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善良

有朋友説起一些人心地善良但缺乏頭腦和思考能力，既而好心做壞事的問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假如我們將句子顛倒，說「一些人缺乏頭腦和思考能力，所以經常壞事，可是他心地善良」，我們的感覺會否跟原來的一樣？兩句所表達的意思其實一樣，但聽者的則重點會不一樣。聽第一句會注重心地善良，因此做事不經大腦做壞事就好像變得可以原諒。聽第二句會著重缺乏頭腦和思考能力，心底善良是一項可以不理的描述，聽者的第一反應是「這些人都有是蠢蛋」。同樣的意思經過不同的方式表達，繼而影響人的行爲和選擇，在心理學中這稱爲「框架效應」。

假如這位朋友所説的都是社會輿論領袖，而我們基於他們心地善良，任由他們出於善意胡亂説話，而不理會那些不問善惡但費盡心思客觀地陳說利害的論者，我會認爲這是很不智的行爲。而這種行爲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中華地區，都頗爲常見。很多人單單是因爲認爲某人善良、出於善意，就不問道理、邏輯、證據接受一些論述。這些論述不斷流傳，就鮮有人會再問這些想法到底是否正當，尤其是發問者會被打成大奸大惡衹顧功利而不顧道德正義的惡人。反核、本土農業、素食主義、擁護小販、環保、支持小店等圈子都已經出現不問道理、邏輯、證據直接將相同意見者視爲善人的現象，這個現象的反面當然就是不同意見者就會被直接視爲惡人。

但道德正義與否又是怎樣判定？假如一樣行爲，例如吸煙，會導致多人死亡，我們能否用個人選擇這個理由說禁煙就是限制個人自由所以它是不正義的？又假如堅持本土傳統方法進行農作，堅持不採用新科技（例如轉基因）、機器，不作有規模企業式運作，因此出現農作產量低，農民收入低，食物衛生等問題的時候，所謂的本土農業又是否一項正義的選擇？又假如小店效益不高，不能在一定價格内提升質量或產量去服務更多顧客而需要結業，「支持小店」這個選擇又是否正義？在上述這道問題中，「支持小店」又是什麽意義？精神上的支持不會幫助小店克服市場的挑戰，支持有什麽用？還是他們想顧客不問價格與質量就一味的去光顧小店？再者，爲何小店的經營者和工作人員不應擴大規模以換得更多的利潤？爲了小而小所以就是正義？

假如正義是根據事實的好壞而定，那我們根本就不用理會這些論者是否心地善良，我們也因此不用理會他們口中所説的「仁義道德」，改爲直接考慮他們的論述是否有道理和證據支持。假如他們有道理和證據，我們就可以接納論述；如果沒有，我們就應該拒絕這些想法，或者等待更多證據再下結論。衹要我們是這麽想，心地善良與否根本無關重要，最重要的是事實和道理。史達林不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但如果他叫你不要酒後駕駛，你會否因爲他殺人無數而不接受這個論述？甘地是公認心地善良的人，你會否因爲他强逼他的侄女裸體跟他睡覺（他們沒有發生性行爲）你就跟他做同樣的事？我相信不會吧。

上面兩道問題的多數人都會得出相同結論（少數人是瘋子或者被壓抑到變得性變態），因爲事實和道理都是非常明顯。但一些需要爭辯的問題，例如核能的發展，就很容易因爲不必要的「善良」而掩蓋了決定行動，尤其是政策，所需要知道的事實和道理。因此，圍繞著「善良」而進行辯論，根本不可能幫助社會作出正確的決定。所以，我會認爲，衹有堅持事實，用道理和證據據理力爭，不以自己與朋黨的立場去決定對錯，盡力反駁錯誤思想的，才是真正心地善良的人。心地善良的讀者，他們則會不斷問問題，細心思考作者的想法論據是否無誤。良善社會的基礎，也不過是如此而已。

土地正義與學者正義

剛剛才批評雷鼎鳴惡意論述，然後又看到鄒崇銘在明報這篇文章（見圖，因爲我是在FB看到），如果我狠批雷鼎鳴而不狠批鄒崇銘，那就會顯得是我操守有問題了。

我們先不管農業政策的目標是什麽，應該用什麽框架去考慮農業政策和合理的農業政策是怎樣，現在衹考慮論者的理據是否正當和他們是基於善意或惡意去作出這翻論述。這是批判式思考過程中所必要留意的事項，凡是在考慮一番言論是否合理之前，我們需要知道論者是否誠實立論，有否歪曲論據去滿足他們的立場，這些元素會在根本上改變論述的正當性。

相對於證據不足以支持論述的問題，不誠實的罪惡更爲嚴重，因爲證據可以在討論中修正、更新，雙方亦可以爲此進行善意的辯駁，因此論者或觀衆可以根據新證據改變想法。但不誠實的論述就是提出假證據誤導群衆，使討論不能正當的進行，群衆因此受矇蔽誤導。受誤導的群眾也難以改變立場，因此而得出的公共決定，因爲從根本討論就偏離事實的關係，往往會造成大災難。

鄒崇銘這裏所犯的毛病，就正正是不誠實。這文章的重點是批評政府的農業政策「向資本傾斜」而形成「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

其實只要對農業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建議中所謂現代化、高科技農業，完全傾向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農作物的顏色無疑仍是綠的，但卻是千篇一律的單一作物（monoculture），像是工廠般大量生產廉價食物…現時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排拒新界仍普遍存在的小農耕作模式，完全不切合本土農業的實際需要。它更像是通過政策的扶持和資助，鼓勵早已扎根內地的農業資本，令內地供港菜場重新回歸香港…新政策最受注目的農業園為例，由政府斥巨資收購七八十公頃的農地，然後再投放大量基建開支。首先是將大量公帑貼往地主的口袋，繼而仍一味向農業資本傾斜。

然後他引用美國傳媒CNBC的一篇報導說外國的有呼籲鼓勵高學歷人才進入農業。可能一般人不會點入他附上的鏈結去查看這報導所提出的是否能印證他的論點（所以文章附上鏈結是非常重要），但衹要進去看看，再對比鄒崇銘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們就不難看出問題，因爲這篇報導正正是說「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是如何吸引投資者：

[Jim] Rogers is factoring the expected rise of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into his investing thesis. “Recently, I’ve been looking at agriculture stocks," Rogers said. “I’ve been excited about 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

Jim Rogers是誰？他是「量子基金」的創辦人之一，Roger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Index 的設計者，換言之，他是一位財力雄厚的資本家、金融投機者。他在訪問中并沒有像鄒崇銘一樣說要維持「小農耕作模式」，他所要做的是正正是將資本和農業結合，否則他不能“looking at agriculture stocks…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 ”「留意和尋找有回報的農業股票去購買」，他說“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可不是指去菜市場買根蔥！一個農業生產者可以上市、發售股票、吸引投資者入股，這就代表這個生產者必然是一家上市公司、有足夠龐大的資本、規模經濟、利潤空間去爲股東分紅。這正正就是鄒一文所批評的「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

我們不考慮「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是否正當的農業政策，但鄒崇銘到底是如何引用鼓勵「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的言論去批評政府的新農業政策向「向資本傾斜」？這就是文章不誠實之處，純粹爲了批評而批評，爲了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歪曲事實。

當然，說一個學者不誠實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指控，我希望鄒這次是無心之失。如此屬實，我亦希望他可以出來解釋清楚，向公衆説明他誤用了資料，并不是有心引導公衆走向一個既定結論。如能這樣做，整個社會應該會爲一個學者能夠誠實地更正錯誤而感到非常高興。如果他能解釋清楚引用爲何正當，我也會承認我的錯誤。

要記住，一個學者説話的份量跟街上隨便找個途人是絕不一樣，學者的言論可以改變公衆思維，因爲公衆會認爲他們是專家，擁有專業知識，所以更傾向相信他們。故此，學者必須爲他們的言論負責任，公衆也應用一個嚴格的標準去監視這些言論，不能照單全收，在作結論之前自己也得想想這番論述是否正確。

何謂「學」？

《天工開物》宋應星。Wiki Commons

香港的罷課有口號叫「罷課，不罷學」，罷課我們清楚是什麽，至於什麽是學，好像沒有太多人深究。在罷課活動公開講課一環中，所謂的「義教」，許寶強指根據海德格的説法，認爲學習真正的意義，「是一個『獲得回應』的過程，是面對外來陌生的東西時，我們勇於面對之，消化之…思考以往我們為何無法學習…」而我不認爲這個說法能有效的解釋什麽是「學習」。如果「學習」衹是回應陌生的東西，那重覆練習一樣動作，同一樣的技能，那麽軍隊的演習，運動員的訓練，都不是在「學習」了，因爲這些動作技能對他們來説都毫不陌生–都是已知，并可能演繹得很完美的。如果「學習」是思考以往我們為何無法學習，這就沒法説明到底「什麽是學習」。

如果我們觀察大自然，我們會發現大部分複雜的生物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好奇心，這份好奇心促使他們探索身邊的過程，讓他們認識所身處的世界。這種好奇幫助他們獵食、尋找水源、避開危險，也就是說，好奇心能幫助物種生存和繁殖下一代，所以物競天擇的過程偏好能夠探索身邊環境物種：能夠作出適當反應的，就越能在這個環境中生存下去。也因爲如此，好奇心成爲大多物種的共同特徵。

而好奇心也有負面的一面。設想有一以植物維生的動物，他對身邊的植物都非常好奇，每見一種都要吃進肚裏嘗嘗味道，我們可以想像到這物種很快就會吃到毒物而中毒身亡。同樣道理，一種動物過多的離開棲息地去探索陌生的環境，他就會面對各種各樣他無法事先得知的風險：猛獸襲擊、缺乏水源糧食、天氣變化等等，他的生命也將是非常的短暫。

因此，演化除了爲物種帶來好奇心，它亦同時讓物種面對不確定狀況時產生恐懼，藉此讓物種進行冒險探索之餘也能謹慎的面對新事物，兩者相加起來就能最大的提升物種的生存機會。人類也是一樣，雖然現代人類（智人）擁有比地球上其他物種更能思考複雜、深遠問題的思考能力—所謂的理性，利用這種能力我們可以利用證據和邏輯找出規律，因此可以利用各種方法避免或減少風險。與此同時，演化也在我們身上留下「不理性」的烙印，很多人會對不懂得、新鮮的和與自己既有想法不一樣的事物產生排斥和抗拒之心，不管這些事物在證據和邏輯上是如何真確。所以到現在依然有很多人反西醫、反科學、反疫苗、反核能、反資本主義（即反整門經濟學，而不是針對特定的經濟問題，亦不留意現代經濟學對這些問題的論述）等等。

心理學將上述這種認知錯誤稱爲「確認偏見」，有這種偏見的人會衹挑選自己中聽的論述，全然不反面證據和事實如何。從演化角度去分析，這種心理之所以出現是因爲恐懼在演化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面對不確定狀況，因恐懼保守會比冒險進取更爲有利一些。在遠古時代，一個很細小的錯誤，例如看不到猛獸在附近的樹林中，都會導致動物的死亡，所以腦袋更傾向於發出在沒猛獸的時候看到猛獸的信號：錯誤的警號比看不到猛獸更爲優勝。這也是人類很多會看到「鬼怪」，或者奧丁的容貌出現在麵包上的原因，人類的演化過程和社會活動造就了我們在不存在的規律中看見臉孔的傾向。

在遠古時代，讓恐懼蓋過理性可能是比較優勝的生存策略，但到了現代，要應付人類現代社會的問題，我們就要必須要讓理性戰勝恐懼，充分的利用科學思維去分析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切切實實的認識現實，好讓我們知道什麽行爲對現實會產生有什麽影響，而不是想當然認爲「某事必然就是這樣，我們必然要這樣做，因爲我們信仰什麽」。確認偏見、盲目的信仰、莫名的恐懼是進步的阻力，它們會讓人漠視現實，使人作出不切實際的決定。

明白這點，我們就可以回答「何謂學習」這道問題。學習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讓我們知道什麽是現實，并我們在現實中尋找應付問題的正確辦法。世界、大自然、宇宙有一定的規律，從規律中我們可以知道什麽是不變，什麽是可變，因此我們獲得知識，知道行爲對客觀世界與什麽影響。同時，我們也要留意確認偏見，清楚知道我們的既有想法可能會有盲點，可能會跟現實不符，因此我們需要花時間精力去發先盲點并剋服之，絕不能假設自己所提出的必然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換言之，學習就是改變和改進，停滯不前，無理地固守一點的，就是沒有學習的緣故。

軍人和運動員的訓練也是一樣。通過重覆的練習和測試，他們可以發現動作和行動有什麽缺陷，什麽是可變和不可變，找出過去的錯誤，藉此提高動作和行動的效率。同時，訓練的過程和肌肉記憶也能讓他們磨掉恐懼和思想盲點對行動的限制，當面對挑戰時，他們就可以從容不迫將通過訓練所獲得的戰術知識展現出來，有效的應付當時的挑戰和危機。讓一個沒有跑過馬拉松的人去貿然參賽，他可能就在比賽初段全速往前跑，結果用盡氣力不能完成賽事；但一個飽經訓練的老手就懂得如何保全力量，知道在哪一階段發力，如何保持身體呼吸步伐的協調，這樣他才可以用最佳的時間完成賽事。也就是說，衹有「學」并不足夠，對學過的平時還要不斷的鍛煉和反思。所以有「學」就必須同時有「習」。缺少鍛煉，不管平時對所學怎麽能言善道，如何説得天花亂墜，在緊急關頭也必然是一籌莫展。

追求民主不也是如此嗎？

談政治的文化（二）

Fabius Maximus the Cunctator. Wiki Commons

之前說了一次，始終不明白爲何這麽多人喜歡玩非黑即白的遊戲。現實世界非常複雜，不是單單抛出幾個概念就能應付所有你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跟世界如何運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世界、宇宙、大自然可不會管你怎樣想。再者，就算主觀願望能夠實現，這也不代表世界會變得更美好。想「改變世界」，你需要明白世界怎樣運作，這樣你才可以知道要怎樣變，也要同時明白自己的願望是否實在，是否真正客觀的有利。如果願望不實在，純粹爲了滿足自己的願望理想而要說「變」，我想，該改變的應是「幻想主義者」自己。

要改變也需要有方法，不能以爲「行動」就必然能引起改變。行動是什麽？在街上走一轉是行動，在家中跳舞也是行動，這些行動明顯不能改變任何事。有效的行動是針對問題所在而觸發和設計的。正等於一個機關一樣，它是利用了各種自然、物理、心理的因素去形成又相連的活動，當條件充分時，例如獵物到了一個不能逃脫的位置，機關及時發動才能生效。太快或太遲都會錯失機會，過敏或者遲鈍的機關會讓獵物輕易跳脫。

這道理用在政治上也是一樣。時機未成熟而强行推出政策就是不合時宜；時機成熟了但不推出政策就是當斷不斷。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1929年的大蕭條。假如不是這次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大多數人也想像不到這種政策的重要性，要在之前强行推的話大多人將無法接受，亦會面對很大阻力。所以英國社會主義者/工黨採用了Fabian policy，放棄武力革命，轉用用潛移默化的方法去改革他們的社會。

Fabian policy這詞語源自Fabius Maximus在第二次Punic War所使用的策略。當時羅馬面對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分別在Trebia和 Lake Trasimene喫了兩場前所未有的大敗仗，損失了訓練有素的部隊，全國陷於慌亂之中。鑒於在戰場上羅馬的指揮官完全不是漢尼拔的對手，再徵調兵源組成新軍隊跟漢尼拔會戰衹不過是提前送士兵去見Pluto，臨危就命的獨裁官Fabius決定避免跟漢尼拔在戰場上一較高下，而改爲防禦式戰略消耗：如果對方善於會戰，衹要不給他會戰的機會他就無計可施。

這個決定在國内上引來很大的不滿，年輕的一派認爲Fabius是保守懦弱，堅決要主動攻擊漢尼拔。以Minucius爲首的這一派趁Fabius 在承擔祭司職務不能指揮軍隊期間違反Fabius的命令對漢尼拔發動攻擊，也讓他成功逼退了敵方幾支部隊。這次戰術上的成功讓他獲得大量支持，這種政治壓力迫使Fabius分一半指揮權給他。但這次行動完全沒有戰略意義，也沒有決定性的戰果；這次行動反而讓漢尼拔看清楚羅馬方面的指揮官不和，衝動派改變了避戰的策略，渴求在戰場上僥幸一勝。對付衝動的對手可就簡單了，當Minucius所率領的羅馬軍突然發動猛攻時，漢尼拔就讓前綫部隊後退，形成戰敗的假象讓對手踏入佈置好的陷阱。羅馬士兵就在陷阱中遭到迦太基軍的屠殺，直到Fabius帶領他的半支軍隊趕入戰場才能將Minucius救出來。

現代人缺少戰爭的經驗，尤其是盛平日久，以往在戰場上用血所換來的教訓都在大衆的記憶間消失殆盡。沒有第一身經驗也不要緊，因爲學問和書本的作用就是要將這些經驗記錄下來并流傳開去，避免後人再犯同樣的錯誤。奈何我們的社會不重視歷史和學問，當我們侃侃而談政治的時候，好像嘴巴所說，腦中所想的絕不會對局勢有任何影響一樣。又或者再差一點，論者衹想到自己所提出的有無限好處，絕不存在任何風險和成本。須知道，在現實世界中任何一個行動都會有成本，做了一件事就代表不能同時做另一件事，前一個行動也可能會導致後一個行動更難實行，所以任何有效的計劃都必須要善用資源，包括金錢、人際關係、信任、政治資本和時間–很多人都忽視時機的重要性。

假如以現有的資源不能立竿見影，不能即時達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就應該用僅有的資源去營造更多資源，使自己逐漸取得優勢，而不是衹要有賭局就孤注一擲押上全副身家：後者是Minucius的做法。今天還有人叫泛民議員總辭，就是想用稀少和難以回復的資源去進行一場豪賭。輸了，就難以再有翻身之日。就算是押中了寶「贏了」，我也不知道可以贏得什麽，局勢會如何改善。這賭局成本風險遠大於利益，即是廣東話所説「贏粒糖輸間廠」，我想不明白爲何會有人願意下注賭。

當然，看到這裏，又會有人批評說「除了這些方法以外，就沒有其他方法了。你說這麽多爲何你又不提出方法來？」首先，連局勢都未分析妥當，提方法來有什麽用？還未對症就胡亂下藥，這些「藥方」不毒死自己也會轉移自己的視綫，妨礙治療進程：現在首要任務是弄清楚病在什麽地方。第二，世界上有件事叫做軍事機密。好方法是隨便向世人公佈，生怕對手沒有時間做準備是不是？連對現實的基本認識都沒有，還談什麽方法、策略？第三，衹要不要二元對立，非我即敵，看清楚文章裏面的分析，我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綫索去説明方法在什麽地方。

George Orwell說過以下這段話：

The point is that we are all capable of believing things which we know to be untrue, and then, when we are finally proved wrong, impudently twisting the facts so as to show that we were right. Intellectually, it is possible to carry on this process for an indefinite time: the only check on it is that sooner or later a false belief bumps up against solid reality, usually on a battlefield … To see what is in front of one’s nose needs a constant struggle.

我們都應好好反思一下。到真的要上戰場時才想通就是太遲了。

何須「石破天驚」

Chess Boxing. Via Wiki Commons

回應新健筆陳凱文對北京就政改問題可有「石破天驚」安排的疑問。我簡單的答案是：有異樣大動作的機會很微。再詳細一點，何須？

引起健筆疑問的源頭，是程翔《京港關係危矣》和陳舊人《公安充港警與解散立法會的可能》兩篇文章，而陳舊人一文的源頭又是程翔之文，所以我們得先看看源頭是什麽。程翔文中對「京港關係」的論述，中央有可能作出的舉動，大多衹是臆測，説得不好聽一點就是陰謀論，沒有人可以證實對或錯，衹能用「有這個可能」去陳述一種想法。

當然，政治、軍事不是自然科學，在推測對手將會有何舉動時難以使用自然科學標準去判斷；如果真要用科學標準去推測，這就很容易造成失算，因爲人類行爲并非全然理性或按最好的路徑進行，尤其是預計到對手有相應措施後，行動就會有相應改變。因此政治與軍事行爲（和經濟行爲一樣）一般都在「次優的世界」中進行。如果打算以最優的方式行事，即是認爲這種行爲必然是最有利的行爲，就會面對上述失算而來的風險。

在這種限制之下，想要準確的預測策略形勢的變化，就必須用上大局的目光去作盤算，這就是所謂的「廟算」。利用廟算這個過程建立一套模型框架，并利用模型去作出預測，這就是策略的科學方法。假如這套模型框架和内裏假設合理，消息的作用是幫助補充和修正這套模型，但它們不能取代模型的判斷。如果模型有誤，決策者必須抛棄舊模型而建立另一套新模型。

因此，我們在這階段可以全然不理「知情人士」到底説了什麽，而他們是否真正知情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他們所説的不能幫助補充或修正模型，消息真確性也不能核實，這種「情報」就是一種噪音。再說，你又怎知道這不是對手故意發出這些消息來擾亂你的視綫，或者讓你莫名恐慌？香港這麽多因政局中「消息人士」而起的新聞，有多少次是準確的？我還在等「梁振英腰痛下臺」呢。既然這些消息衹會讓自己自亂陣腳、分散注意力，你的策略分析就不應建築於噪音之上。

明白這個原理我們就可以冷靜的分析北京對政改會有什麽舉動。對於程翔所説關於「佔領中環」的問題，考慮大局的話我們可以知道香港警務處有足夠方法應付。中央當然可以做準備了，但要說派公安下來參加清場，這可能性不大，因爲：1）兩地警隊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增加公安衹會添亂；2）香港警察亦不會滿意這種行爲，因爲唯一可以協調兩地警隊行動就衹有將指揮權交予公安。至於說戒嚴，法律明文說清楚解放軍戒嚴的條件，如果事態不是演變到暴力兼不可收拾的動亂，對付「佔領中環」根本不需要軍隊，殺雞焉用牛刀？

如是陳舊人所說解散立法會以通過政改方案，健筆文中已作出分析，說明此行動對建制派毫無好處，故此不大可能。我對此可以補充一點，要梁振英解散立法會就必須動用到政治資本，他需要游說他的親信與盟友，讓他們相信此時解散立法會能換來更大的利益，但如果親信與盟友們覺得此舉反而會讓自己蒙上失去既有利益的風險，又或者釀成更大的政治危機造成政治或金錢上的損失，甚至觸犯自己的道德價值，不論他們本來的道德情操有多低下，他們就會反對這行動。

同樣道理，考慮成本收益風險，陳凱文說中央單方面修改《基本法》也是不大可能的事。雖然在法律上中央可以這樣做，但衹要它宣佈單方面修改《基本法》，其實就是向全世界宣佈終止「一國兩制」。或者對中央來説這是長遠，最能一次過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這行徑必然會造成不安和恐懼，在中、短期會有一定程度的動盪。再者，終止「一國兩制」就代表得重新分配政治利益，親中一派失去「一國兩制」所賦予的合法性和掩護，就可能會失去香港的政治合法性，就會失去相關政治資本。對此，中央必須「論功行賞」，用上更多權位利益去滿足他們。在政局混亂之下作此事就容易引起分贓不均和眼紅，因此會引來不滿和阻力。就算中央在原則上可以這樣做，它也無必要去冒這個即時和巨大的風險。

除了風險是巨大的阻力以外，中央也不能從上述各種行動中得到額外的利益，故此缺乏激勵去採去激勵行動。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通過，對中央來説已經還是處理完政制問題，民衆不滿是意料之内。政改方案不通過，那就維持現狀，對它來説也是處理了政制問題，民衆不滿也是意料之内。中共中央的最高目標衹有有兩點：1）維持政權；2）如無必要不要增加更多動盪。政改方案通過不通過結果都是一樣，它已經立於不敗之地，爲何要另生枝節？而且，對中央來説，不通過的策略效果比通過還要好，因爲這樣它就可以歸罪於泛民，指政制上的僵局與相關社會問題完全是泛民的僵持所導致，慢慢瓦解泛民的政治號召力，又或者繼續誘導他們内鬥。不管怎樣都能置對手於死地，你想跟中央談判，這就是「談判的技巧」！

對泛民來説，通過政改方案就是違背民主原則，是死路一條；不通過就踏入上面的陷阱，不過相對於死路一條，這樣還可以有掙扎的空間，所以這是不理想場合中最好的選擇。故此，對雙方來説，「不通過政改方案」就是是次博弈的均衡點，是這場政改爭議最合理的結論，除非出現意料不到的變化，例如泛民選擇棄權，中央領導人突然瘋了，或者他們看到這篇故意逆其道而行之。在此以外，說什麽「石破天驚」的安排并沒有任何意義，這種言論唯一的作用就是製造社會恐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程翔想要的效果。

事已至此，泛民想要避過陷阱已經不可能。從提出曖昧不清的「國際標準」，到入閘方案，到一人有一個政改方案，到意圖用民意和公投決定一切開始，就注定他們必然要往陷阱裏面跳。想走出這個泥沼，除了提出向公衆提出一套正當、有效、合理的政治論述，正面的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將政治資本重新組織起來之外，我想不到還會有其他辦法。罷課是戰術行動，它不能主導策略；沒有策略視野，你有再好的的戰術行動也是無效。

現在才按著這方法去組織已經是遲了，再不改變方法的話就可以直接宣佈遊戲結束。我歡迎任何人向我發電郵提出疑問和質疑。

談政治的文化

Johannes Vermeer. The Astronomer. Wiki Common

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下談政治真的很累（我相信其他地方，例如臺灣和大陸，甚至美國的政治討論也是一樣糾纏不休，衹不過在西方國家討論氣氛會較爲好一點）。每天看到的評論，不論是傳統媒體和網上的，大多千篇一律，大多分析欠奉。這種文章，不外乎是向已有既定立場的人說既定立場，讀的人衹要認同就讚不絕口，不認同就直接送十數頂帽子給作者，就算有十個頭也不能全數戴上。文中的論點，作者到底說了什麽，提出了什麽證據和論述，很自然就完全被忽視。讀者既然不看分析，作者也就不會提供分析，於是剩下來的大多都是無甚内容的次貨，經濟學稱這種現象爲「檸檬市場」。

看文章需要時間，這就會有機會成本，用了時間看這篇就不能用同樣的時間看那篇。所以我看文章的時候希望會看到分析、論據，這樣時間才花的有價值。如果作者費筆墨要告訴我我本來就相信的，例如說「演化是真的」，但衹説「但凡有學識的都相信演化」，而不提出任何支持這個論述的有效論證，我就連用這種論述去幫助自己想清楚問題也不能。對這種文章，我實在不知道看來有何意義，更想不出花時間去看的理由。

香港的政論就充斥著這種問題。我想，形成這種風氣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缺乏質疑和容許挑戰的文化。或許應這樣說，大衆認爲挑戰政府就是絕對的公義，但衹要挑戰到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善意或惡意，都必然是不義。因此，大多數人提出任何想法之前都沒有細心想清楚自己所提倡的到底是什麽，用證據、論點去支持這種言論和想法，將這種想法說出來，衹不過是想/要求他人接受，從沒有想過讓他人提出反證質疑。所以這種政論説來説去都是在說「態度」、「取態」、「立場」、「路綫」，而不在乎説明實際問題：原來論政治的正確文體是抒情文。說得不好聽，這些文章衹不過是在傳教，又或者是作者將自己看成是挨家拍門的推銷員，每個月有一定的營業額要上報。但與這些推銷員不一樣，你不接受推銷，推銷員并不會開口罵你五毛或投共。

在這種環境下，有些人會誤以爲談態度就是談出路，慢慢形成一種想法認爲態度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環保所以反核，民主所以佔中，689所以下臺；反核到底怎樣保護環境，佔中到底怎樣取得民主，689下臺然後下一個689上臺怎麽辦，從這些言論中我們看不到答案。普通人這樣說也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是這種風氣主導輿論，於是能匯集政治資本的人也去做同樣的事，爲取悅群衆去提出極端、片面、鼓勵身份對立的「靈丹妙藥」，服一帖就百病痊愈，鬢白復黑，而不去想清楚怎樣真正的有效解決問題，提議會造成什麽負面影響。

用這樣的方法去論述民主，將「民主」或任何價值觀視爲不容置疑的教條，將所有不認同自己的人視爲敵人，這絕不是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會做的事。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充其量衹是在追求選舉民主，情況稍微不理想，就演變成納粹、共黨式清洗和鬥爭，離預期中的民主相距甚遠。要記住一點，對當時的希特拉來説，他組織納粹黨也是爲了「抗爭」、「抗命」、「對抗不公不義」。面對極權專制的橫蠻，站起與之抗衡是正常不過而且也是應該做的事，但重點不是「抗」，你不能說衹要對抗就必然和自動是對的，你還需要提出正當的論述去支持你的行爲去説服大衆，觀察社會的問題并詳細的分析之，用道理去説服人，讓人知道爲何這是正確的出路，讓人提出疑問并藉此修正自己原先的想法。這才是審議式民主的真正意義。

如果你認爲抗命是一種權利，那在行使這權利的同時也請記得你有對等的義務。

痛定思痛，汲取教訓

歌川国芳 『宮本武蔵の鯨退治』 via Wiki Common

雖然賽事還沒有正式結束，現在進入殘局階段，其實大家互有損耗，誰也將死不了誰，但我們也不妨回顧一下這將近兩年以來的開局和中局，看看民主派到底是出了什麽策略錯誤，讓自己陷於今天的泥沼之中。

對支持民主的政黨來説，他們繼續内訌，但贏不了多數人的信任更取不到任何有利的地位；對非政黨團體，例如佔領中環，他們想象中的美好圖畫完全破滅，整個「行動」（打引號是因爲他們還沒有確實的戰術行動）達不到所有預期目標。結果就是民主派自己空折騰，大量消耗自己和盟友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中央方面也不見得有任何好處，這局面證明它已經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去化解中國政治與政制上的死結，爲了維護它的地位不受挑戰，它選擇顯示「拳頭大就理大」這個政治立場。結果是誰也贏不了誰。

在策略環境上，佔領中環的出現其實加速和加劇了政黨民主派的内鬥。佔領中環作爲非政黨團體吸引大量目光，因爲民間普遍對政黨不信任或者政治冷感，這樣的組織就能迅速的吸納這種政治資本。但這樣的舉動就讓政黨很被動，因爲這代表它們將不能帶領這場民主運動，對香港群衆的號召力旁落於是他人手上。於是它們對佔領中環各自有不同反應，細小和新興的政黨立刻表示支持，并希望加快行動進程，提出「預演」之類的建議，因爲這樣它們就可以站在運動的前面，加上它們原來的政治資本較少，這種行動對它們有百利無一害。

相反，大政黨則甚爲冷淡，需要坊間不斷的詢問才會表示原則性的支持，甚至有某政黨言論說「會發動佔中」，并且堅持自己繼續走自己的路綫。這是因爲它們原來的政治資本較多，付和佔中就會將它們希望得到的領導地位拱手相讓與非政黨組織，自己衹能在一旁聽從指揮，對於大政黨來説這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這時候佔領中環和香港2020這樣的組織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利用當時的聲勢去重新組合分散在各個組織間的政治資本，衹要行動得宜作出適當的取捨，這也不會是一件太難的事。具體的方法我也向兩個組織和一些政治人物提過，但明顯的是他們都沒有聽進去。就算我提出的方法無效，衹要他們明白形勢，日後的爭執將不會這麽嚴重。重點是，這些組織都沒有把握當時的優勢，反而走政黨同樣的套路，要堅持自己的路綫。既然各自堅持自己的路綫，很自然就出現爭持不下四分五裂的局面。

佔領中環的另一個策略錯誤，就是始終想不清自己到底要做什麽去達到預期的策略目標，又或者可以說，它根本就沒有策略目標。自從行動提出以來，它一回是要癱瘓金融中心，一回又不癱瘓，一回又是「道德感召」，一回又聲言自己是「出口術」（方便非香港讀者：虛張聲勢，耍嘴皮也），一回又想跟中央談判，一回又要降低談判要求。我從旁觀察，衹能說行動組織者是誤打誤撞去到了一個自己不想獲得，也無力承擔的地位，其實根本就不想去「佔」。假如他們身邊的支持者不是被「佔中」兩個字迷著，要看出這些問題和提出改正亦不是難事，奈何整個社會衹重視表態，衹要「民主」、「佔中」就是正確無誤，不能去反思内裏的問題。

因爲佔領中環沒有明確的策略目標和爲達到這個目標而作出的相應戰術行動，在策咯–戰術這個連接點上又走錯了至少三大步：

1. 國際標準。整個概念始終是摸棱兩可，而《政治權利公約》所説的其實是一些大原則，要怎樣具體實施取決於國家的選擇，而每個國家的歷史習慣，政治穩定度，所採用的制度都不一樣，民主的原則可以相符，但一致的「國際標準」則不存在。美國的選舉制度異常落後，但沒有人會或夠膽說它不符合「國際標準」。俄羅斯不是民主國家，但它的選舉格式也可以符合「國際標準」，而且它亦使用了很多香港人所希望的公民提名，但這不代表俄羅斯就是民主國家。

   提出這樣曖昧不清的要求就是授人與柄，讓對手能夠指出你的論述很有問題，用他們的説辭去模糊大衆的視綫。不利於説服中間游離分子之餘，也不能讓己方堅定的站在同一戰綫上作戰，因爲既然模糊不清就可以讓政黨各自表述，各自提出對自己有利的選舉方案。亦即是說，提出這種概念是在幫助敵人擊散自己。

   組織者提出這樣的論述，如果不是以爲提出「國際標準」就能自動占據道德高地，從未考慮過對手如何還擊，就是太天真的緣故。如果他們不天真，這樣的論述其實是爲了下面的一個錯誤而鋪路。

2. 政黨提名。即是李柱銘「泛民入閘方案」的演變版。他剛提出就受到激烈的批評而要「收回」，但又要說就算是收回，就像「燒了一張紙一樣」，它的影響不會消失。結果這方案真的是陰魂不散，遺毒不斷。這種方案的問題在於它跟本不是在爭公平的制度，而是爲了讓某些人定義中「泛民」去競選行政長官一位。能夠決定「泛民」這個定義的，和議會選舉票數最多的政黨自然是最有利，這個「泛民」候選人一席幾乎是爲某個政黨度身訂造一樣，所以這個政黨一直堅持要政黨提名。

   這個政黨所依賴的，是假如它的候選人與親中央候選人同臺參選，選民必然會選擇「泛民」的一個。我不再評論這想法有什麽毛病，但很明顯的，其他政黨必然對此感到不滿，結果又必然是繼續大打出手，又再自相耗損。佔領中環組織者當時沒有去化解這個危機，反而附和說「如果選委是民選」用李柱銘的方案并不是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説法，因爲當要説到「公民抗命」去爭民主，任何人都會想到是要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阻礙，和採用符合現代社會需要的方法，根本就不需要拘泥提名委員會這種過時無意義的機制，所以才有公民提名的想法提出。

   因此，繼續堅持政黨提名，甚至提倡「叫價不能太高」，其實是反映了他們根本無心去爭所謂的「真普選」；他們想要的是有利於自己的「階段性勝利」，即是「袋住先」（先接受部分不合理規定，的日後再改），并希望藉此說動中央。中央當然是讓他們失望了，因爲中央不想冒險。但這也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他們在這個關節眼上積累了大量政治資本，過了這個時機就不知道什麽時候會重開這個議題，而任何熱心都會日漸冷卻的。聚集了政治資本但投放不當，他日時機再來就難以再有同樣的號召力，完全是一種浪費。

3. 方案之爭。如果要簡單的概括今次整場「民主運動」的特色，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場方案之爭，是各黨派之間在競爭讓自己的方案突圍而出，而不是向北京要求民主。槍尖對著自己人的時候遠多於對著北京的時候。這麽多方案，結果大家都將焦點放在零星而又是微枝幹末節的問題上，例如提委會人數等，又再一次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爲了這些無謂的爭執，再加上決策過程的問題，單純的以爲投票就能解決讓所有人心服口服，於是又惹來小圈子篩選方案和「被騎劫」的爭議；在嘗試化解爭端的時候有一些組織認爲是質疑這結果是背棄了佔中者決定的原則。於是乎所有組織又再次各自爲政，各自進行自己的「抗命活動」，甚至要提出比「佔中」更快的進行「佔中」。到此，佔領中環已經再無能力主導這場運動。當然，它主不主導并不重要，或者它不主導會更好，但經過一輪「行動」，它將難得凝聚起來的政治資本一次又一次的打散。

要化解上述的問題并不是很難，衹要不堅持某種形式，考慮清楚矛盾將會怎樣展現，就能想出對策去應對。想要維持民主陣營這道戰綫，最好方法就是放棄形式和方案上的紛爭，去定下在香港實施民主普選所必須要有的原則，例如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是否真的必須，原因又是什麽，而不是去指著模糊不清的「國際標準」。衹要是這樣想，組織者就會自動的向公衆提出并説明這些問題，而不是單單在幾百人的商討日中討論然後投票決定。要避免更多紛爭，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選個公開場合讓個黨派展開辯論，讓公衆根據黨派所提出的論述作選擇，讓公衆去告訴政黨背離這些原則的話就不會再受支持。要商討的應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幾百人；問題是公衆如何理解和作出適當的政治決定，而不是討論和選擇方案：前兩者才是真正的審議式民主。

事實上，上述的問題我已經向他們提過，亦開出同樣的建議。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預見的，我能看到并不是我特別聰明，衹不過是我細心去想每個行動會有什麽效果，然後想辦法去避免這些效果所帶來的風險。政治人物和運動組織者看不到，是因爲他們過於沉迷自己所提出的言論，又或者讓熱情蓋過了理性，使得運動日漸教條化。北京可是將這些都看在眼裏，并一直在想如何反應；香港政治人物有什麽弱點，在想什麽，它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你是這樣的教條化，用口號代替思考，它根本不必放你在眼内，因爲你打算做什麽，會出什麽問題都是在意料之中。相反，如果你因爲北京意料之中的決定而感覺憤怒莫名或心灰意冷，那就代表你完全沒有考慮過政治是怎樣運作，老實說，這個遊戲不適合你。

策略的原理其實跟人文主義的要旨完全沒有兩樣，宮本武藏在《五輪書‧地之卷》中爲如何學習「兵法」（在當時的語境中是指個人的武藝）歸納出下列原則：

一、不能有邪惡的心思。

二、務必要勤修苦練，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三、要廣涉才藝，戒除修煉之障礙。

四、要能認識各行各業的要旨。

五、要能辨別一切事物的得失。

六、修煉自己判斷和理解每件事的能力。

七、要洞悉肉眼看不見的事。

八、即使是瑣事也不能疏忽。

九、不做沒有意義和沒有效果的事。

要理解什麽是策略—「兵法」，并不是難事，當中沒有任何神奇和玄幻之處，衹要不視它爲奇門術數，以平常心待之，它就是一門應用科學，關鍵是願不願意理解和學習。真的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改善這個社會，所需要的并不衹是一股熱誠，還需要有正確的方法和概念，用這方法幫助自己作正確的決定。而要獲得這方法，正如學習任何學問技能一樣，除了不斷鍛煉之外，沒有其他法門。爲求勝心切而去尋求不切實際的捷徑，以爲衹要站出來就能成事，不斷的重覆「再不怎樣就中環見」、「再不怎樣就佔中」，其實都是沒有内容的夢話。上面第九點對現在尤其重要。

現今唯一辦法，就是放棄之前那種教條化想法，重新去思考整個政治局勢，然後去制定可行的策略，定下目標去營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罷課、罷教這類是吸引眼球的行動，如果學生和教員堅決要進行的話，我不會反對，但要知道，這種行動對大局不會有任何影響。如果連開局和中局的教訓都不汲取，到現在依然是以同樣的方式行事，這盤棋再繼續下都衹會走出同樣結果。

（上述的分析其實我去年整年都不停在說，所以我不浪費時間加入連結了。有興趣的話可以到《山中雜記》搜索欄中輸入「普選」、「民主」、「佔領中環」等詞，去看之前的文章。）

什麽是貧困？

來自香港統計學會：http://www.hkss.org.hk/SPC/2011-12/AwardPDF/S11-12-DP4.pdf

前言

社區組織協會日前公佈了一項有關貧困家庭居住環境的調查，由於報導中提到八成學童沒有自己書桌做功課，在網上引起一些異議。譬如陳凱文在前文提到的健吾，以及《熱血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都似乎是質疑書桌對貧困家庭學童的必要性。從今次的討論來看，我認爲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麽是貧困和扶貧政策應該達到什麽目標，我就藉這個機會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的分別

有人問道：「我在不同地方見到人文主義、人文學科兩個詞語，兩者到底有何分別？」

這是兩個不同，但又有一些關聯的概念，的確很容易讓人混淆。簡單一點解釋，如果用英語去表達，人文主義是humanism，而人文學科則是humanities。前者是對一種思想的概括，所以用到-ism，「主義」去形容；後者則是各種人文學科的總稱，而人文學科一般來説泛指哲學、藝術、歷史、文學等科目。在這一點上，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沒有交接點。

我們再來考慮它們的概念構成。人文主義的理念可以很複雜有可以很簡單，而人文主義者也可以各自作出稍微不同和側重點不一的演繹。爲了嘗試詳盡的解釋這個概念，我們分別用了《什麽是人文主義？》和《人文主義者信條》去說明它的核心意義。如果要簡單地說，人文主義就是要「提高人類社會的福祉，減少各種各樣的苦難，讓人類活得有意義」，而要達到這目的，我們需要用到大量知識，用知識去衡量各種事情的影響，繼而找出有效增加福祉的方法。也即是說，人文主義者重視科學，并將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融入到他們的生活當中。

人文學科不是科學，因爲它們都不會應用科學方法去研究某些實際現象（歷史學有些不一同，它并不是不想用，而是因爲時空的限制而不能用上）。人文學科探討的課題不一，難以一下子完美地概括它們的核心概念。如果我可以過度的簡化它們，我們可以認爲人文學科所重視的問題大多是人類如何表現一些想法和情感，因此它們所關注的并不是自然或社會的某種現象，而是人類爲在什麽場合會因爲什麽原因表達一些想法和情感，而他人面對這些想法和情感時又會有什麽感受。

就算人文學科不是科學，這并不代表人文學科對人文主義者不重要，我們可以說科學和人文學科對我們的生命有不同的影響；前者是讓我們獲得知識，後者則能讓我們明白人性是什麽。人文主義者也會關心人類和各種生物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我們也知道快樂也有客觀和主觀之分（前者是，要得到快樂必須擁有什麽，後者則是偏好問題），每個人對生命會有不同的看法，人類和生命是多樣多元的。所以我們在科學之外也需要人文學科去幫助我們思考、理解和反映人類的情感和靈性，而不是單純的用冰冷的準則去看世界。

因此，雖然人文主義者的目標并不是推廣人文學科，但我們也會鼓勵它們正面的發展；如果人文學者能學點科學那當然是更好了。缺少了科學我們就不能正確的思考事實，過分的側重人類的情感，就很容易會讓情緒和恐懼衝昏頭腦，因而形成不可挽回的重大錯誤。

再換個方法總結，人文主義是要讓社會去除迷信、不必要的恐懼和不合理的傳統，不再接受它們的束縛，使不同個人或是社會整體能充分的展示他們的能力和多樣性，并從中實現生命的意義。

什麽是理性？

看到很多人對「理性」這個概念有誤解。有些人認爲「理性」是指完美的邏輯論證；有些人認爲「理性」是完全/完美的表現；有些人認爲「理性」必然是絕對，控制人類情感云云。我不知道這些解釋是從何來，也不能確定有多少人會有這些想法，但我在這裏的目的并不是批評某些人，所以就不説明他們是誰。這篇的目的衹不過是要説明上述都不是正確的理解和應用的「理性」。換一個方法說，上述那樣理解「理性」衹會無緣無故爲它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因而讓人對它產生恐懼和抗拒。

理性這個概念其實很簡單，出發點是基於事實是什麽就說什麽。當我們運用理性去說明問題或某種現象的時候，我們需要基於事實，考慮事實與事實之間有什麽關聯，并讓事實改變我們的想法。舉個例子，地球繞著太陽轉，這是一個事實，而我們之所以知道地球是繞著太陽轉，是因爲這個想法–科學稱之爲模型–更能解釋我們所觀察到，衡量到的現象，例如retrograde motion，并能透過各種實驗和測試所印證。逐步的用事實去印證地球繞著太陽轉這個想法，我們又可以從中推出其他可能性，例如引力定律，而引力定律又可以更準確的説明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科學叫這些關於可能性的想法爲假說/假論（我喜歡用假論一詞是因爲這些想法本身也是一個模型），當假論爲嚴格的實驗和測試所印證，它們就會成爲科學事實。

根據這個邏輯，理性的想法是不去作無必要的揣測，提出立場時應該同時提出證據，而不是幻想和假設某件事情必然就是怎樣怎樣，不管這種幻想和假設有多完美，邏輯有多一致，或者如果這種幻想和假設世界會怎樣怎樣。「如果這種幻想和假設世界會怎樣怎樣」或者會是一道好問題，因爲我們與之跟事實比較，比較出來的結果或能啓發新思想，但不論怎樣，重點必然是要跟事實比較。

如果是認爲「幻想和假設有多完美/美好，邏輯天衣無縫」就以爲這想法就是真實，就是不切實際和不理性的想法。自然、宇宙、事實、社會現象不需要完美，亦不需要符合任何人的邏輯和想法。假如自然是不合邏輯的，那它就是不合邏輯，又或者是人類的能力難以完滿的理解它，不代表事實就必然或不是這樣–自然沒有責任要讓人理解它。自然美不美則是每個人的觀感角度問題，事實不會阻礙任何人的審美觀。事實上，很多科學家會覺得這樣的自然美極了。

從另一個角度想，在認識地球繞著太陽轉是事實之前，說太陽和其他星體繞著地球轉并非不理性的表現，就算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論之前，大多數人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太陽和星體在天空中移動，同時又感覺不到地面有任何活動的跡象。根據這種觀察提出地心論并不是不理性，因爲當時的科技和人類的觀察能力有它們的缺陷，但這也不代表理性有致命的缺陷。之前説過理性「是考慮事實與事實之間有什麽關聯，并讓事實改變我們的想法」，但這不代表我們的觀察就必然是事實，理性也同樣要求我們考慮清楚事實是什麽，并找出方法測試，如果我們的觀察與預想中的事實不符，我們就需要問，這是否觀察上的錯誤，或者是我們預想中的事實其實不是事實。衹有這樣子思考，我們才能獲得更多知識，科學才會有進步。

所以，理性根本就沒有任何神奇之處，也沒有暗喻某事情是絕對或完美的意思，因爲它本身就將不完全這個問題考慮進去。理性從來就沒有任何光環或對某件事情有絕對的控制權或要求某件事情必須是完美。理性與否視乎論者的論述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論點之間是否有合理的邏輯關係。當有人說某某不理性，他衹是不過在說某某思考和論述有問題，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