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科學之間，政治應選擇科學

有兩名來自美國北德薩斯大學的哲學教授在英國衛報發表文章，論說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學的同時同樣需要哲學。科學對政策制定有何重要我想我不需多費筆墨說明，我們隨便挑一項政策都可以看到科學方法、搜證據與分析會對政策制定有何幫助，對結果有什麼影響。哲學是否重要就需要認真思考了。

舉一個例子說，假如我們要決定是否興建新的醫院，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現在的醫護人員是否足夠，人員數量增長是否足夠應付未來的需要，病人有多少，當地最需要應付什麼疾病等等。有了這些訊息與變量，我們才可以決定醫院的規模、種類、地理位置；沒有這些訊息的話政策決定就等於是任意莽為，假如這種決定「有效」，都不過是偶爾一次兩次好運氣而已，這種結果不可能重覆。

當然，利用科學而制定的政策不一定全都有效，因為政策需要面對非常複雜的問題，有很多訊息與變量在執行政策前是設想不到的，所以世界90%以上的基建工程都會超支。就算設想到，政策制定者的思維邏輯—科學稱為模型—也可能與事實有出入。出現這種問題並不代表科學無效，因為科學是一個方法，它是透過不停的驗證去改正其錯誤。利用科學方法去制定政策就能盡量的將錯誤減到最少，並讓我們從中汲取教訓。

那哲學在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繼續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的對「哲學」作出一定的定義，因為文中作者沒有任何說明，我們難以明白他們所使說的「哲學」是什麼。哲學作為一們學科，主要是探討一些思考上、概念上的問題，其中又有幾個分支，例如道德哲學、神學、形而上學、政治哲學等等。哲學與眾多哲學分支的共通點就是它們不會使用科學方法去驗證假說與結論，推論過程也缺乏證據、數據與模型：如果它會利用證據、數據與模型，用事實去嘗試推翻自己的假說來修正結論，它就會自動踏入科學的範圍而脫離哲學。

故此，哲學，跟科學不一樣，不是一個尋找事實真相的途徑，它也缺少一個可以依賴的方法去幫助我們找出事實真相。哲學所依賴的是哲學家的思考、意見與主張，他們或者會辯論，又或者會提出論述去反駁他人的論述，有些論述可以比其他論述更好更一致，但因為缺乏利用事實去驗證的過程，主意與論述不管再好，始終都只是在哲學家的腦袋裡面，不一定與事實和現實相符。故此，我們可以總結說「哲學」是一個單純的思考過程，哲學家對一些問題進行思考而得出他們的結論，但我們不能說這些思考好、壞、正確不正確，因為他們不會利用證據去測試他們的主意，這些主意/主義會造成什麼影響。所以，好、壞在哲學中是相對主觀的想法，往往是建基於個人觀感，這種問題在政治哲學中尤其嚴重。

這樣的哲學到底對政策有什麼幫助？文章兩名作者認為哲學在政策範疇中重要的原因是：1）科學可以提供決策用的訊息，但我們始終離不開政治；2）如果我們要改變我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那哲學討論需要在政策過程起中心作用；3）如果缺乏哲學討論，社會就會出現「價值觀原教旨主義」，一些思想成為教條。因為這三個原因，兩名作者認為我們應聘用更多受過哲學訓練的人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他們的工作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去問正確的問題。

對於失業的哲學系學生來說，這種建議當然是天大的好事了，但他們與哲學在現實中能怎樣的改善政策就是另一個問題了。不幸的是，兩名作者除了總結他們的原因外，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論述去論證這些原因為何合理與正確。說出「原因」之後—在缺乏論證之時，它們充其量只是作者的主觀「價值觀」—他們就轉去說為什麼現在的哲學訓練不能承擔起上面的任務，所以他們認為哲學應怎樣改變它的訓練方式。除了詮釋學（hermeneutics）、道德與操守、知識論三個「比較」具體的論點外，我們看不到作者再有任何深入的說明。所以這裡只能作者提出的「泛概念」去推想他們是什麼意思，他們假設這些概念對政策制定有什麼幫助，然後再去審核這些概念對政策制定是否真正有幫助。

先說他們的第一大原因：就算有科學我們也離不開政治。對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很「哲學」的回應：我們什麼時候離得開政治，這跟科學有什麼關係？之前已經說過，科學是找尋事實真相的方法，將科學用於政策就是去思考各種變量在現實中有什麼影響，然後我們才可以想如何改變變量與結果。社會之所以有政治爭議是因為參與爭議的人都認識科學，都利用科學與事實去進行辯論嗎？

像現在各國都出現反疫苗團體，認為疫苗引起自閉症，所以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反對疫苗強制注射。反之，科學家則利用科學研究與數據說明疫苗不會引起自閉症，自閉症是以一定的機率在一定年歲的兒童身上顯現，而因為這個年齡的兒童都開始注射疫苗，所以有些自閉症兒童的父母就得了一種錯覺，加上受害者心理，使得以為疫苗會引起自閉症。所以，科學家的政策建議是不要因為這些缺乏證據的主張而引起恐慌，現在的疫苗政策並沒有問題。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現實中有些政治爭議是因為一方缺乏與無視科學所引起的。

再說第二大原因：哲學討論需要在政策過程起中心作用以改變人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在討論這問題之前我們要承擔兩名作者沒有完成的工作，說明人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是什麼，是怎樣形成。科學在一般不太認識科學的人腦子裡往往就是「他們所認識的鐵一樣的定論」，留意，這種想法包含兩件事：1）他們所認識的；2）鐵一樣的定論。

上面已經說過，科學不是定論；科學是一種用以找尋事實真相、不斷自我修正和測試的一種方法。科學界所認同的結論—「科學理論」，例如演化論、重力理論等，往往會被視為事實（亦是事實），這是因為這些理論經過不斷測試與驗證都無法被推翻，同時它們對解釋現實中能觀察的現象有非常強的解釋與預測能力。

除了自然科學外，我們還有社會科學理論，例如經濟學訊息不完全理論、心理學各種行為理論、社會學的社會網絡理論等等，這些理論都是根據人與人類群體行為的觀察而總結出來的模型。因為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與難以觀察的心理現象，所以社會科學理論的預測能力會受一定限制，不想自然科學的那樣「正確」，因此社會科學中沒有必然的結論，說社會科學結論時都需要考慮問題的背景與條件限制。再說，像之前所說，科學是不定自我修正的，科學上找到新的發現就自然會推翻科學家舊有的想法或者是修正原來的模型，使得模型更正確、更具預測力—演化論就是根據DNA等新發現而不斷繼續發展。

所以，以為「科學就是正確」其實是不認識科學的人才有的想法。假如一般人不認識科學，對科學有錯誤的預期，解決這問題，對症下藥的方法不就是讓他們認識科學嗎？針對這問題的政策就是提高科學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公眾對科學的認識。哲學或者可以很間接的讓人認識科學，但有什麼會比直接讓人學習科學來得有效？

第三大原因：如果缺乏哲學討論，社會就會出現「價值觀原教旨主義」，價值觀變得僵化。我又得替兩名作者解釋什麼是價值觀與原教旨主義。價值觀是一些人對世界事物的一套特定看法，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價值觀，它們都是作為一套的思想觀念去影響人們的行為與看法。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資本主義，他就會相信自由市場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於是認為自由市場能解決所有經濟問題； 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共產主義，他就會相信自由市場是最壞的制度，於是認為自由市場就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基督教，他就會相信基督與他的教義是必然正義的，不信基督與他的教義就是不義，要在地獄受折磨。

這樣空談概念、談價值觀就很容易形成原教旨主義，因為接受這些想法的人已經接受了一套思想的前置假設，不會留意到自己的想法如何出錯。比如說，資本主義信徒會無條件接受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這個想法，所以自由市場必然是有效的；他們不會想像個人利益在某場合下會損害社會利益，商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欺騙大眾，又或者市場會因為事前想不到的原因而失衡—市場有效理論是錯的。同樣，共產主義信徒會認為資本家就是剝削勞動價值，否則商品的價格必然等於勞動價值；他們不會到商品的需求與供給可以在勞動價值不變時改變商品價格或者改變勞動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錯的。基督徒假設了上帝必然存在並且是去全能全知全愛，所以《聖經》上說什麼都是正義的，就算《聖經》說應殺死異教徒（Jude 5; Deuteronomy 13:6-10）。

哲學討論要如何改變這種教條式想法？或者哲學會說他們會用對話、批判式思考會更好的詮釋去解決這些問題。但問題是，假如一人已經接受了一套想法或一個想法的前置假設，比如說「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商品價格必然等於勞動價值」或「上帝必然存在」，你要怎樣哲學討論才能討論出這些想法是錯誤的？你不可能在一套封閉系統裡驗證這個系統各部，你要驗證這個系統與其部分就等得用外來的事物比較，而這就是科學的做法。

科學能很簡單的驗證上述三個思想：事實。事實上我們觀察到市場會有詐騙行為，消費者因為訊息與心理問題，很多時候並不能清楚知道他們的決定其實對他們不利。事實上我們觀察到需求與物件的稀缺會改變物件的價值，勞動價值是其中一個組成但不是全部；假如商家不考慮需求他們就無利可圖，商家無利可圖就不會去生產商品了。事實上我們觀察不到上帝為什麼必然存在，我們只觀察到宇宙存在；世界各個民族都有它們的神話故事，為什麼猶太民族的神話與神祗就是真實和正義，其他的不是？

單靠邏輯思考或者會讓某些人認識到自己的想法錯誤，但上面幾個問題都是依賴邏輯思考而來，馬克思的邏輯就是出名嚴謹的。邏輯思考需要接受某些前置假設，但你只要一接受這些前置假設你就難以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科學則是根據事實形成想法，因為事實修正想法，而不是空談想法。因為科學可以驗證一套想法的個別部分，具體如何出錯，所以研究經濟的科學家不需要推翻資本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的研究不會假設這些系統必然正確，故此他們能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對症下藥。如果出現市場失靈，像醫療一樣，那政府就需要基於公眾利益干預市場；如果干預太大影響經濟活力，如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開放市場就是合適的政策。

所以，針對作者提出的三大原因，正確的應對方法是科學教育而不是哲學。社會大眾不利用、無法利用科學參與政治討論不是科學本身的問題，而是跟他們不認識科學有關。或者這又跟政治制度敗壞有關：假如政客都被收買而保護大資本的利益，不去制定保障公眾利益的政策，這就是制度的問題了，跟科學與哲學無關。這時候所需要的是改變制度，但政治制度要怎樣變，什麼樣的制度能真正的改善政治環境，這就是政治科學的問題了。如果嘗試用政治哲學應對，這就會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提出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毫無分別，兩個世紀、兩次大戰、冷戰過後腦子還是在原地打轉。

兩名作者的論點剩下來就只有詮釋學、道德與操守、知識論。詮釋學與知識論都不是哲學所壟斷的範疇，科學本身就已經在進行這種工作。行為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透過研究而知道不同的敘事方式、話語、錯誤訊息會改變與錯誤引導人的心理與行為，因此他們會針對問題原因提出保護消費者的政策。至於知識論的問題，科學很清楚什麼是知道的，什麼是不知道的。對於不知道的，科學家會很坦白說不知道，然後去做研究。明白有什麼是不知道的，然後寫計劃去申請研究資金就是正正科學界的生態：空想在科學家是混不到飯吃的。

唯獨是在道德與操守一環上哲學或許能承擔科學所做不了的工作。一般而言，科學家會說科學論述事實，但應不應該做什麼則不是科學所關注的問題。但這個態度在幾年已經有所轉變，科學家都很關心環境問題，尤其是氣候轉變，目前他們花很多精力在教育公眾上。這是因為他們明白到事態嚴重。現在大多科學家都提倡並支持各種有助減少污染的政策，包含碳稅與碳交易。這兩種政策都是根據經濟學原理而提出的，它們又在處理酸雨的問題上確實得到成果，所以兩項都是經過科學檢驗的政策。

又或者說人權、自由等基本權利概念都是道德、價值觀、哲學的範疇，這個又是錯誤的想法。基本權利其實是社會所認為很重要的一些抽象想法，例如言論自由，它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失去這些基本權利，我們的生活質量將會大幅下降。因為這部分的生活質量下降並不能用金錢去補償（至少大部分人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不會不願意接受金錢補償），又因為它們都是抽象的想法，存不存在全賴政治環境，所以我們才會，在沒有更好的詞語下，稱它們為「價值觀」。基本權利在現實中是以政策的方式存在，（在理想中）根據現實的需要所改進，而權利的改進又會刺進經濟增長（但這關係不能倒過來看），改善社會的整體福祉。

所以，科學家可以利用科學論述道德問題：做對社會有利的事，減少痛苦，就是道德的行為和政策。什麼對社會有利，什麼是有害，這就要根據事實與觀察小心論證，然後就是利用這些結論測試與制定政策，當發現結論或政策錯誤時立刻作出修改。當然，如果問題是「為什麼對有利就是道德」，或者這些問題真要留待哲學家討論，而他們也只有討論，不能提供答案，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問正確的問題」。

我看不到哲學家如果透過哲學訓練與「問正確的問題」幫助我們制定政策，兩名哲學家作者所提的全部都跟科學或者不認識科學有關，補救方法也正正就是科學。思想什麼是道德，什麼是不道德，電車要撞死幾十人，你犧牲一個人是道德還是不道德，這些問題或者很有趣，而這麼有趣的討論應留在課堂上，而不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出現。科學家與政治家不會，更不應，花太多時間思考電車問題的道德兩難，他們會/應將心思如何透過政策與科技防止這種問題發生。

林超英的反水耕怪論

鄙生甚少撰寫關於科學的文章，一來是興趣使然，二來非科班出身，在網上科學達人也不少，無謂班門弄斧。然而，近日在facebook看到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的反水耕言論(連結)，滿腹疑惑，實感不吐不快，遂撰本文探討之。

宇宙模型的發展（一）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地球環繞太陽公轉已經成為了公認的事實，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常識」，不知道的人被認為是極端的無知，這種態度甚至「回溯」至古人，認為古人不能認知地球環繞太陽公轉是保守及不懂科學的表現。另一方面，當提及哥白尼的日心說時，卻百般的頌讚，把他提出的學說說成真理一般，哥白尼嚴然成為「正確」和「進步」的代名詞。但實際上，宇宙或太陽系模型的發展，比大部分人想像中複雜，亦比大部分人想像中精彩，古人擁抱的地心說模型並非毫不科學，哥白尼的日心說模型也不是毫無錯漏。就讓我們看一看，人類到底如何在不斷的摸索中去蕪存菁，慢慢建立正確的宇宙模型。

一切宇宙模型的開端 — 星體的行走路徑

當我們長期觀察天空時，我們首先會發現， 天空好像是一個大圓球，而我們就位於這個大圓球的正中心z，而這個球便稱為「天球」（ 雖然我們已知天球實際上並不存在，但它使用起來相當方便，故在現代形容天體的位置時依然被沿用。）。 而當我們忽略星體每天的東升西降運動後，我們會發覺天絕大部分星體看起來都固定在天球上，並不會在天球上移動。這些星星就是組成各個星座的「恆星」。而「天球+恆星」則組成了整個天空的一個大背景。但相對這個不變的大背景，有七顆星體會不斷改變自己在天球上的位置，這七顆星體分別就是太陽，月亮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行星因為太暗的關係，肉眼難以看到），在中國古代通稱為「七曜」。（這也是日本稱呼「星期X」為「Y曜日」的由來。但另一方面，中國到民國時期才開始使用「星期」。）

在這七個會移動的星體中，太陽及月球的視運動比較簡單：太陽約每365.25天由西向東環繞天球一周，所行的路徑稱為「黃道」；月球約每27.3天由西向東環繞天球一周，所行的路徑稱為「白道」。可是，其他五顆行星的視運動則複雜多了。五大行星大部分時間都是由西向東移動，這時候的視運動稱為「順行」；但在某些時候卻看似不動，稱為「留」，甚至倒著由東向西移動一段距離，這時候的視運動稱為稱為「逆行」。 以火星作例子，下圖為2003 年火星逆行前後的路徑。

基本上五顆行星都會依從著「順行 –> 留 –> 逆行 –> 留 –> 順行」的方式在天球上移動。 因此任何合格的宇宙模型都必須能解釋為何五大行星會有這種「古怪」的視運動。而第一個能解釋這種路徑的成熟模型，就是托勒密的地心說模型。

被污名化的宇宙模型  — 托勒密地心說模型

托勒密，公元前一世紀的希臘裔羅馬天文學家，長期居於埃及的希臘化城市亞歷山卓，名字雖與當時的埃及王室相同（托勒密王朝），但大概不是王族。他影響後世最深的著作是《天文學大成》，乃集當時西方天文學知識大成的巨著。它的出現甚至令當時西方世界的人基本只使用他而不再使用其他較舊的天文學著作，以致舊著作大量失傳。由此可知，《天文學大成》的影響之廣。而《天文學大成》的內容正是以地球為宇宙中心的宇宙模型。

那到底托勒密的模型如何解釋行星的逆行現象？這裡就要簡介一下兩個古天文學的概念：「本輪」及「均輪」。

在托勒密的模型中，五大行星並不是直接環繞地球作圓周運動，而是按著「本輪」作圓周運動；而這個本輪的圓心則按著「均輪」作圓周運動，間接令行星環繞地球轉動。這個本輪及均輪的組合，令行星的綜合路徑不再是簡單的圓周運動。在精確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情況下，托勒密就利用均輪及本輪的設計解釋了為何五大行星會有逆行的現象，並能用這個宇宙的模型去預測各個行星的位置。

（事實上，托勒密的模型不單能解釋行星逆行的現象，而且還能解釋行星在天球上的移動速度不一，水星及金星為何必定在太陽附近，四季的長度並非完全平均等問題，但在這就不詳細解釋了，有興趣的朋友可自行維基。）

托勒密模型的預言到底有多準確呢？這裡給出兩個事實，你就可以想象托勒密模型有多準。第一個事實是，托勒密發表了《天文學大成》後，他的學說在1300年間並沒有受到真正具意義的挑戰，千多年來的學者均是在托勒密的基礎上修正他的模型，但直至克卜勒之前，並沒有人（包括哥白尼！下一篇文章將會提及）能另闢蹊徑而在精確度上勝過托勒密模型及它的子代。第二個事實是，現代的星空星體投射器（除了完全電腦化的版本外）要模擬各行星的軌跡時，依然是使用托勒密模型的均輪本輪原理作模擬投影。

為托勒密平反 — 托勒密模型的科學性

托勒密的地心說宇宙模型是否科學？各位的第一印象應該是：「怎麼可能？它根本不對！」但這個印象是錯鋘的。托勒密的宇宙模型絕對可以稱為科學理論！因為它完全滿足「科學理論」的三大條件：可預測性，可證偽性，可重複性。

可預測性：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可以用作預測行星的運行路徑，亦可預測行星在未來的位置。事實上，在準確度要求不太高的情況下，托勒密的模型成功正確預言了各行星在其出版後超過一千年的位置。
可證偽性：托勒密的宇宙模型留有被證偽的空間，當它預測行星的位置與實際有差別時，它並沒有什麼「自圓其說」的說法；事實上，就是由於它的預測與實際有差別，才會慢慢被更能準確預測行星位置的日心說模型取代。
可重複性：不論由誰去利用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去預測行星的位置，他都會複得相同的答案。

由此可見，托勒密的地心說模型，是地地道道的科學理論。當然，它是一個已被推翻的理論，但「科學」及「正確」其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科學」只是要求理論必須合乎證據，合乎現實，而當新的證據出現而與舊理論不符時，舊理論就應該讓位給更能解釋理據的新理論，如此而已。中世紀後期的天主教會阻止日心說的發表，的確是保守的表現，但這與托勒密無關，更與托勒密模型無關，不應因此而抹殺托勒密在天文學的貢獻。

下一篇文章將會介紹日心說的出現及其相關的證據及改善過程。

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的分別

有人問道：「我在不同地方見到人文主義、人文學科兩個詞語，兩者到底有何分別？」

這是兩個不同，但又有一些關聯的概念，的確很容易讓人混淆。簡單一點解釋，如果用英語去表達，人文主義是humanism，而人文學科則是humanities。前者是對一種思想的概括，所以用到-ism，「主義」去形容；後者則是各種人文學科的總稱，而人文學科一般來説泛指哲學、藝術、歷史、文學等科目。在這一點上，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沒有交接點。

我們再來考慮它們的概念構成。人文主義的理念可以很複雜有可以很簡單，而人文主義者也可以各自作出稍微不同和側重點不一的演繹。爲了嘗試詳盡的解釋這個概念，我們分別用了《什麽是人文主義？》和《人文主義者信條》去說明它的核心意義。如果要簡單地說，人文主義就是要「提高人類社會的福祉，減少各種各樣的苦難，讓人類活得有意義」，而要達到這目的，我們需要用到大量知識，用知識去衡量各種事情的影響，繼而找出有效增加福祉的方法。也即是說，人文主義者重視科學，并將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融入到他們的生活當中。

人文學科不是科學，因爲它們都不會應用科學方法去研究某些實際現象（歷史學有些不一同，它并不是不想用，而是因爲時空的限制而不能用上）。人文學科探討的課題不一，難以一下子完美地概括它們的核心概念。如果我可以過度的簡化它們，我們可以認爲人文學科所重視的問題大多是人類如何表現一些想法和情感，因此它們所關注的并不是自然或社會的某種現象，而是人類爲在什麽場合會因爲什麽原因表達一些想法和情感，而他人面對這些想法和情感時又會有什麽感受。

就算人文學科不是科學，這并不代表人文學科對人文主義者不重要，我們可以說科學和人文學科對我們的生命有不同的影響；前者是讓我們獲得知識，後者則能讓我們明白人性是什麽。人文主義者也會關心人類和各種生物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我們也知道快樂也有客觀和主觀之分（前者是，要得到快樂必須擁有什麽，後者則是偏好問題），每個人對生命會有不同的看法，人類和生命是多樣多元的。所以我們在科學之外也需要人文學科去幫助我們思考、理解和反映人類的情感和靈性，而不是單純的用冰冷的準則去看世界。

因此，雖然人文主義者的目標并不是推廣人文學科，但我們也會鼓勵它們正面的發展；如果人文學者能學點科學那當然是更好了。缺少了科學我們就不能正確的思考事實，過分的側重人類的情感，就很容易會讓情緒和恐懼衝昏頭腦，因而形成不可挽回的重大錯誤。

再換個方法總結，人文主義是要讓社會去除迷信、不必要的恐懼和不合理的傳統，不再接受它們的束縛，使不同個人或是社會整體能充分的展示他們的能力和多樣性，并從中實現生命的意義。

什麽是理性？

看到很多人對「理性」這個概念有誤解。有些人認爲「理性」是指完美的邏輯論證；有些人認爲「理性」是完全/完美的表現；有些人認爲「理性」必然是絕對，控制人類情感云云。我不知道這些解釋是從何來，也不能確定有多少人會有這些想法，但我在這裏的目的并不是批評某些人，所以就不説明他們是誰。這篇的目的衹不過是要説明上述都不是正確的理解和應用的「理性」。換一個方法說，上述那樣理解「理性」衹會無緣無故爲它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因而讓人對它產生恐懼和抗拒。

理性這個概念其實很簡單，出發點是基於事實是什麽就說什麽。當我們運用理性去說明問題或某種現象的時候，我們需要基於事實，考慮事實與事實之間有什麽關聯，并讓事實改變我們的想法。舉個例子，地球繞著太陽轉，這是一個事實，而我們之所以知道地球是繞著太陽轉，是因爲這個想法–科學稱之爲模型–更能解釋我們所觀察到，衡量到的現象，例如retrograde motion，并能透過各種實驗和測試所印證。逐步的用事實去印證地球繞著太陽轉這個想法，我們又可以從中推出其他可能性，例如引力定律，而引力定律又可以更準確的説明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科學叫這些關於可能性的想法爲假說/假論（我喜歡用假論一詞是因爲這些想法本身也是一個模型），當假論爲嚴格的實驗和測試所印證，它們就會成爲科學事實。

根據這個邏輯，理性的想法是不去作無必要的揣測，提出立場時應該同時提出證據，而不是幻想和假設某件事情必然就是怎樣怎樣，不管這種幻想和假設有多完美，邏輯有多一致，或者如果這種幻想和假設世界會怎樣怎樣。「如果這種幻想和假設世界會怎樣怎樣」或者會是一道好問題，因爲我們與之跟事實比較，比較出來的結果或能啓發新思想，但不論怎樣，重點必然是要跟事實比較。

如果是認爲「幻想和假設有多完美/美好，邏輯天衣無縫」就以爲這想法就是真實，就是不切實際和不理性的想法。自然、宇宙、事實、社會現象不需要完美，亦不需要符合任何人的邏輯和想法。假如自然是不合邏輯的，那它就是不合邏輯，又或者是人類的能力難以完滿的理解它，不代表事實就必然或不是這樣–自然沒有責任要讓人理解它。自然美不美則是每個人的觀感角度問題，事實不會阻礙任何人的審美觀。事實上，很多科學家會覺得這樣的自然美極了。

從另一個角度想，在認識地球繞著太陽轉是事實之前，說太陽和其他星體繞著地球轉并非不理性的表現，就算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論之前，大多數人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太陽和星體在天空中移動，同時又感覺不到地面有任何活動的跡象。根據這種觀察提出地心論并不是不理性，因爲當時的科技和人類的觀察能力有它們的缺陷，但這也不代表理性有致命的缺陷。之前説過理性「是考慮事實與事實之間有什麽關聯，并讓事實改變我們的想法」，但這不代表我們的觀察就必然是事實，理性也同樣要求我們考慮清楚事實是什麽，并找出方法測試，如果我們的觀察與預想中的事實不符，我們就需要問，這是否觀察上的錯誤，或者是我們預想中的事實其實不是事實。衹有這樣子思考，我們才能獲得更多知識，科學才會有進步。

所以，理性根本就沒有任何神奇之處，也沒有暗喻某事情是絕對或完美的意思，因爲它本身就將不完全這個問題考慮進去。理性從來就沒有任何光環或對某件事情有絕對的控制權或要求某件事情必須是完美。理性與否視乎論者的論述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論點之間是否有合理的邏輯關係。當有人說某某不理性，他衹是不過在說某某思考和論述有問題，僅此而已。

E.O. Wilson 給我們的信

轉自Green Cosmos, 作者：TC Chow

專程到台灣學學文創志業參觀攝影大師杉本博司的《時光‧淬鍊‧影像》展覽。

鎮場作品是〈放電場〉，一幅巨型銀鹽攝影複印片，紀錄了高壓靜電通過底片釋放，產生如山脈河道的分形圖案，以重現雷電來表述宇宙和生命起源，展開藝術家「追溯人類精神史」的第一個環節――科學。大師在《藝術的起源》書中憶述，〈放電場〉創作過程中，曾以反覆的觀察和實驗降伏了心中的怪物，但內心仍留有晦暗，讀來和科學探索無異。

「藝術與科學本同源」，杉本博司在場刋上開宗明義地說，藝術家自古擁有解釋不可思議的技術，如達文西，十九世紀後才開始分家。在新書《給青年科學家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Scientist》大科學家及人文主義者 E.O. Wilson 亦不謀而合，認為科學家和藝術家在探索階段都是詩人，以熱情和盼望激發對題材的偏好，從求真中得到樂趣，發展出科學思維的原型。

E.O. Wilson 以廿封《信》熱心分享的科學殿堂奧妙，對大眾來說固然是神話，但科學的本身，更是「屋裡的大象」，知識人也多無視或誤解。在一段提倡科學教育的短片，明星物理教授 Brian Greene 慨嘆，

很多人將科學誤作考試後就可忘記的學科。對我來說，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思考方法、觀點，是一種和世界齧合的方式，讓人能運用理性思考及邏輯推理來明白對錯，看清周遭事物的真相。

科學不但不只是「另一個學科」，科學方法更是理解宇宙萬物的唯一途徑。雖然它並不完美，人類藉著它累積知識至今，另無它法。在第十五封信裡，E.O. Wilson 質問，「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基礎之間真的存在很大的差異嗎？」如果藝術和科學也同出一源，而宇宙現實只有一個，E.O. Wilson 挻身倡議的人文主義的信條之一就是「邏輯思考與科學方法是思考道德問題、自然與社會現象的最好方法。」

可惜，在香港傳統學制之下，理科生才讀科學，文科生以為數理基礎不全就終生無緣。很多意見領䄂、決策人因此缺乏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的認識，甚至以不懂數理為榮，更有以意識形態為本的論者將科學與科學主義霸權、功利理性、唯物主義等等以徧蓋全地混為一談。

大學即將開課，還記得那時選科是興奮無比的盛宴，往往眼闊肚窄，但吞下的自然科學盡身受用，因為它能點滴地累積，回報巨額複利。成年人在優質科普書及網上內容源源不絕的今天亦無籍口對科學無知，數學更不是問題。身為昆蟲學天才學者的 E.O. Wilson 在第二封信就鼓勵學生不要擔心數學。他自已是「數盲」，成為教授後才在哈佛和一年級生一起修微積分課，而且智商只有 123。他甚至說，太聰明的科學家反而不夠定力做重覆沉悶的研究工作，成就不一定比同事高。

當你環視廿一世紀給我們的機會和挑戰，由干細胞、納米科技，到太空旅行、核子擴散，到一切將會對生活帶來嚴峻衝擊的新事物，你會發現它們全都源自科學。如果大眾不願和科學思維齧合，就幾乎不可能達成有根據的決定。因此，為了大家都能真正參與生活文化的發展，及開展地球廿一世紀何去何從的對話，我們必須有同一程度的科學語言水平。

Brian Greene 短片的結語，比 E.O. Wilson 更語重心長。給年輕人的廿封《信》當中，有數篇以生動的孩提趣事、田野考察、進擊學術「聖杯」等科學生涯精彩片段演譯的科學真義、倫理、普世性命題，每一位現代公民都應該深讀。

文：tc，原文刋於蘋果日報 “What we are reading”

意猶未盡：

學者的責任

兩名尼日利亞巫醫。 Vi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

看到BBC介紹伊波拉，我想起沈旭暉早幾天在一篇文章中說：「伊波拉疫苗沒有出現，除了技術困難，也有成本效益考慮：當伊波拉只影響非洲，疫苗便沒有大商機，投資研究恐怕不在優先之列。西方藥廠的道德水平，在非洲早已聲名狼藉。」我不知道他有什麽證據去支持這番言論，他沒有提出來，我會懷疑他是在信口開河。

首先，伊波拉疫苗之所以沒有出現有很多可能性，最大可能就是現時醫學對這種病毒的理解和治療方法沒有重大的突破。世上有很多禍害深遠的病毒，例如愛滋病、非典型肺炎、流行性感冒等等，都沒有根治方法和預防疫苗。假如已經提出了技術問題，那就根本不用說什麽于商機、西方藥廠，這樣衹會讓人懷疑作者胡説八道，不明白科學、經濟學和現實：科技發展不單單是加大投資就能解決問題，科學家解決不了物理、生物和化學的問題，你投資多少錢都沒用。

再者，并不是沒有藥廠願意生產和研究伊波拉疫苗，兩年前就有報導指有兩家藥廠已經開始人體測試，但因爲美國國防部下令和資金遭削減停止了這方面的工作。但這不帶代表所有西方國家和藥廠都停止了伊波拉疫苗的研究，加拿大的研究人員已經成功生產出能讓猴子避免病毒感染的實驗性疫苗，并將疫苗捐贈給世界衛生組織。問題是，這款疫苗從未使用在人類身上，因爲使用疫苗就代表要接種伊波拉病毒到人身上，而科學家暫時還不能保證疫苗足夠安全。這是重要的醫學操守，最終要不要進行人體上測試并不是取決于研究資金多寡，至少我希望資金多少并不會影響到這決定。

所以，就算有人證認爲資金是一個問題，我們也得比較其他證據看哪一樣更有解釋力，哪一樣更爲優先。考慮過各種證據，我們可以說：「目前沒有疫苗防止伊波拉，主要原因是實驗性疫苗還沒有通過臨床測試，研究資金的減少或者會對研究進展有阻礙」。這樣就能清晰和中肯地説明問題，也不需將矛頭指向商機、藥廠或「資本主義」。

沈旭暉在另一篇文章亦提到：「在政府效能有限的國度，巫醫承擔醫生、律師、社工、宗教家、玄學家與地方領袖的角色，是必須的社會樞紐。何況祖傳秘方不一定沒價值，只要巫毒教有心現代化，也許和中醫一樣別有洞天。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説法，也再次讓人懷疑沈旭暉的科學知識水平。很多非洲國家的政府的確是能力有限，但這跟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科學水平有關，讓「巫醫承擔醫生、律師、社工、宗教家、玄學家與地方領袖的角色」是更糟的選擇，因爲讓巫醫掌握這麽大的影響力，他們就會宣揚迷信，控制思想，讓當地人會在愚昧之中。非洲已經有很多巫醫叫人向鬣狗獻上身體某部分（結果陽具被吃掉）、指控巫師偷竊陽具并吊死他們、巫醫割去小孩陽具等事件。迷信、不理解科學都會對巫醫自己和大衆的陽具造成極大傷害。

我們也可以說歐洲中世紀的教士和教會也曾「承擔醫生、律師、社工、宗教家、玄學家與地方領袖的角色」，但我們不會鼓勵任何社會再走中世紀那條路，反而應想辦法幫助它們現代化，但注意，不是「巫毒教現代化」。巫毒教本身就是一種因迷信思想而成的一個團體，它怎麽可能現代化呢？如果是說巫醫祖傳秘方現代化，這原則上不是問題，但所需要做的是拿出這些治療方法去進行現代醫學所要求的雙盲測試，如它能通過測試，現代醫學就會將這方法納入醫學的一部分。但留意，這也僅僅是治療方法通過測試，要巫醫的理念通過測試就幾乎是不可能，因爲叫得他做巫醫就説明他的理念不科學—這是「巫醫」的定義。

科學思維和批判式思考對我們的社會非常重要。一個教育工作者應注意他在公開場合，尤其是大衆媒體上所發表言論，他有責任用證據和正當的邏輯去支持他的論述，否則，公衆就很容易因爲他的身份而照單全收，因而得出錯誤結論。公衆有能力進行批判式思考，自行去反思和搜集證據當然是更好了，但要普及這種自發性行爲，就有賴教育工作者先行樹立一個良好榜樣。沈旭暉這兩篇文章似乎離上述這個基本要求還有一段距離。

再説什麽是人文主義

之前介紹過一次什麽是人文主義，這個概念在華人社會依然是比較陌生。其實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會用上人文主義的思想，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它就是：用道理和證據去思考一切問題，細心衡量一些想法和行爲會產生什麽影響，盡可能去做一些對自己和他人都有益之事，并將損害減到最少。

很多人無法接受對錯應根據事實而定，假如有新證據指出想法有問題就應該改變想法這一原則，或者是跟他們的背景、教育有關，接受了某種意思形態的灌輸，例如宗教教條，又或者事實和證據衝擊了他們的世界觀，爲他們帶來恐懼和不安。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中，他們要如何想是他們自己的事，但如果大多數人都不能接受現實，要用他們不切實際的想法去決定政策，這就會對其他人造成很大的傷害。

下列由英國人文主義者協會製作的短片或者可以更簡單的説明一些問題和人文主義的重要性。

怎樣衡量對錯？

如何知道什麽是真實？

什麽是生命的意義？

怎樣面對死亡？

科學中沒有「科學主義」

社會普遍對科學方法有很多誤解。因爲不明白科學所説的問題而心生畏懼和不信任，所以形成一種觀念認爲「科學非常自大」，以爲科學說它能「解答一切問題」，然後稱之爲「科學主義」。於是，凡是科學家提出某樣科學理論，不明白科學的人就可以用「科學主義」去否定他，所以就聽不到科學家所提出的證據和事實。這種概念在社會蔓延，結果將會是事實和證據都不被重視，所有爭論都衹會圍繞「對土地的關心」、「人情味」、「道德價值」、「處事態度」等等情感元素。說到底，這樣子提出某種立場衹不過爲了讓自己心裏好受，讓恐懼衝昏理智而已。

科學并不會說它能解答一切問題，事實上，如果非常極端的去想，科學甚至不會說它解答了任何問題，因爲科學方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去證明什麽是錯，而不是什麽是對。科學家的思想過程是這樣：現在有人提出一個主意，我接不接納這個主意取決于這個論述中有沒有矛盾之處，我能不能用事實推翻它；如果用盡我所知的現實都不能推翻它，在發現更多證據之前，我可以暫時說這個主意并沒有錯。

因此，科學所提出的任何結論在概念上都衹是階段性和暫時性。如果有人能提出證據推翻一個結論，科學就會接受新的結論。今天一位反轉基因食物運動者出來説明他因爲科學證據而改變立場，就是上述科學方法的最佳演繹。這原則適用於所有科學理論，牛頓的引力論被愛恩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所推翻，就是因爲科學家願意讓新發現改變他們的立場，因爲科學中沒有不變的真理。

但科學家會稱一些現象爲事實，例如物種的進化。這并不代表科學家「信奉」進化是真理，而是在現實中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去推翻進化論。另外，進化論所提出的預測一次又一次的應驗，并且能合理地接受衆多物種形成和生物變化的原因。經過多種嚴格測試都不能推翻進化這個主意，科學界就會稱呼它爲理論，而理論在科學中是具有最權威的地位，比定律、定理、原則還要崇高。

社會對科學有誤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理論這詞有歧義。普遍來説，理論這個詞帶有想法、估計的意思；一個人說「這是我的理論」，他其實是說「我對某事情有一個想法」。與之相反，科學家說理論，他們其實是在說「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推翻這個論述，而且論述有很强的預測能力，所以我們考慮科學問題是會將它看成是事實，除非有人能提出反證」。這道理適用於世界所有問題，因爲除了這方法以外，我們沒有更有效的方法。單是在腦袋裏面推想，不去看現實世界和找事實驗證，這就是空想，它并不是尋找知識的好方法。

將科學方法應用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上，例如福島事故產生輻射對附近居民的健康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我們就可以看出正反方面何者更爲準確。反核的人有沒有提出能爲科學方法所接納的證據和數據？有沒有引用專家和國際學術報告？有沒有嚴格的測試和實驗去證明他們的論述爲事實支持？還是衹能用「陰謀論」去說所有國際機構和學術界都不能信任，就反核者提出的論説就必然正確？以目前的情況看，他們全都沒有通過科學方法的測試。

反之，支持核能的人會承認輻射的確是大問題，衹不過沒有反核人士所說的那麽誇張，也不需要爲此恐慌，因爲現實中有方法應對。他們會大量引用學術報告和國際公認可靠的數據，多國專家也説明最大的健康問題是來自心理而非生理，福島附近的輻射量不比其他地方的自然背景輻射爲高。福島海水受到輻射污染，當局就可以制定監控措施去控制風險。風險在任何場合都會以一定概率出現，要有效的管理它，除了明白是什麽因素讓風險出現之外，別無更好的方法。不明白事實就不能有效的管理風險，這也是一個科學事實。

現代生活中幾乎所有事情都跟科學有關，我難以想象放棄科學會產生什麽樣的災難。那些批評「科學主義」的人又願不願意放棄使用科學所帶來的一切發明和便利？假如我們到他們家裏沒收一切科學所帶來的產品，我相信他們很快就會知道科學的重要性。與其莫名其妙的恐懼，不如去學明白科學方法是什麽一回事，衹要明白科學和根據事實改變立場，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像上面提到那位反轉基因運動者一樣，改變看法之餘更會提出一些對人類社會有實際貢獻的提議來。

鄭捷是個人問題，無知才是社會問題

臺灣和美國連續發生兩宗公衆地方連環殺人事件引來排山倒海的輿論，而輿論都集中于「社會問題」、「家庭關愛」等等，弄得每個人都煞有介事地非常關心社會。這些「社會問題」的言論其實全都出於無知，衹是爲自己的恐懼和不理解真正的問題找藉口。說這些話的人不知道何謂精神病態，更不知道它跟精神病有什麽分別，什麽「社會問題」、「家庭關愛」、「教育失敗」衹是想將問題歸咎他人，認爲自己說了要關心社會就已經占了道德高地盡了責任，就有資格去批評他人。這種心態衹不過是讓自己心裏好受，其實是半點實際作用都沒有，因爲真正的問題：如何處理精神病態，並沒有得到正視。

首先，我要再説明一點，社會和父母對這兩人的行凶都沒有責任，罪責止在行凶者本人。世上有無數凶殺案，難道獨獨是這種凶案跟社會和家庭有關？南非刀片跑手Pistorius 殺害女友，有沒有人會出來要求他的父母道歉？會不會問是什麽社會原因引致Pistorius殺人？沒有人（或衹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問，是因爲我們明白凶案是犯罪者的個人行爲，不論社會好壞、父母關懷夠不夠，世上總會有人犯罪。爲什麽無緣無故對Elliot Rodger和鄭捷的行爲採用不同標準？他們在公衆地方殺害多人，或是你對這類凶案感到驚訝和難以置信，都不是一種解釋和採用不同標準的因素，尤其是如果你明白什麽是精神病態（記住，精神病態不是精神病患；psychopathy不等於mental illness）。

雖然暫時沒有確實的診斷，Elliot Rodger和鄭捷兩人的言行舉止都符合精神病態的描述，他們都有自大、虛浮、情感流於表面和不能明白他人感受的跡象，而Elliot Rodger更是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療。根據心理學家的估計，每100個人中有1個是精神病態者，他們占了監獄人口的百分之20-30，所犯的罪行相當于整體罪行的百分之50。這個群體的危險性極高，犯罪也比一般人嚴重。再加上精神病態者非常善於捉摸人類心理，懂得用説話和個人魅力去影響他人（Rodger就是典型，警察忽視他正正就是他「彬彬有禮」：“he was able to make a very convincing story that there was no problem, that he wasn’t going to hurt himself or anyone else …”），所以一般人很難發現誰是精神病態者 。

現時的研究認爲精神病態主要是因生理因素構成。心理學和腦神經研究顯示，精神病態者腦中的杏仁核–腦袋對情緒，尤其是恐懼，作出反應的部分–較爲細小或形狀不正常，所以精神病態者不能像他人一樣感受和表露情緒。我們先假定Elliot Rodger和鄭捷兩人是精神病態者（如果不是，那我們就得用審判Pistorius的標準去考慮問題），明白精神病態是生理問題，是以一定概率出現，那麽我們怎麽可能歸咎社會和父母？難道我們要歸咎父母的基因？我們現在是活在什麽年代？

再者，提出「社會問題」和「家庭關愛」的人全都不能説明到底是什麽社會問題導致凶案，有何證據，他們怎樣知道行凶者缺乏家庭關愛。Rodger的「宣言」就說他有過一個快樂的童年，但隨之而來的是困惑和壓抑的青少年時期，他一直不能從此脫身。誰的青少年時期不是困惑和壓抑的？這不是缺乏家庭關愛的證據。一些人在成年後也會維持青少年時期的困惑、壓抑和不滿，哲學家稱這種感覺爲angst，是存在主義者的一個特徵。如果缺乏家庭關愛一説成立，那所有存在主義者都必然是缺乏家庭關愛了。要說Elliot Rodger和鄭捷行兇是因爲家庭問題，論者必須提出確實的證據。

至於社會問題，一些人總是要說是社會制度、一些對社會和政治產生不滿才會造成如此凶案。我倒想知道，臺灣的凶殺率在2010到2013年間，從3.2下降到2.0（每十萬人），這是說明了臺灣到底是一個什麽社會？

歸咎社會和父母衹是去找簡單的答案，轉移視綫好使自己好受，這樣每個人都可以突然地正氣凜然、威武非凡的去關心社會。而精神病態這種需要專業知識去理解和思考的問題就放下不管，結果整個社會就錯過認識這些問題的機會，越來越變得愚昧無知。

至於怎樣去防範精神病態者犯案，很不幸地，現時心理學和犯罪學界都苦無對策。一來是我們不願因爲某人被診斷爲精神病態者就採取法律行動，這樣會嚴重破壞法治和侵犯人權，也會加大誤診所帶來的損害。二來是如上述所言，精神病態者懂得掩飾自己，在真正犯案之前很難發現他們。要找出對策就要更充分的認識問題，社會需要更多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公衆要對精神病態有基本的知識，這樣才可以增加他們的警覺性。迷信、敵視科學，以爲「改善社會」、「家庭關愛」、「關心這片土地」等簡單和道德上不容置疑的答案能解答一切問題，其實跟掩耳盜鈴毫無分別。無知才是最迫切要面對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