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李怡對李天命之批評

作者：Gengar

最近著名香港哲學家李天命博士於港大副校任命一事中，批評陳文敏及馮敬恩，因而受到公眾注目。及後，他指自己親共也敬共，但敬而遠之，並批評香港勇武派為「愚勇」的「政治bb」，只靠口水，不自量力，忽略香港要靠東江水，也忽略現今中國興旺且國力強大的事實，並且強調：「政治對決決於實力。」李怡發文批評，從中國哲學角度出發，指李天命的「實利哲學」只講實利不講公義，引述孔子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反指政治重視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即使「概率是0」，也應該「只問對錯不問得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此「政治bb」應被給予更多的鼓勵和敬意。

我並非李天命粉絲，雖欣賞其人生哲學，但對其更聞名香江的思考方法，以及其哲學學問的深度，皆並不欣賞，認為只是皮毛（李博士的書迷，抱歉，那只是大學一年級基本教材，不過是他用武俠的詞彙包裝得很了不起。），不過也要說句公道話：李怡的批評，實在既非公允，又極淺薄。

首先，李天命從未指出政治應不講公義，而是說一場政治對決是決於實力，這點只是常識，和公義無關。警察對決劫匪，也是決於實力，難道指出這點就是說警察不是公義？如果只要公義就可以，為甚麼警隊要特殊部隊，裝備衝鋒槍、狙擊槍等裝備？為甚麼不用拳頭大戰劫匪的AK-47？反正不問得失對吧？李天命只是指出一個根本事實：勇武派並無大局觀。

政治哲學中，素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論爭，前者有康德、羅爾斯等人，後者有霍布斯、福山等人。雙方都是追求公義的，於哲學史中亦從未停止深刻的互相影響（從中亦可見哲學家先理解後批評的風範），只是對現實環境的重視程度、處理方法不同。如果認為一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就駁倒了現實主義，那就和在心靈哲學中的唯心與唯物主義之爭中，只對唯物主義者說一句「你忽視愛」就當解決了千年哲學問題一樣，既膚淺又荒唐可笑，不但出賣話者學養，也顯出話者出於門戶的淺見，說是「哲學」的話則更是笑話一個。

先不論李怡對李天命的批評是否公允，就算公允，那也只是立場間的互罵而已。李天命說勇武政治bb叫愚勇，他就倒過來說這叫可敬，但假定概率是0的話，他也是「不反對」以至「默認」李天命的主要論述，也就是政治bb完全沒能為他自己口中的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做點甚麼事。這樣子的爭論，到頭來和李天命只是各說各話。李天命評勇武政治bb，論據是說(1)他們只有口水而無像抗日烈士的犧牲之勇，而且(2)會使香港社會面對無法承受的惡果：東江截水。李天命的觀點對或錯是一回事，但要真正駁倒李天命，只能指出(1)抗爭人士的真心誠意而非口水，以及(2)一條具體、有效與可行的爭取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的路線，而不是高呼一種死士的精神勝利法。

為甚麼佔中無法爭取廣大支持？因為一群年輕人不停自封高牆下的雞蛋、光榮死士、殉道者，自以為是耶穌被釘十架。這種說法，對青少年或許還很有效，因為他們是nothing to lose，夠浪漫就好。可是，其他的普遍市民怎可能像他們一樣，願意一起「故意為審美觀而自取滅亡」？面對劫匪不夠打，你可以嘗試報警、找黑道朋友幫忙，甚至跟蹤劫匪行刺、下毒，這些都稱上「辦法」。但是，不斷高呼不夠打也要打以求一個死得光彩，然後要其他市民一起去死，不去就打上諸如「港豬」、「賣港賊」、「離地」之類的名堂（對，自己離開地球撞上天堂才叫不離地），這種殉道主義——或直接點說，失敗主義——怎麼可能換來支持，換來成功？

附：順帶一提，李怡亂從網絡引述荒誕的假資料，引希拉莉說甚麼：「從申請移民的情況看，中國90%的高官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為甚麼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其實李怡只消在google查查看，也能看到各種雜亂的資料說是希拉莉說，或是奧巴馬說，或是「一個美國人」說，但這些無一是正統媒體，全是千奇八怪的內地論壇。李怡怎麼突然又對他口中「道德敗劣」的內地人有如此「互信」？

香港通識教育的缺失

作者爲Dokitooi Mak 是一位香港中學通識科老師

「通識教育」最近在香港引起連串討論，當中多少是抽水多少是另懷目的就暫不討論了，我想利用這篇文章，討論一下香港中學學制中「通識教育」與「人文主義」、思維邏輯訓練的關係。

所謂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者協會提出以下三個定義︰一曰理性的思考；二曰懷疑的精神；三曰基於知識、邏輯、證據去作出結論。由此得知，「人文主義」與思考能力、邏輯思維的訓練無法分割。在教育上若以此為依歸，實難以做到「提高人類社會的福祉，減少各種各樣的苦難，讓人類活得有意義」。

香港在回歸初年推行教改，重頭戲是通識教育科的推行。如今文憑試已過數屆，香港學生的人文精神、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是否真的得到了提升？我想各位看倌自有公論。這裡想討論的重點是，香港中學學制中「通識教育」是否真的能實踐人文精神的理念？

當課程理念對上人文精神

打開2007年教育統籌出版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香港中學「通識教育」的理念是這樣的︰

「透過探究各類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本科所選取的單元內容主題，對學生個人、社會和世界均具有重要意義，也能幫助學生聯繫不同範疇的知識，擴闊視野。通識教育科的學習經歷可幫助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並且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宗旨則是︰

「培養學生：
●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

以此觀之，香港中學「通識教育」是將「知識」和「態度」置於首位，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的培養，對多元文化的接納反而未受到重視，敬排末座。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情況發生呢？課程指引第三頁中這樣寫︰

「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性質，有別於大學的通才教育或通識教育。本科的課程組織切合本港課程的實況，以求達到高中教育的學習宗旨。本科不需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等意識形態互相聯繫。」

原來本港中學的「通識教育」在理念和宗旨上無意聯繫人文主義或人文精神，而是轉而「幫助學生認識自己，並了解與別人、物質世界和環境的關係。」也就是說，本港的「通識教育」更看重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了解，而不是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的培養。在很大程度上說，這一門通識科充其量只是進階版的社會科、經公科，距離人文主義教育仍是遙遠得很。

既然課程宗旨已經出面問題，那麼出現以下情況，也就很自然了︰

議題為本的教學模式遇上考試文化

教改另一重頭戲就是「議題為本」的教學模式，教育學院布祖森認為「議題為本」是源自上世紀美國的進步主義，認為建立知識的途徑是通過研習重要的個人及社會議題，而非課本的內容（Nelson,1996）。通識教育科從課程設計開始，就力倡「議題為本」，市面上學校可以選用的教科書中，十之八九採用這一教學模式，用一兩個熱門議題社引子，帶領學生開始學習，中間浸入和議題有關的理論知識和考試技巧。

平心而論，「議題為本」的確令課堂環境為之一新，但是坊間教材設計，大都著眼於令學生熟習考試方式，操練答題技巧，結果教材設計、分析議題的方法千篇一律，總是離不開公開試設問的那幾道板斧︰「有什麼價值觀衝突？」「多大程度上同意？」、「有何應對建議？」等等。所謂多角度思考也變成「如何令答案寫多幾個POINT」的答題練習。教材這樣設計，老師也就這樣地教。公開試所使用的那幾種設問方式，肯定不能百分百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爭議，人文主義追求的理性思考，在這裡異化成題目操練，學生能內化到的只是答題技巧。

師資和教材的缺失

有人認為香港社會，特別是新一代往往以感覺、立場主導思考，我認為這一點和通識教育在成科時的師資問題是分不開的。

教改推行之時，香港能夠教授通識科的老師少之又少(弔詭的是，回歸前/初期在推動通識科上出力最多的是部分左派學校/老師)，相當多的學校在未有受專業訓練的通識科老師「應市」之前，大量起用教授歷史、經濟、地理、中文等比較偏用文科的老師轉教通識，生化理等理科老師卻鮮有轉型。當然，這裡不是指文科老師必定缺乏理性思考，但是與傳統理科相比，在香港教育制度下出來的文科生的確較少有練習理性思維、邏輯思考的機會。更不用說掌握「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這兩個單元的學科知識了。(反疫苗、認為太陽能公路比核能發電量更大的老師教「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這種情況比比皆是。)

即使是課程裡文科成份較多的章節，也不見得老師能夠應付得來，蓋因這些單元對社會學的要求更高，然而香港的通識老師少有社會科出身，更多的是中文、英文等專科，光光是解釋「全球化」一章中東西方冷戰對立時的意識形態，除了歷史科出身外，未曾聽有同行可以準確地解釋何為「共產主義」，頂多停留在「大家D野大家分」的層次。

那麼是不是現在經專科訓練出來通識老師能夠解決以上問題呢？以我觀察，不是。在香港有提供通識科教學專科訓練的大學裡，少有教授邏輯思維和人文精神。以本人在某大學的學習經歷來說，專科訓練的設計更看著教學活動的設計、教材的選擇等專業範疇的內容，能夠叫學員分析一下同一新聞不同傳媒的立場已經相當難得了，培養理性思維付之闕如。當然，這涉及到香港師資培訓的問題，不多延伸了。

另一方面，在選擇教材時，老師往往面對一個難題︰是為了吸引學生而選用一些有趣但邏輯缺乏的資料(如生果動新聞、懶人包)，還是堅持使用一些思辨嚴謹但乏味的教材呢？對於大部分老師而言，我相信都會選擇前者，畢竟課堂管理和學習氣氛才是他們最需要擔心的地方。如果對教材內容進行深入分析和評價，那麼又超出課程要求的範圍，更何況在現今泛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下，老師未必願意對教材中有問題的地方直斥其非。(確有不少先入行的同行進行教學分享時「強烈推薦」使用動新聞做教材，我並不贊同。)

即使是由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質素也不見得很高，第一、不少學術理論只是流於直述，欠缺解釋，學養不足的老師只能依書直說，甚至曲解。比如馬斯勞的需求層次理論，未有一本教科書能準確指出需求層次無高下優劣之分，只代表了先後次序，亦無指出馬斯勞研究對象的局限，令不少學子以為「自我實現」層次比「生理需求」層次高等，在佔領運動時冒出「佔派是高等，反佔派是下等生物」的論調來。第二、為了令學生易懂，很多理論都經過簡化，省略了前設條件和局限，這些不比維基百科準確多少的理論一旦遇到考試文化，就被學生奉為圭臬，生搬硬套。第三、教科書中採用的理論，不知道是否因為現在出版社翻譯人才緊缺，應付不了艱深的政治學典籍，絕大部分都引用香港政治人物的書籍、文章甚至是宣傳文稿，當中有多少是Advocacy journalism真是天曉得。舉個例子來說，「民主」的意義這一課題，主流採用的五間出版社中，無一本提及「權力的制衡」和「減少政策出現重大錯誤」，相反「體現市民聲音」「實踐公民價值」「推動社會公義」(偏偏沒有定義何為「公義」)、「選賢與能」等說法俯拾皆是。至於「法治」，無一例外均引用戴耀庭的四層次理論，同樣沒有為「以法達義」的「義」下一清晰注腳。

綜合以上觀點，香港中學學制內的通識教育，從課程理念和設計開始，已經有意與人文精神切割，師資在專業培訓上出現缺失，加之教材編寫問題多多，同時又有考試制度和文化的制肘，如果想以現在的通識教育體現人文精神，培養學生的理性思考和邏輯思維，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任務。

參考資料︰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二零一四年一月更新
議題探究學習的設計與實踐基礎 – 香港教育學院，布祖森，2008

辯論

一般而言，我們每個人對世界事物都有既定立場，而這些立場來自我們的出身、經歷、教育，當然，各人賢愚的不同也會影響立場取向。這些立場與其説是對事物的客觀想法，倒不如説是幫助我們安全度過日常生活而成的「思想捷徑」，我們不可能對生活的每個問題都花時間搜證思考，所以「價值觀」應運而生，方便我們快速的作出決定。

但這種捷徑有利亦有弊，因爲世界複雜和不停的變化，價值觀可以過時落伍，又或者根本就不合現實，因此單是用價值觀去判斷是非就會很容易產生錯誤，所以我們需要想清楚這些想法是否爲現實所支持，基於它們的行爲會產生什麽結果。因此我們有必要討論這些想法的構成和内容，而不是不經思索就去接納。當兩種不同的結論接觸時，討論就會變成辯論，而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亦此而生。

首先要明白，大多數辯論的目的是説明道理和道理是爲什麽所支持，要達到詞目的，辯論中有一些必須要遵守的規矩，否則辯論不可能進行下去。一些常見的毛病有：不看/聽清楚對方說了什麽、不能爲自己要陳述的問題或概念界定範圍與下定義、不能提出證據或理據去按題陳述自己的看法、將不相關的問題拉扯進來等。凡是出現上面這個幾種問題，這場辯論都不可能維持原來説明道理和道理是爲什麽所支持這個目的，而變成某方不斷宣示自己的立場。

用一個例子説明。早前我引用了一則有關歷史的文章，說唐宋兩代被人支持和批評的原因，於是引來一些人說宋代是中國歷史的巔峰，説我是棒殺宋朝。我就覺得奇怪，首先，我事前已經説明了宋代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時代，而歷代的批評是它因爲政治和軍事指揮上的原因導致它不能抵禦外敵的軍事行動，但是這點就足夠讓人指責它。對方又跟著說宋代吏治清明，那我就説兩宋三百多年間就有433次有歷史記載的民變，是歷代的「巔峰」，并且引用當時人的言論說宋代看來不像是「吏治清明」，如果要說「吏治清明」那就要説明標準和提出證據支持。

對方説了一輪依然是不願意下定義和提出證據，於是辯論就此變成無意義的爭拗。對方所做的，也衹不過是不滿意我不認同他的觀點，在他眼裏，「宋代是中國歷史的巔峰」是不容置疑和不需證據支持的立場，凡是不認同，更甚者提出論據反駁的，就是「棒殺」。這樣子看歷史（或其他問題），就是將一個立場當成是一個宗教，對方想要的是你必定要認同和接受，否則就是「異教」。用這種眼光看歷史不會有任何大問題，因爲歷史是過去的事，但如果用這種眼光看現實的時事，那問題就大了。

法國Charlie Hebdo受伊斯蘭極端份子襲擊一事引來的爭論，有些人說不能認同Charlie Hebdo的「言論自由」，因爲西方對言論自由有雙重標準并且不斷運用霸權侵略其他文化，而且言論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制云云。這種立場就是將不相關的問題牽扯在一起，不讓人爲言論自由下一個客觀標準，目的就是混淆題目轉移視綫，使讓他人難以在合理的範圍内對某些話題或思想提出批評。

言論自由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一個人有權提出任何言論，除非這種言論會對他人產生嚴重和實際的傷害，這時候法律就有理由介入制止。但就算法律有理由介入，使用時也得非常小心，一般衹用在極其嚴重的問題上，例如鼓勵人傷害某個群體的「仇恨言論」。Charlie Hebdo的卡通并不是針對一個群體，鼓勵人傷害這個群體，它是用諷刺的方法去顯示某些思想不合理值得嘲笑之處，很多時候是在嘲諷他們的法國政治。而在言論自由之外，我們也有信仰自由，而兩者的關係很簡單：「你有權相信任何信仰，但其他人同時有權說你蠢」。你感到被冒犯了并不代表他人不可以冒犯你，也不代表任何冒犯的言論就必然是排外、歧視的言論。

將這些嘲諷宗教的言論跟以色列、巴勒斯坦、反恐戰爭等拉在一起談就更是不知所謂。以上都是不同的問題，論者可以提出不同的理據去支持或反對某一樣，它們都沒必然的關係。這種論述有是立場先行的一個例子，論者衹有「西方欺壓世界」這個立場，凡事都用這個目光看，就自然人任何事情都看到這個結論。有沒有證據去支持這番論述是一回事，就算西方真的欺壓世界，這并不代表諷刺宗教信仰就是錯。我是亞洲人，也可以算是受西方欺壓的一員，那我來嘲諷穆罕默德是否就沒有問題了？

辯論、討論、提出論述的意義是在於認識一件事，在於看清楚自己的立場和結論是否有正當的論述和理據所支持，并不是讓你用盡一切方法歪曲原來的題目和論述的内容去宣示自己的立場、炫耀自己的教條，也不是讓自己看起來如何清世脫俗和正義。假如提出的言論不是用於辯明事實，那這些言辭説得在漂亮也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廢話，是在浪費筆墨、紙張和網絡記憶體。

土地正義與學者正義

剛剛才批評雷鼎鳴惡意論述，然後又看到鄒崇銘在明報這篇文章（見圖，因爲我是在FB看到），如果我狠批雷鼎鳴而不狠批鄒崇銘，那就會顯得是我操守有問題了。

我們先不管農業政策的目標是什麽，應該用什麽框架去考慮農業政策和合理的農業政策是怎樣，現在衹考慮論者的理據是否正當和他們是基於善意或惡意去作出這翻論述。這是批判式思考過程中所必要留意的事項，凡是在考慮一番言論是否合理之前，我們需要知道論者是否誠實立論，有否歪曲論據去滿足他們的立場，這些元素會在根本上改變論述的正當性。

相對於證據不足以支持論述的問題，不誠實的罪惡更爲嚴重，因爲證據可以在討論中修正、更新，雙方亦可以爲此進行善意的辯駁，因此論者或觀衆可以根據新證據改變想法。但不誠實的論述就是提出假證據誤導群衆，使討論不能正當的進行，群衆因此受矇蔽誤導。受誤導的群眾也難以改變立場，因此而得出的公共決定，因爲從根本討論就偏離事實的關係，往往會造成大災難。

鄒崇銘這裏所犯的毛病，就正正是不誠實。這文章的重點是批評政府的農業政策「向資本傾斜」而形成「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

其實只要對農業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建議中所謂現代化、高科技農業，完全傾向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農作物的顏色無疑仍是綠的，但卻是千篇一律的單一作物（monoculture），像是工廠般大量生產廉價食物…現時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排拒新界仍普遍存在的小農耕作模式，完全不切合本土農業的實際需要。它更像是通過政策的扶持和資助，鼓勵早已扎根內地的農業資本，令內地供港菜場重新回歸香港…新政策最受注目的農業園為例，由政府斥巨資收購七八十公頃的農地，然後再投放大量基建開支。首先是將大量公帑貼往地主的口袋，繼而仍一味向農業資本傾斜。

然後他引用美國傳媒CNBC的一篇報導說外國的有呼籲鼓勵高學歷人才進入農業。可能一般人不會點入他附上的鏈結去查看這報導所提出的是否能印證他的論點（所以文章附上鏈結是非常重要），但衹要進去看看，再對比鄒崇銘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們就不難看出問題，因爲這篇報導正正是說「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是如何吸引投資者：

[Jim] Rogers is factoring the expected rise of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into his investing thesis. “Recently, I’ve been looking at agriculture stocks," Rogers said. “I’ve been excited about 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

Jim Rogers是誰？他是「量子基金」的創辦人之一，Roger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Index 的設計者，換言之，他是一位財力雄厚的資本家、金融投機者。他在訪問中并沒有像鄒崇銘一樣說要維持「小農耕作模式」，他所要做的是正正是將資本和農業結合，否則他不能“looking at agriculture stocks…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 ”「留意和尋找有回報的農業股票去購買」，他說“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可不是指去菜市場買根蔥！一個農業生產者可以上市、發售股票、吸引投資者入股，這就代表這個生產者必然是一家上市公司、有足夠龐大的資本、規模經濟、利潤空間去爲股東分紅。這正正就是鄒一文所批評的「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

我們不考慮「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是否正當的農業政策，但鄒崇銘到底是如何引用鼓勵「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的言論去批評政府的新農業政策向「向資本傾斜」？這就是文章不誠實之處，純粹爲了批評而批評，爲了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歪曲事實。

當然，說一個學者不誠實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指控，我希望鄒這次是無心之失。如此屬實，我亦希望他可以出來解釋清楚，向公衆説明他誤用了資料，并不是有心引導公衆走向一個既定結論。如能這樣做，整個社會應該會爲一個學者能夠誠實地更正錯誤而感到非常高興。如果他能解釋清楚引用爲何正當，我也會承認我的錯誤。

要記住，一個學者説話的份量跟街上隨便找個途人是絕不一樣，學者的言論可以改變公衆思維，因爲公衆會認爲他們是專家，擁有專業知識，所以更傾向相信他們。故此，學者必須爲他們的言論負責任，公衆也應用一個嚴格的標準去監視這些言論，不能照單全收，在作結論之前自己也得想想這番論述是否正確。

什麽是理性？

看到很多人對「理性」這個概念有誤解。有些人認爲「理性」是指完美的邏輯論證；有些人認爲「理性」是完全/完美的表現；有些人認爲「理性」必然是絕對，控制人類情感云云。我不知道這些解釋是從何來，也不能確定有多少人會有這些想法，但我在這裏的目的并不是批評某些人，所以就不説明他們是誰。這篇的目的衹不過是要説明上述都不是正確的理解和應用的「理性」。換一個方法說，上述那樣理解「理性」衹會無緣無故爲它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因而讓人對它產生恐懼和抗拒。

理性這個概念其實很簡單，出發點是基於事實是什麽就說什麽。當我們運用理性去說明問題或某種現象的時候，我們需要基於事實，考慮事實與事實之間有什麽關聯，并讓事實改變我們的想法。舉個例子，地球繞著太陽轉，這是一個事實，而我們之所以知道地球是繞著太陽轉，是因爲這個想法–科學稱之爲模型–更能解釋我們所觀察到，衡量到的現象，例如retrograde motion，并能透過各種實驗和測試所印證。逐步的用事實去印證地球繞著太陽轉這個想法，我們又可以從中推出其他可能性，例如引力定律，而引力定律又可以更準確的説明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科學叫這些關於可能性的想法爲假說/假論（我喜歡用假論一詞是因爲這些想法本身也是一個模型），當假論爲嚴格的實驗和測試所印證，它們就會成爲科學事實。

根據這個邏輯，理性的想法是不去作無必要的揣測，提出立場時應該同時提出證據，而不是幻想和假設某件事情必然就是怎樣怎樣，不管這種幻想和假設有多完美，邏輯有多一致，或者如果這種幻想和假設世界會怎樣怎樣。「如果這種幻想和假設世界會怎樣怎樣」或者會是一道好問題，因爲我們與之跟事實比較，比較出來的結果或能啓發新思想，但不論怎樣，重點必然是要跟事實比較。

如果是認爲「幻想和假設有多完美/美好，邏輯天衣無縫」就以爲這想法就是真實，就是不切實際和不理性的想法。自然、宇宙、事實、社會現象不需要完美，亦不需要符合任何人的邏輯和想法。假如自然是不合邏輯的，那它就是不合邏輯，又或者是人類的能力難以完滿的理解它，不代表事實就必然或不是這樣–自然沒有責任要讓人理解它。自然美不美則是每個人的觀感角度問題，事實不會阻礙任何人的審美觀。事實上，很多科學家會覺得這樣的自然美極了。

從另一個角度想，在認識地球繞著太陽轉是事實之前，說太陽和其他星體繞著地球轉并非不理性的表現，就算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論之前，大多數人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太陽和星體在天空中移動，同時又感覺不到地面有任何活動的跡象。根據這種觀察提出地心論并不是不理性，因爲當時的科技和人類的觀察能力有它們的缺陷，但這也不代表理性有致命的缺陷。之前説過理性「是考慮事實與事實之間有什麽關聯，并讓事實改變我們的想法」，但這不代表我們的觀察就必然是事實，理性也同樣要求我們考慮清楚事實是什麽，并找出方法測試，如果我們的觀察與預想中的事實不符，我們就需要問，這是否觀察上的錯誤，或者是我們預想中的事實其實不是事實。衹有這樣子思考，我們才能獲得更多知識，科學才會有進步。

所以，理性根本就沒有任何神奇之處，也沒有暗喻某事情是絕對或完美的意思，因爲它本身就將不完全這個問題考慮進去。理性從來就沒有任何光環或對某件事情有絕對的控制權或要求某件事情必須是完美。理性與否視乎論者的論述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論點之間是否有合理的邏輯關係。當有人說某某不理性，他衹是不過在說某某思考和論述有問題，僅此而已。

盧斯達「邏輯犀利」乎﹖

作者：Vincent Chan

互聯網上有各種各樣的政治話題的爭論，雙方都認為自己握有「真理」，將一切不同於自己的觀點都拒之千里，通過冷靜的理性思考會發現，爭論的原因是因為，大部分觀點和論證都是建立在某一種「情緒」和「政治立場、價值」之上的，很容易犯下「偏見」和「先入為主」的錯誤，就導致論證的「論點」和「前提」不當，論證邏輯也錯誤百出，產生各種的「謬誤」。

在所謂本土派之中﹐盧斯達算是當中的「秀才」，近日更被香港時評員練乙錚先生譽為「健筆」。然而，練先生說盧斯達「邏輯犀利」卻令人難以苟同，因他的部份文章邏輯極度混亂，謬誤成堆。讀過盧氏的文章你會發現：他總想引入一些學術概念，卻又一知半解，可能只是用Google和wiki做了下功課，就開始長篇大論﹐再加上他所有論敘的基礎和前提，都是在自己持有的政治立場之上的，就顯得不倫不類。盧氏近作《「沒有誰比誰更高尚」從何而來？》﹐便屬一例。

文章開篇他引用別人文章《左膠，與蘇格拉底的敵人》中給「哲學家」和「詭辯家」下的一個定義：「哲學家關心事物本質，語言只是他們進入真理的工具」；「詭辦家不關心真理，他們關心紛陳的意見，玩弄修辭、文字遊戲，一切與真理無關。」 這個定義有些匪夷所思，模糊、主觀，又毫無操作性，如果按照這個定義，「蘇格拉底自己」也是蘇格拉底的「敵人」，蘇格拉底正是利用對話反詰形式，質疑一切看起來合情合理的語言詞彙，如：勇敢、不敬神。不過這種質疑其實不是「詭辯」，也不是「文字遊戲」，更不是什麼「拒絕概括」，而是通過質疑，更加準確的定義詞彙的意義，使之沒有質疑的空間存在，建立一個普遍認可的概念，然後依此做邏輯推演，建立全新的哲學思想體系。

「詭辯」其實源於概念的「相對主義」，因此判斷「詭辯」的標準是：概念是不是含糊其辭，似是而非，前後不一致；論證邏輯有沒有錯誤。提出某一主張命題的人，就有負責解釋、定義詞彙概念的義務，如果不解釋，也不準確定義，那就是「詭辯」，這才是所謂「蘇格拉底的敵人」。 可是，盧斯達本身才是熱愛提出古怪、定義含糊的概念，再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下判斷，質疑「香港人優先」中「香港人」定義的就是「詭辯家」。問題的重點是，他既然要證明別人是「詭辯」，就要指出别人的邏輯錯誤在哪裡，可惜接下來的論述卻是很荒誕，如：

「在社會政治話題上，經常會遇到「詭辯家」取向的人，他們大多更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當你說香港人在香港有優先權，他們會問，甚麼是香港人？香港人的定義是甚麼？最後他們會詰問：「人」的意義是甚麼？你說香港有華夏文化，他們會問，華夏文化的內容是甚麼？其實華夏是很虛無的﹗你說，歐美國家的底層基督教文化，他們會針鋒相對：甚麼是基督教文化？根本沒有基督教文化﹗你說香港文化繼承了很深的中國文化，他們說，這是華夏沙文主義，這是霸權，會壓迫其他小眾文化。

他們拒絕語言有任何指涉明確對象，拒絕一切概括性名詞（例如華夏文化、希羅文化）——因為任何概括，都會造成對差異小眾的壓迫，他們嘲笑所有對歷史、源流、客觀以及「真實」的信仰。在西方，這種為反叛而反叛的知識分子，也同樣會否定文藝復興以至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人權、自由、人道觀念，因為一切事情，都可以被質疑至虛無，都可以是不存在的。

不客氣的說﹐這兩段話根本是狗屁不通，基本的論證規則完全不顧。一個有效的論證，起點和前提的定義必須明確無誤，沒有歧義，這樣才有辯論的可能，如果不明確定義，就是最無賴的論證。論證起點有起碼要：
1.不證自明的，如：1+1=2，人是需要吃飯的。
2 給出可以證偽、準確、無歧義的定義，要前後一致、不騎墻、不矛盾。

先不論香港人有哪裡不優先，為什麼要優先，哪些是政府的事，哪些是政府管不了的事。本土派既然要說「香港人優先」，就必須給出「香港人」的定義是什麼，法律意義上的？政治意義上的？價值、立場意義上的？什麼人不能算作「香港人」，是否具備可證偽性﹐否則你永遠也無法辯論清楚。例如「陰陽五行」、「天人合一」這些根本無法定義﹑也是無法證偽的概念，在辯論中我可以永遠是正確的，這就是「羅素茶壺」的謬誤！

實際上，「香港人」的定義不同，結論也可以完全不同。比方說﹐土生土長的人才能算是「香港人」，那麼黎智英也不可算作「香港人」，而是大陸偷渡來的「老蝗蟲」，因為他非香港出生，而是12歲才從中國大陸偷渡來港。如果以這個標準，本土派極品人物招顯聰也是搶資源的「蝗蟲」，因為他也是拿綜援的新移民。如果說原居民才能算是「香港人」，我也可以說盧斯達也不是「香港人」，是「蝗蟲」，搶資源，他又該怎麼反駁？他一反駁，我同樣可以把他的一套說辭用在他身上，然後說他在詭辯。

對於這個問題，盧斯達都避開不談，然後做一個「情景假設」：『最後他們會詰問：「人」的意義是甚麼？』

這個假設是一個「稻草人謬誤」﹐實際上沒有人會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去詰問盧斯達什麼是「人」。什麼是「人」，幾乎是不證自明的概念，「人」不存在發生歧義。相反﹐「香港人」就可以存在歧義，你不會把「人」理解成猴子、火星人，後者「香港人」，按照本土派給黎智英的判斷標準，那就沒有幾個人是「香港人」，沒幾個人不是「蝗蟲」，不搶資源。即使真的有人詰問什麼是「人」，我們也可以下一個很清楚的定義：生物學意義上的人。

盧斯達所說的「華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屬於各自的「集合」，各自有有不同的「元素」，比如：「筷子、漢字、儒家」和「聖經、洗禮、教皇」都是各自的元素，這些元素要具備「確定性」和「互異性」。文字元素集合，不是數學元素集合，有很多還有不明確、未知的的元素，就算有人質疑，也很正常，未必是「詭辯」。例如：基督教文化有「愛上帝愛人如己」，儒家文化有「敬天愛人」，它們有沒有「互異性」？

然而﹐當要盧斯達解釋一下一下香港人的具體定義，一次又一次的用假設的「不當類比」自說自話：「他們拒絕語言有任何指涉明確對象，拒絕一切概括性名詞」。究竟他所說的「他們」具體是哪些人？又何以見得？

至於後文，雖大致理解他的思路，但基本上也是溢言費辭﹐不外乎賣弄幾個哲學典故，幾個哲學家的名字，膚淺的解釋了一下串聯起來，看起來很高深，其實不知所云。例如：「這種自毀的知識取向，是整個時代的氣質。這一百年來，我們的思潮都沒有離開尼采的脈絡」，誰能懂是什麼意思？首先哲學思想如同邏輯一樣，不是「知識」，尼采哲學並沒有什麼「自毀知識的取向」，從尼采以降，在哲學以外的科學體系突飛猛進，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誕生，是人類知識大爆炸的時刻，何以有「自毀知識」一說？還是「整個時代的氣質？」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將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有必要繞來繞去搞得那麼複雜嗎？

再之後文中出現「沒有真理，剩下解釋」﹑「權力是一切、差異是一切」的評語，扯了一大堆終於圖窮匕見，扯到政治立場上來，開始「踢爆左膠」：總之但凡要求本土派準確定義「香港人」的人，都是「拒絕概括、歸納」，受「存在主義」影響的「虛無主義者」，這類人乃「暴政的恩物」，這個推論有夠奇形怪狀吧！

最令人難以接受的﹐還要說該章末段不知所云的結語：

他們頌揚「民主自由」，實際上只是享受破壞，不能建設。依他們的想法，「民主」與「自由」解構到最後，都只是凡人創造的風俗和制度，沒有甚麼穿越性的好壞在其中。專制或者自由，都只是在資本主義的羅網中，沒有哪個制度比哪個制度更高尚。

「享受破壞，不能建設」、「沒有什麼穿越性的好壞在其中」，這究竟什麼意思呢？何謂「穿越性的好壞」？如此語焉不詳的所謂批判﹐簡直令人失笑噴飯！

誠然﹐該文由始至終基本上看不出文章有何邏輯可言，文章主旨是想批評某些人是「詭辯家」，卻從沒有指出別人事實錯誤和邏輯錯誤。此外﹐盧氏不斷強調的所謂「真理」也其實是語焉不詳﹐試問這個世界上究竟有什麼可算作「絕對真理」﹖當連科學領域都很難檢驗出所謂的「絕對真理」之時，其他領域又何來真理？況且﹐本土派由始至終只不過在吹噓一種價值觀而已。當一些人不斷吹噓一種意識形態為「真理」之時﹐你通常會發現他們實際上是想宣揚一種信仰﹐宗教如是﹑政治也如是。

總括而言﹐這種溢言費辭真是沒甚麼實質意義。比較遺憾的是﹐你會發現香港整個文壇都是這種文章﹐如陶傑、古德明之流，總愛政治立場代替思考，毫無邏輯思維，論證一塌糊塗，只懂以口號代替論證﹐實乃社會之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