接受不就是向人證明了問題在它身上嗎？在策略上說，如果當局要堅持通過一地兩檢，你提出這方案你衹有賺而不會有什麽損失。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爲何不做？

我會認爲，作爲民主派和在野反對派，你有責任提出一些可行而又能確實改進政制的方案出來，哪怕是丁點的改進也好。北京接不接受是一回事，但你絕不能因爲它不接受你就改變你的宗旨和原則，放棄你應有的責任，提出一些荒謬絕倫的謬論出來。你作爲一個政治領袖，不，如果你希望成爲一個政治領袖，你就要展示出你的魄力和智慧來。

很遺憾，我見不到香港有政治領袖

建制派矛盾積存日久

鄙生在上一篇文章中，點評特首梁振英主動約晤民主黨，指出政改否決過後，港府和北京暫不將泛民視作「首要矛盾」。因此，才有CY主動「破冰」之舉，透過緩和港府跟泛民，特別是温和泛民的關係，好讓他們騰出手來，處理香港現時最尖銳的「首要矛盾」。那麼，究竟在北京眼裡，現時的「首要矛盾」是甚麼？其中一個，便是建制派一直存在的內部矛盾。

CY主動約晤泛民有玄機？

繼公民黨後，特首梁振英主動約晤民主黨，並在上週二(14/7)跟民主黨六名立法會議員會面一小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有出席。今次會面原定是半小時，最後會面時間卻增至一小時。會後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回答記者提問，形容是次會面「沒有甚麼反感，大家都好坦率去傾」。

北京欲借泛民手否決政改

上星期，泛民前往深圳與京官面討論政改。會談沒有亦不可能有成果，早已是意料中事。在一般的正常情況下，不外乎是雙方重申一下立場，京官循例堅持「八三一決定」是憲制性決定，不會撤銷。之後，便是泛民議員召開記招，抨擊一下京官根本沒有誠意，大家便各自收工回家吃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中方非但沒有釋出善意，反而擺出更強硬姿態，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記招中表示﹕「以後各任長官，實施普選，都要按照『八三一』，它的效力不限於一次選舉，是長期實施」。很明顯，今次京官根本不是來遊說泛民支持政改的，而是在逼使泛民否決政改方案。

敬告D100，喬寶寶老婆有居港權

近日，一名姓肖的黑市居民獲發「行街紙」，引起網上議論之聲不絕。網絡媒體《D100》發表評論，質疑﹕「如果匿藏香港9年的無證大陸男童可獲發批居港權；那為何喬寶寶的印度籍妻子居港22年，卻不獲批居港權？」由於此說法有誤，遂撰此文以正視聽。

民主不等於聽從民意

看到柯文哲當選，然後搞什麽「全民選勞動局長」，覺得跟香港之前佔領中環（現在這個不是佔領中環，而是佔領xyz）動不動就「公投」沒有兩樣。這段日子經常看到類似句子：「政府應聽從民意；民主就是選出聽從民意的政府」，說這種話的人明顯是不明白什麽是民主，又或者説他們的民主的認識停留在古代雅典人的階段。

民主選舉不是爲了讓政府聽從民意去施政。選舉的意義是選出適合的人去組織政府執政，因爲任何政策決定都是需要相關知識和訊息，缺乏相關知識和訊息的廣大選民無辦法去判斷政策決定正當與否，所以才需要專業的代理人去作出判斷。我們不會要求法院、中央銀行、衛生部等機關聽從民意，中央銀行也不會，更不應，根據民意來決定加息或是減息。政策決定兹事體大無比複雜，擁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人也不一定能作出合理的決定，更何況人多口雜，沒有相關知識訊息的「民意」了。

民主的意義是讓人加入政治討論，透過選舉顯示出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沒有關注到的問題。選舉是用選票避免政治人物一意孤行，同時要求政治人物在做決定前充分向大衆解釋作這個決定的原因、目的和效果。因此，民主選舉的最大作用是透過公衆參與去避免倉促的政策決定，因此造成巨大的傷害和風險。再說一次，重點不是民意，而是要求政治家跟大衆理性的討論政策問題。故此，民主本身不是必然的正義，它衹不過是達到上述目標的一種組織方法，也可能是這麽多政制中比較能減少重大決策錯誤的一種。如果民主是正義，它也衹能是程序正義。

但假如大衆聽不明白政策決定的道理，又或者單純的根據個人/大衆感受、道德想法、宗教信仰、其他意識形態去參與政治討論，那麽設計再精密完善的民主制度都會失靈。想要加大民主的功能，大衆就要學會怎樣說道理，提出正當的論述和找證據。因爲大多數人沒有這種專業能力或時間去搜證和判別政策提議合理與否，所以公衆輿論需要大量公共知識分子去帶起理性討論的風氣。如果公共輿論空間謬論連篇，作者不斷根據自己的既定立場千篇一律的訴説個人/大衆感受、道德想法、宗教信仰、其他意識形態，然後將認同自己的美其名稱爲「公民覺醒」，那這個社會，不論是民主還是不民主，這個社會必定是沒救了。

遺憾的是，香港和臺灣都正走在這路上。

談政治的文化（二）

Fabius Maximus the Cunctator. Wiki Commons

之前說了一次，始終不明白爲何這麽多人喜歡玩非黑即白的遊戲。現實世界非常複雜，不是單單抛出幾個概念就能應付所有你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跟世界如何運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世界、宇宙、大自然可不會管你怎樣想。再者，就算主觀願望能夠實現，這也不代表世界會變得更美好。想「改變世界」，你需要明白世界怎樣運作，這樣你才可以知道要怎樣變，也要同時明白自己的願望是否實在，是否真正客觀的有利。如果願望不實在，純粹爲了滿足自己的願望理想而要說「變」，我想，該改變的應是「幻想主義者」自己。

要改變也需要有方法，不能以爲「行動」就必然能引起改變。行動是什麽？在街上走一轉是行動，在家中跳舞也是行動，這些行動明顯不能改變任何事。有效的行動是針對問題所在而觸發和設計的。正等於一個機關一樣，它是利用了各種自然、物理、心理的因素去形成又相連的活動，當條件充分時，例如獵物到了一個不能逃脫的位置，機關及時發動才能生效。太快或太遲都會錯失機會，過敏或者遲鈍的機關會讓獵物輕易跳脫。

這道理用在政治上也是一樣。時機未成熟而强行推出政策就是不合時宜；時機成熟了但不推出政策就是當斷不斷。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1929年的大蕭條。假如不是這次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大多數人也想像不到這種政策的重要性，要在之前强行推的話大多人將無法接受，亦會面對很大阻力。所以英國社會主義者/工黨採用了Fabian policy，放棄武力革命，轉用用潛移默化的方法去改革他們的社會。

Fabian policy這詞語源自Fabius Maximus在第二次Punic War所使用的策略。當時羅馬面對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分別在Trebia和 Lake Trasimene喫了兩場前所未有的大敗仗，損失了訓練有素的部隊，全國陷於慌亂之中。鑒於在戰場上羅馬的指揮官完全不是漢尼拔的對手，再徵調兵源組成新軍隊跟漢尼拔會戰衹不過是提前送士兵去見Pluto，臨危就命的獨裁官Fabius決定避免跟漢尼拔在戰場上一較高下，而改爲防禦式戰略消耗：如果對方善於會戰，衹要不給他會戰的機會他就無計可施。

這個決定在國内上引來很大的不滿，年輕的一派認爲Fabius是保守懦弱，堅決要主動攻擊漢尼拔。以Minucius爲首的這一派趁Fabius 在承擔祭司職務不能指揮軍隊期間違反Fabius的命令對漢尼拔發動攻擊，也讓他成功逼退了敵方幾支部隊。這次戰術上的成功讓他獲得大量支持，這種政治壓力迫使Fabius分一半指揮權給他。但這次行動完全沒有戰略意義，也沒有決定性的戰果；這次行動反而讓漢尼拔看清楚羅馬方面的指揮官不和，衝動派改變了避戰的策略，渴求在戰場上僥幸一勝。對付衝動的對手可就簡單了，當Minucius所率領的羅馬軍突然發動猛攻時，漢尼拔就讓前綫部隊後退，形成戰敗的假象讓對手踏入佈置好的陷阱。羅馬士兵就在陷阱中遭到迦太基軍的屠殺，直到Fabius帶領他的半支軍隊趕入戰場才能將Minucius救出來。

現代人缺少戰爭的經驗，尤其是盛平日久，以往在戰場上用血所換來的教訓都在大衆的記憶間消失殆盡。沒有第一身經驗也不要緊，因爲學問和書本的作用就是要將這些經驗記錄下來并流傳開去，避免後人再犯同樣的錯誤。奈何我們的社會不重視歷史和學問，當我們侃侃而談政治的時候，好像嘴巴所說，腦中所想的絕不會對局勢有任何影響一樣。又或者再差一點，論者衹想到自己所提出的有無限好處，絕不存在任何風險和成本。須知道，在現實世界中任何一個行動都會有成本，做了一件事就代表不能同時做另一件事，前一個行動也可能會導致後一個行動更難實行，所以任何有效的計劃都必須要善用資源，包括金錢、人際關係、信任、政治資本和時間–很多人都忽視時機的重要性。

假如以現有的資源不能立竿見影，不能即時達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就應該用僅有的資源去營造更多資源，使自己逐漸取得優勢，而不是衹要有賭局就孤注一擲押上全副身家：後者是Minucius的做法。今天還有人叫泛民議員總辭，就是想用稀少和難以回復的資源去進行一場豪賭。輸了，就難以再有翻身之日。就算是押中了寶「贏了」，我也不知道可以贏得什麽，局勢會如何改善。這賭局成本風險遠大於利益，即是廣東話所説「贏粒糖輸間廠」，我想不明白爲何會有人願意下注賭。

當然，看到這裏，又會有人批評說「除了這些方法以外，就沒有其他方法了。你說這麽多爲何你又不提出方法來？」首先，連局勢都未分析妥當，提方法來有什麽用？還未對症就胡亂下藥，這些「藥方」不毒死自己也會轉移自己的視綫，妨礙治療進程：現在首要任務是弄清楚病在什麽地方。第二，世界上有件事叫做軍事機密。好方法是隨便向世人公佈，生怕對手沒有時間做準備是不是？連對現實的基本認識都沒有，還談什麽方法、策略？第三，衹要不要二元對立，非我即敵，看清楚文章裏面的分析，我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綫索去説明方法在什麽地方。

George Orwell說過以下這段話：

The point is that we are all capable of believing things which we know to be untrue, and then, when we are finally proved wrong, impudently twisting the facts so as to show that we were right. Intellectually, it is possible to carry on this process for an indefinite time: the only check on it is that sooner or later a false belief bumps up against solid reality, usually on a battlefield … To see what is in front of one’s nose needs a constant struggle.

我們都應好好反思一下。到真的要上戰場時才想通就是太遲了。

點解要罷課﹖

圖片攝自張潔平

在昨晚一場飯局中，有朋友反對大學生今日舉行罷課。
可是有些人在反對之前，似乎忘記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點解香港搞到要罷課﹖

何須「石破天驚」

Chess Boxing. Via Wiki Commons

回應新健筆陳凱文對北京就政改問題可有「石破天驚」安排的疑問。我簡單的答案是：有異樣大動作的機會很微。再詳細一點，何須？

引起健筆疑問的源頭，是程翔《京港關係危矣》和陳舊人《公安充港警與解散立法會的可能》兩篇文章，而陳舊人一文的源頭又是程翔之文，所以我們得先看看源頭是什麽。程翔文中對「京港關係」的論述，中央有可能作出的舉動，大多衹是臆測，説得不好聽一點就是陰謀論，沒有人可以證實對或錯，衹能用「有這個可能」去陳述一種想法。

當然，政治、軍事不是自然科學，在推測對手將會有何舉動時難以使用自然科學標準去判斷；如果真要用科學標準去推測，這就很容易造成失算，因爲人類行爲并非全然理性或按最好的路徑進行，尤其是預計到對手有相應措施後，行動就會有相應改變。因此政治與軍事行爲（和經濟行爲一樣）一般都在「次優的世界」中進行。如果打算以最優的方式行事，即是認爲這種行爲必然是最有利的行爲，就會面對上述失算而來的風險。

在這種限制之下，想要準確的預測策略形勢的變化，就必須用上大局的目光去作盤算，這就是所謂的「廟算」。利用廟算這個過程建立一套模型框架，并利用模型去作出預測，這就是策略的科學方法。假如這套模型框架和内裏假設合理，消息的作用是幫助補充和修正這套模型，但它們不能取代模型的判斷。如果模型有誤，決策者必須抛棄舊模型而建立另一套新模型。

因此，我們在這階段可以全然不理「知情人士」到底説了什麽，而他們是否真正知情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他們所説的不能幫助補充或修正模型，消息真確性也不能核實，這種「情報」就是一種噪音。再說，你又怎知道這不是對手故意發出這些消息來擾亂你的視綫，或者讓你莫名恐慌？香港這麽多因政局中「消息人士」而起的新聞，有多少次是準確的？我還在等「梁振英腰痛下臺」呢。既然這些消息衹會讓自己自亂陣腳、分散注意力，你的策略分析就不應建築於噪音之上。

明白這個原理我們就可以冷靜的分析北京對政改會有什麽舉動。對於程翔所説關於「佔領中環」的問題，考慮大局的話我們可以知道香港警務處有足夠方法應付。中央當然可以做準備了，但要說派公安下來參加清場，這可能性不大，因爲：1）兩地警隊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增加公安衹會添亂；2）香港警察亦不會滿意這種行爲，因爲唯一可以協調兩地警隊行動就衹有將指揮權交予公安。至於說戒嚴，法律明文說清楚解放軍戒嚴的條件，如果事態不是演變到暴力兼不可收拾的動亂，對付「佔領中環」根本不需要軍隊，殺雞焉用牛刀？

如是陳舊人所說解散立法會以通過政改方案，健筆文中已作出分析，說明此行動對建制派毫無好處，故此不大可能。我對此可以補充一點，要梁振英解散立法會就必須動用到政治資本，他需要游說他的親信與盟友，讓他們相信此時解散立法會能換來更大的利益，但如果親信與盟友們覺得此舉反而會讓自己蒙上失去既有利益的風險，又或者釀成更大的政治危機造成政治或金錢上的損失，甚至觸犯自己的道德價值，不論他們本來的道德情操有多低下，他們就會反對這行動。

同樣道理，考慮成本收益風險，陳凱文說中央單方面修改《基本法》也是不大可能的事。雖然在法律上中央可以這樣做，但衹要它宣佈單方面修改《基本法》，其實就是向全世界宣佈終止「一國兩制」。或者對中央來説這是長遠，最能一次過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這行徑必然會造成不安和恐懼，在中、短期會有一定程度的動盪。再者，終止「一國兩制」就代表得重新分配政治利益，親中一派失去「一國兩制」所賦予的合法性和掩護，就可能會失去香港的政治合法性，就會失去相關政治資本。對此，中央必須「論功行賞」，用上更多權位利益去滿足他們。在政局混亂之下作此事就容易引起分贓不均和眼紅，因此會引來不滿和阻力。就算中央在原則上可以這樣做，它也無必要去冒這個即時和巨大的風險。

除了風險是巨大的阻力以外，中央也不能從上述各種行動中得到額外的利益，故此缺乏激勵去採去激勵行動。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通過，對中央來説已經還是處理完政制問題，民衆不滿是意料之内。政改方案不通過，那就維持現狀，對它來説也是處理了政制問題，民衆不滿也是意料之内。中共中央的最高目標衹有有兩點：1）維持政權；2）如無必要不要增加更多動盪。政改方案通過不通過結果都是一樣，它已經立於不敗之地，爲何要另生枝節？而且，對中央來説，不通過的策略效果比通過還要好，因爲這樣它就可以歸罪於泛民，指政制上的僵局與相關社會問題完全是泛民的僵持所導致，慢慢瓦解泛民的政治號召力，又或者繼續誘導他們内鬥。不管怎樣都能置對手於死地，你想跟中央談判，這就是「談判的技巧」！

對泛民來説，通過政改方案就是違背民主原則，是死路一條；不通過就踏入上面的陷阱，不過相對於死路一條，這樣還可以有掙扎的空間，所以這是不理想場合中最好的選擇。故此，對雙方來説，「不通過政改方案」就是是次博弈的均衡點，是這場政改爭議最合理的結論，除非出現意料不到的變化，例如泛民選擇棄權，中央領導人突然瘋了，或者他們看到這篇故意逆其道而行之。在此以外，說什麽「石破天驚」的安排并沒有任何意義，這種言論唯一的作用就是製造社會恐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程翔想要的效果。

事已至此，泛民想要避過陷阱已經不可能。從提出曖昧不清的「國際標準」，到入閘方案，到一人有一個政改方案，到意圖用民意和公投決定一切開始，就注定他們必然要往陷阱裏面跳。想走出這個泥沼，除了提出向公衆提出一套正當、有效、合理的政治論述，正面的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將政治資本重新組織起來之外，我想不到還會有其他辦法。罷課是戰術行動，它不能主導策略；沒有策略視野，你有再好的的戰術行動也是無效。

現在才按著這方法去組織已經是遲了，再不改變方法的話就可以直接宣佈遊戲結束。我歡迎任何人向我發電郵提出疑問和質疑。

談政治的文化

Johannes Vermeer. The Astronomer. Wiki Common

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下談政治真的很累（我相信其他地方，例如臺灣和大陸，甚至美國的政治討論也是一樣糾纏不休，衹不過在西方國家討論氣氛會較爲好一點）。每天看到的評論，不論是傳統媒體和網上的，大多千篇一律，大多分析欠奉。這種文章，不外乎是向已有既定立場的人說既定立場，讀的人衹要認同就讚不絕口，不認同就直接送十數頂帽子給作者，就算有十個頭也不能全數戴上。文中的論點，作者到底說了什麽，提出了什麽證據和論述，很自然就完全被忽視。讀者既然不看分析，作者也就不會提供分析，於是剩下來的大多都是無甚内容的次貨，經濟學稱這種現象爲「檸檬市場」。

看文章需要時間，這就會有機會成本，用了時間看這篇就不能用同樣的時間看那篇。所以我看文章的時候希望會看到分析、論據，這樣時間才花的有價值。如果作者費筆墨要告訴我我本來就相信的，例如說「演化是真的」，但衹説「但凡有學識的都相信演化」，而不提出任何支持這個論述的有效論證，我就連用這種論述去幫助自己想清楚問題也不能。對這種文章，我實在不知道看來有何意義，更想不出花時間去看的理由。

香港的政論就充斥著這種問題。我想，形成這種風氣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缺乏質疑和容許挑戰的文化。或許應這樣說，大衆認爲挑戰政府就是絕對的公義，但衹要挑戰到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善意或惡意，都必然是不義。因此，大多數人提出任何想法之前都沒有細心想清楚自己所提倡的到底是什麽，用證據、論點去支持這種言論和想法，將這種想法說出來，衹不過是想/要求他人接受，從沒有想過讓他人提出反證質疑。所以這種政論説來説去都是在說「態度」、「取態」、「立場」、「路綫」，而不在乎説明實際問題：原來論政治的正確文體是抒情文。說得不好聽，這些文章衹不過是在傳教，又或者是作者將自己看成是挨家拍門的推銷員，每個月有一定的營業額要上報。但與這些推銷員不一樣，你不接受推銷，推銷員并不會開口罵你五毛或投共。

在這種環境下，有些人會誤以爲談態度就是談出路，慢慢形成一種想法認爲態度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環保所以反核，民主所以佔中，689所以下臺；反核到底怎樣保護環境，佔中到底怎樣取得民主，689下臺然後下一個689上臺怎麽辦，從這些言論中我們看不到答案。普通人這樣說也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是這種風氣主導輿論，於是能匯集政治資本的人也去做同樣的事，爲取悅群衆去提出極端、片面、鼓勵身份對立的「靈丹妙藥」，服一帖就百病痊愈，鬢白復黑，而不去想清楚怎樣真正的有效解決問題，提議會造成什麽負面影響。

用這樣的方法去論述民主，將「民主」或任何價值觀視爲不容置疑的教條，將所有不認同自己的人視爲敵人，這絕不是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會做的事。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充其量衹是在追求選舉民主，情況稍微不理想，就演變成納粹、共黨式清洗和鬥爭，離預期中的民主相距甚遠。要記住一點，對當時的希特拉來説，他組織納粹黨也是爲了「抗爭」、「抗命」、「對抗不公不義」。面對極權專制的橫蠻，站起與之抗衡是正常不過而且也是應該做的事，但重點不是「抗」，你不能說衹要對抗就必然和自動是對的，你還需要提出正當的論述去支持你的行爲去説服大衆，觀察社會的問題并詳細的分析之，用道理去説服人，讓人知道爲何這是正確的出路，讓人提出疑問并藉此修正自己原先的想法。這才是審議式民主的真正意義。

如果你認爲抗命是一種權利，那在行使這權利的同時也請記得你有對等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