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道德的鄉愿特權

看到有這樣的一篇文章論述臺灣的阿帕契事件是「隱性特權」的表現，引來批評說作者所謂的「隱性特權」在社會科學中有很詳細的論述和分析，學界稱之爲「社會資本」。資本本身不是特權，也沒有好壞之分，它對社會的影響取決於如何應用。這概念在發展經濟學中已成爲重要方針，Amartya Sen所提出的「能力路徑」其中一部分就是擴展弱勢社群的「社會資本」幫助他們突破原來的局限。不過我在這裏不想論説「社會資本」的問題，反而想討論一些人因爲作者是「家庭主婦」，所以所說的「容易引起共鳴」，既而放棄思考、批評和反駁作者論述這一現象；我認爲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這種心態很普遍，也跟我之前説過的「心地善良」問題有關。說白了就是一些人心中有些很刻板（非黑即白）同時又很模糊（缺乏清晰定義和有條例的分析）的善惡概念。他們所謂的善惡不是取決於一件事情產生什麽結果，道理論證是否正當，而單單從當事人的身份、地位、説話語氣、說的跟自己想的有多接近等去決定是否接受這些論述。

這裏所説的「接受」跟「接納」又有一些差異，接受是指聽者不一定完全認同，但他們覺得這論述很動聽，因此不容許別人批評和反駁，并會挺身維護論述和論者。因此，不論論述内容到底如何，論者地位越低、越是軟弱（或者扮演軟弱）、所説的越接近聽者心中的「仁義道德」，他們就越不能被批評，凡是批評他們的都自動成爲十惡不赦的大惡人。

如果社會輿論都是這樣看問題，都認爲這是「正確的爲人態度」，在這樣的環境下用腦思考、花時間去搜證、分析的人會活得非常痛苦，因爲不論論述再嚴謹、證據再充分都是徒勞無功。認真思考的人會慢慢推出公衆討論，一來是沒有市場，二來是實在沒有必要活得這麽累。那之後剩下來的會是什麽？到時公眾輿論就會充斥一堆頭頂戴著「善良」、「身份低微」、「仁義道德」、「堂堂君子」到各種各樣什麽名堂都有的光環，唯獨就欠缺「真才實學」的「評論家」（更有一些連教授身份也不見了，變了「特約評論員」，哀哉）；這水平的輿論、這種説話不經大腦兼不用負責的態度真的能帶領社會到達真正的「民主正義道德大慈大悲善良土地謙卑關懷和愛」九天之外的仙境嗎？

好處不見得有，但壞處卻是很明顯：這種心態抹殺真正的言論自由。文章論述缺乏足夠的知識，單單是因爲身份是「家庭主婦」就自動「引起共鳴」并且變得不能批評，我認爲這才是「特權」的表現。「特權」是什麽？兩樣同等的事物或個人，單單是因爲地位、身份或特徵而受到差別對待，受到損害的就叫「歧視」，因而獲益的就叫「特權」。

在公衆輿論場合發出言論或文章，但又單單因爲身份，不論是「家庭主婦」、「宗教」也好，而不像其他言論或文章面對檢視和批評，這就是「特權」的體現。反疫苗人士提出傻呼呼的主意而受到强烈批評、取笑和譴責；政治人物（或其家人）提出傻呼呼的主意而受到强烈批評、取笑和譴責；宗教組織/人士同樣提出傻呼呼的主意，但各方各界卻單單是涉及宗教的關係，呼籲不能批評、取笑和譴責宗教，這不是特權是什麽？這不是抹殺言論自由是什麽？

假如這些人真的是那麽「仁慈善良公義道德正人君子」，他們就應放下這種「特權」，提出有實際價值的論述并勇於接受論述間的交鋒。言論自由就是：你有權發表任何言論，他人亦同時有權說你蠢。他人批評得對或不對取決於他提出的論點是否正當，不就論點展開辯論，動輒指責他人態度、語氣或霸權（或帶有某種政治取向），不過是掩飾自己根本就沒有論點可言。沒有任何論點，卻不斷圍繞別人的態度、語氣說過不停，其實目的不就是單純的彰顯自己有多清高嗎？這種人不過是個不分善惡黑白，混世度日的鄉愿而已；在敗壞道德的正正就是這種人。

辯論

一般而言，我們每個人對世界事物都有既定立場，而這些立場來自我們的出身、經歷、教育，當然，各人賢愚的不同也會影響立場取向。這些立場與其説是對事物的客觀想法，倒不如説是幫助我們安全度過日常生活而成的「思想捷徑」，我們不可能對生活的每個問題都花時間搜證思考，所以「價值觀」應運而生，方便我們快速的作出決定。

但這種捷徑有利亦有弊，因爲世界複雜和不停的變化，價值觀可以過時落伍，又或者根本就不合現實，因此單是用價值觀去判斷是非就會很容易產生錯誤，所以我們需要想清楚這些想法是否爲現實所支持，基於它們的行爲會產生什麽結果。因此我們有必要討論這些想法的構成和内容，而不是不經思索就去接納。當兩種不同的結論接觸時，討論就會變成辯論，而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亦此而生。

首先要明白，大多數辯論的目的是説明道理和道理是爲什麽所支持，要達到詞目的，辯論中有一些必須要遵守的規矩，否則辯論不可能進行下去。一些常見的毛病有：不看/聽清楚對方說了什麽、不能爲自己要陳述的問題或概念界定範圍與下定義、不能提出證據或理據去按題陳述自己的看法、將不相關的問題拉扯進來等。凡是出現上面這個幾種問題，這場辯論都不可能維持原來説明道理和道理是爲什麽所支持這個目的，而變成某方不斷宣示自己的立場。

用一個例子説明。早前我引用了一則有關歷史的文章，說唐宋兩代被人支持和批評的原因，於是引來一些人說宋代是中國歷史的巔峰，説我是棒殺宋朝。我就覺得奇怪，首先，我事前已經説明了宋代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時代，而歷代的批評是它因爲政治和軍事指揮上的原因導致它不能抵禦外敵的軍事行動，但是這點就足夠讓人指責它。對方又跟著說宋代吏治清明，那我就説兩宋三百多年間就有433次有歷史記載的民變，是歷代的「巔峰」，并且引用當時人的言論說宋代看來不像是「吏治清明」，如果要說「吏治清明」那就要説明標準和提出證據支持。

對方説了一輪依然是不願意下定義和提出證據，於是辯論就此變成無意義的爭拗。對方所做的，也衹不過是不滿意我不認同他的觀點，在他眼裏，「宋代是中國歷史的巔峰」是不容置疑和不需證據支持的立場，凡是不認同，更甚者提出論據反駁的，就是「棒殺」。這樣子看歷史（或其他問題），就是將一個立場當成是一個宗教，對方想要的是你必定要認同和接受，否則就是「異教」。用這種眼光看歷史不會有任何大問題，因爲歷史是過去的事，但如果用這種眼光看現實的時事，那問題就大了。

法國Charlie Hebdo受伊斯蘭極端份子襲擊一事引來的爭論，有些人說不能認同Charlie Hebdo的「言論自由」，因爲西方對言論自由有雙重標準并且不斷運用霸權侵略其他文化，而且言論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制云云。這種立場就是將不相關的問題牽扯在一起，不讓人爲言論自由下一個客觀標準，目的就是混淆題目轉移視綫，使讓他人難以在合理的範圍内對某些話題或思想提出批評。

言論自由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一個人有權提出任何言論，除非這種言論會對他人產生嚴重和實際的傷害，這時候法律就有理由介入制止。但就算法律有理由介入，使用時也得非常小心，一般衹用在極其嚴重的問題上，例如鼓勵人傷害某個群體的「仇恨言論」。Charlie Hebdo的卡通并不是針對一個群體，鼓勵人傷害這個群體，它是用諷刺的方法去顯示某些思想不合理值得嘲笑之處，很多時候是在嘲諷他們的法國政治。而在言論自由之外，我們也有信仰自由，而兩者的關係很簡單：「你有權相信任何信仰，但其他人同時有權說你蠢」。你感到被冒犯了并不代表他人不可以冒犯你，也不代表任何冒犯的言論就必然是排外、歧視的言論。

將這些嘲諷宗教的言論跟以色列、巴勒斯坦、反恐戰爭等拉在一起談就更是不知所謂。以上都是不同的問題，論者可以提出不同的理據去支持或反對某一樣，它們都沒必然的關係。這種論述有是立場先行的一個例子，論者衹有「西方欺壓世界」這個立場，凡事都用這個目光看，就自然人任何事情都看到這個結論。有沒有證據去支持這番論述是一回事，就算西方真的欺壓世界，這并不代表諷刺宗教信仰就是錯。我是亞洲人，也可以算是受西方欺壓的一員，那我來嘲諷穆罕默德是否就沒有問題了？

辯論、討論、提出論述的意義是在於認識一件事，在於看清楚自己的立場和結論是否有正當的論述和理據所支持，并不是讓你用盡一切方法歪曲原來的題目和論述的内容去宣示自己的立場、炫耀自己的教條，也不是讓自己看起來如何清世脫俗和正義。假如提出的言論不是用於辯明事實，那這些言辭説得在漂亮也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廢話，是在浪費筆墨、紙張和網絡記憶體。

土地正義與學者正義

剛剛才批評雷鼎鳴惡意論述，然後又看到鄒崇銘在明報這篇文章（見圖，因爲我是在FB看到），如果我狠批雷鼎鳴而不狠批鄒崇銘，那就會顯得是我操守有問題了。

我們先不管農業政策的目標是什麽，應該用什麽框架去考慮農業政策和合理的農業政策是怎樣，現在衹考慮論者的理據是否正當和他們是基於善意或惡意去作出這翻論述。這是批判式思考過程中所必要留意的事項，凡是在考慮一番言論是否合理之前，我們需要知道論者是否誠實立論，有否歪曲論據去滿足他們的立場，這些元素會在根本上改變論述的正當性。

相對於證據不足以支持論述的問題，不誠實的罪惡更爲嚴重，因爲證據可以在討論中修正、更新，雙方亦可以爲此進行善意的辯駁，因此論者或觀衆可以根據新證據改變想法。但不誠實的論述就是提出假證據誤導群衆，使討論不能正當的進行，群衆因此受矇蔽誤導。受誤導的群眾也難以改變立場，因此而得出的公共決定，因爲從根本討論就偏離事實的關係，往往會造成大災難。

鄒崇銘這裏所犯的毛病，就正正是不誠實。這文章的重點是批評政府的農業政策「向資本傾斜」而形成「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

其實只要對農業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建議中所謂現代化、高科技農業，完全傾向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農作物的顏色無疑仍是綠的，但卻是千篇一律的單一作物（monoculture），像是工廠般大量生產廉價食物…現時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排拒新界仍普遍存在的小農耕作模式，完全不切合本土農業的實際需要。它更像是通過政策的扶持和資助，鼓勵早已扎根內地的農業資本，令內地供港菜場重新回歸香港…新政策最受注目的農業園為例，由政府斥巨資收購七八十公頃的農地，然後再投放大量基建開支。首先是將大量公帑貼往地主的口袋，繼而仍一味向農業資本傾斜。

然後他引用美國傳媒CNBC的一篇報導說外國的有呼籲鼓勵高學歷人才進入農業。可能一般人不會點入他附上的鏈結去查看這報導所提出的是否能印證他的論點（所以文章附上鏈結是非常重要），但衹要進去看看，再對比鄒崇銘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們就不難看出問題，因爲這篇報導正正是說「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是如何吸引投資者：

[Jim] Rogers is factoring the expected rise of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into his investing thesis. “Recently, I’ve been looking at agriculture stocks," Rogers said. “I’ve been excited about 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

Jim Rogers是誰？他是「量子基金」的創辦人之一，Roger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Index 的設計者，換言之，他是一位財力雄厚的資本家、金融投機者。他在訪問中并沒有像鄒崇銘一樣說要維持「小農耕作模式」，他所要做的是正正是將資本和農業結合，否則他不能“looking at agriculture stocks…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 ”「留意和尋找有回報的農業股票去購買」，他說“looking for things to buy in agriculture”可不是指去菜市場買根蔥！一個農業生產者可以上市、發售股票、吸引投資者入股，這就代表這個生產者必然是一家上市公司、有足夠龐大的資本、規模經濟、利潤空間去爲股東分紅。這正正就是鄒一文所批評的「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agrobusiness）」！

我們不考慮「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是否正當的農業政策，但鄒崇銘到底是如何引用鼓勵「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的言論去批評政府的新農業政策向「向資本傾斜」？這就是文章不誠實之處，純粹爲了批評而批評，爲了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歪曲事實。

當然，說一個學者不誠實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指控，我希望鄒這次是無心之失。如此屬實，我亦希望他可以出來解釋清楚，向公衆説明他誤用了資料，并不是有心引導公衆走向一個既定結論。如能這樣做，整個社會應該會爲一個學者能夠誠實地更正錯誤而感到非常高興。如果他能解釋清楚引用爲何正當，我也會承認我的錯誤。

要記住，一個學者説話的份量跟街上隨便找個途人是絕不一樣，學者的言論可以改變公衆思維，因爲公衆會認爲他們是專家，擁有專業知識，所以更傾向相信他們。故此，學者必須爲他們的言論負責任，公衆也應用一個嚴格的標準去監視這些言論，不能照單全收，在作結論之前自己也得想想這番論述是否正確。

民主不等於聽從民意

看到柯文哲當選，然後搞什麽「全民選勞動局長」，覺得跟香港之前佔領中環（現在這個不是佔領中環，而是佔領xyz）動不動就「公投」沒有兩樣。這段日子經常看到類似句子：「政府應聽從民意；民主就是選出聽從民意的政府」，說這種話的人明顯是不明白什麽是民主，又或者説他們的民主的認識停留在古代雅典人的階段。

民主選舉不是爲了讓政府聽從民意去施政。選舉的意義是選出適合的人去組織政府執政，因爲任何政策決定都是需要相關知識和訊息，缺乏相關知識和訊息的廣大選民無辦法去判斷政策決定正當與否，所以才需要專業的代理人去作出判斷。我們不會要求法院、中央銀行、衛生部等機關聽從民意，中央銀行也不會，更不應，根據民意來決定加息或是減息。政策決定兹事體大無比複雜，擁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人也不一定能作出合理的決定，更何況人多口雜，沒有相關知識訊息的「民意」了。

民主的意義是讓人加入政治討論，透過選舉顯示出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沒有關注到的問題。選舉是用選票避免政治人物一意孤行，同時要求政治人物在做決定前充分向大衆解釋作這個決定的原因、目的和效果。因此，民主選舉的最大作用是透過公衆參與去避免倉促的政策決定，因此造成巨大的傷害和風險。再說一次，重點不是民意，而是要求政治家跟大衆理性的討論政策問題。故此，民主本身不是必然的正義，它衹不過是達到上述目標的一種組織方法，也可能是這麽多政制中比較能減少重大決策錯誤的一種。如果民主是正義，它也衹能是程序正義。

但假如大衆聽不明白政策決定的道理，又或者單純的根據個人/大衆感受、道德想法、宗教信仰、其他意識形態去參與政治討論，那麽設計再精密完善的民主制度都會失靈。想要加大民主的功能，大衆就要學會怎樣說道理，提出正當的論述和找證據。因爲大多數人沒有這種專業能力或時間去搜證和判別政策提議合理與否，所以公衆輿論需要大量公共知識分子去帶起理性討論的風氣。如果公共輿論空間謬論連篇，作者不斷根據自己的既定立場千篇一律的訴説個人/大衆感受、道德想法、宗教信仰、其他意識形態，然後將認同自己的美其名稱爲「公民覺醒」，那這個社會，不論是民主還是不民主，這個社會必定是沒救了。

遺憾的是，香港和臺灣都正走在這路上。

先毀壞你的神，再創造我的神。

 

作者: 周魚民的老闆

          台灣網路近年來興起了瘋狂的「造神運動」，雖然說造神也非最近的現象，但是由於網路的發達使得造神運動產生加乘效應，而其中有趣的現象是，往往這些造神者總是扛著「消滅偶像」的招牌進行造神的。

         造神的範圍小自政治人物，大至企業財團政黨，只要有人願意，都可以窮盡掩蓋瘡疤，腦補一切脈絡，以建構一個神格的形象，而這個形象成為像宗教般的神聖不可侵犯，成為政治的工具、成為鬥爭的武器，最終我們談的已經不能叫做「政治」，我們談的叫做「信仰」。

         不過造神是不夠的，因為如果人人都造了一尊神，那我怎麼知道你的神是不是比我的神還要神呢？這時候就要發動群眾毀棄敵人的神，不管是用謠言、斷章取義、人身攻擊，就是要讓對方的神滿臉都是糞，降低神格，甚至貶為妖孽，這樣才能顯現我所信仰的神有多麼高潔。同時，任何攻擊本神的言論，一律視為謠言、斷章取義、人身攻擊，絕對要裝聾作啞的忽視。

         就是這麼矛盾又荒謬。

         造神可以作為操作政治的手段，卻無法作為治國的基石，因為任何的人事物都有其優劣，甚至針鋒相對的兩種主張也可能是彼此互補的，倘若一味地傾斜於某個特定的「人造神」，我們不僅僅無法看見事物的全貌，更是埋下縱容為歹的惡因，而台灣當今的政治亂象多由此起。

         作為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若不能以道德為尺、法制為秤、科學為礎，公平的檢驗所有的事件、人物、團體，那我們所談的「覺醒」，不過是在另一場夢境中伸懶腰罷了。

何謂「學」？

《天工開物》宋應星。Wiki Commons

香港的罷課有口號叫「罷課，不罷學」，罷課我們清楚是什麽，至於什麽是學，好像沒有太多人深究。在罷課活動公開講課一環中，所謂的「義教」，許寶強指根據海德格的説法，認爲學習真正的意義，「是一個『獲得回應』的過程，是面對外來陌生的東西時，我們勇於面對之，消化之…思考以往我們為何無法學習…」而我不認爲這個說法能有效的解釋什麽是「學習」。如果「學習」衹是回應陌生的東西，那重覆練習一樣動作，同一樣的技能，那麽軍隊的演習，運動員的訓練，都不是在「學習」了，因爲這些動作技能對他們來説都毫不陌生–都是已知，并可能演繹得很完美的。如果「學習」是思考以往我們為何無法學習，這就沒法説明到底「什麽是學習」。

如果我們觀察大自然，我們會發現大部分複雜的生物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好奇心，這份好奇心促使他們探索身邊的過程，讓他們認識所身處的世界。這種好奇幫助他們獵食、尋找水源、避開危險，也就是說，好奇心能幫助物種生存和繁殖下一代，所以物競天擇的過程偏好能夠探索身邊環境物種：能夠作出適當反應的，就越能在這個環境中生存下去。也因爲如此，好奇心成爲大多物種的共同特徵。

而好奇心也有負面的一面。設想有一以植物維生的動物，他對身邊的植物都非常好奇，每見一種都要吃進肚裏嘗嘗味道，我們可以想像到這物種很快就會吃到毒物而中毒身亡。同樣道理，一種動物過多的離開棲息地去探索陌生的環境，他就會面對各種各樣他無法事先得知的風險：猛獸襲擊、缺乏水源糧食、天氣變化等等，他的生命也將是非常的短暫。

因此，演化除了爲物種帶來好奇心，它亦同時讓物種面對不確定狀況時產生恐懼，藉此讓物種進行冒險探索之餘也能謹慎的面對新事物，兩者相加起來就能最大的提升物種的生存機會。人類也是一樣，雖然現代人類（智人）擁有比地球上其他物種更能思考複雜、深遠問題的思考能力—所謂的理性，利用這種能力我們可以利用證據和邏輯找出規律，因此可以利用各種方法避免或減少風險。與此同時，演化也在我們身上留下「不理性」的烙印，很多人會對不懂得、新鮮的和與自己既有想法不一樣的事物產生排斥和抗拒之心，不管這些事物在證據和邏輯上是如何真確。所以到現在依然有很多人反西醫、反科學、反疫苗、反核能、反資本主義（即反整門經濟學，而不是針對特定的經濟問題，亦不留意現代經濟學對這些問題的論述）等等。

心理學將上述這種認知錯誤稱爲「確認偏見」，有這種偏見的人會衹挑選自己中聽的論述，全然不反面證據和事實如何。從演化角度去分析，這種心理之所以出現是因爲恐懼在演化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面對不確定狀況，因恐懼保守會比冒險進取更爲有利一些。在遠古時代，一個很細小的錯誤，例如看不到猛獸在附近的樹林中，都會導致動物的死亡，所以腦袋更傾向於發出在沒猛獸的時候看到猛獸的信號：錯誤的警號比看不到猛獸更爲優勝。這也是人類很多會看到「鬼怪」，或者奧丁的容貌出現在麵包上的原因，人類的演化過程和社會活動造就了我們在不存在的規律中看見臉孔的傾向。

在遠古時代，讓恐懼蓋過理性可能是比較優勝的生存策略，但到了現代，要應付人類現代社會的問題，我們就要必須要讓理性戰勝恐懼，充分的利用科學思維去分析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切切實實的認識現實，好讓我們知道什麽行爲對現實會產生有什麽影響，而不是想當然認爲「某事必然就是這樣，我們必然要這樣做，因爲我們信仰什麽」。確認偏見、盲目的信仰、莫名的恐懼是進步的阻力，它們會讓人漠視現實，使人作出不切實際的決定。

明白這點，我們就可以回答「何謂學習」這道問題。學習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讓我們知道什麽是現實，并我們在現實中尋找應付問題的正確辦法。世界、大自然、宇宙有一定的規律，從規律中我們可以知道什麽是不變，什麽是可變，因此我們獲得知識，知道行爲對客觀世界與什麽影響。同時，我們也要留意確認偏見，清楚知道我們的既有想法可能會有盲點，可能會跟現實不符，因此我們需要花時間精力去發先盲點并剋服之，絕不能假設自己所提出的必然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換言之，學習就是改變和改進，停滯不前，無理地固守一點的，就是沒有學習的緣故。

軍人和運動員的訓練也是一樣。通過重覆的練習和測試，他們可以發現動作和行動有什麽缺陷，什麽是可變和不可變，找出過去的錯誤，藉此提高動作和行動的效率。同時，訓練的過程和肌肉記憶也能讓他們磨掉恐懼和思想盲點對行動的限制，當面對挑戰時，他們就可以從容不迫將通過訓練所獲得的戰術知識展現出來，有效的應付當時的挑戰和危機。讓一個沒有跑過馬拉松的人去貿然參賽，他可能就在比賽初段全速往前跑，結果用盡氣力不能完成賽事；但一個飽經訓練的老手就懂得如何保全力量，知道在哪一階段發力，如何保持身體呼吸步伐的協調，這樣他才可以用最佳的時間完成賽事。也就是說，衹有「學」并不足夠，對學過的平時還要不斷的鍛煉和反思。所以有「學」就必須同時有「習」。缺少鍛煉，不管平時對所學怎麽能言善道，如何説得天花亂墜，在緊急關頭也必然是一籌莫展。

追求民主不也是如此嗎？

談政治的文化（二）

Fabius Maximus the Cunctator. Wiki Commons

之前說了一次，始終不明白爲何這麽多人喜歡玩非黑即白的遊戲。現實世界非常複雜，不是單單抛出幾個概念就能應付所有你希望解決的問題。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跟世界如何運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世界、宇宙、大自然可不會管你怎樣想。再者，就算主觀願望能夠實現，這也不代表世界會變得更美好。想「改變世界」，你需要明白世界怎樣運作，這樣你才可以知道要怎樣變，也要同時明白自己的願望是否實在，是否真正客觀的有利。如果願望不實在，純粹爲了滿足自己的願望理想而要說「變」，我想，該改變的應是「幻想主義者」自己。

要改變也需要有方法，不能以爲「行動」就必然能引起改變。行動是什麽？在街上走一轉是行動，在家中跳舞也是行動，這些行動明顯不能改變任何事。有效的行動是針對問題所在而觸發和設計的。正等於一個機關一樣，它是利用了各種自然、物理、心理的因素去形成又相連的活動，當條件充分時，例如獵物到了一個不能逃脫的位置，機關及時發動才能生效。太快或太遲都會錯失機會，過敏或者遲鈍的機關會讓獵物輕易跳脫。

這道理用在政治上也是一樣。時機未成熟而强行推出政策就是不合時宜；時機成熟了但不推出政策就是當斷不斷。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1929年的大蕭條。假如不是這次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大多數人也想像不到這種政策的重要性，要在之前强行推的話大多人將無法接受，亦會面對很大阻力。所以英國社會主義者/工黨採用了Fabian policy，放棄武力革命，轉用用潛移默化的方法去改革他們的社會。

Fabian policy這詞語源自Fabius Maximus在第二次Punic War所使用的策略。當時羅馬面對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分別在Trebia和 Lake Trasimene喫了兩場前所未有的大敗仗，損失了訓練有素的部隊，全國陷於慌亂之中。鑒於在戰場上羅馬的指揮官完全不是漢尼拔的對手，再徵調兵源組成新軍隊跟漢尼拔會戰衹不過是提前送士兵去見Pluto，臨危就命的獨裁官Fabius決定避免跟漢尼拔在戰場上一較高下，而改爲防禦式戰略消耗：如果對方善於會戰，衹要不給他會戰的機會他就無計可施。

這個決定在國内上引來很大的不滿，年輕的一派認爲Fabius是保守懦弱，堅決要主動攻擊漢尼拔。以Minucius爲首的這一派趁Fabius 在承擔祭司職務不能指揮軍隊期間違反Fabius的命令對漢尼拔發動攻擊，也讓他成功逼退了敵方幾支部隊。這次戰術上的成功讓他獲得大量支持，這種政治壓力迫使Fabius分一半指揮權給他。但這次行動完全沒有戰略意義，也沒有決定性的戰果；這次行動反而讓漢尼拔看清楚羅馬方面的指揮官不和，衝動派改變了避戰的策略，渴求在戰場上僥幸一勝。對付衝動的對手可就簡單了，當Minucius所率領的羅馬軍突然發動猛攻時，漢尼拔就讓前綫部隊後退，形成戰敗的假象讓對手踏入佈置好的陷阱。羅馬士兵就在陷阱中遭到迦太基軍的屠殺，直到Fabius帶領他的半支軍隊趕入戰場才能將Minucius救出來。

現代人缺少戰爭的經驗，尤其是盛平日久，以往在戰場上用血所換來的教訓都在大衆的記憶間消失殆盡。沒有第一身經驗也不要緊，因爲學問和書本的作用就是要將這些經驗記錄下來并流傳開去，避免後人再犯同樣的錯誤。奈何我們的社會不重視歷史和學問，當我們侃侃而談政治的時候，好像嘴巴所說，腦中所想的絕不會對局勢有任何影響一樣。又或者再差一點，論者衹想到自己所提出的有無限好處，絕不存在任何風險和成本。須知道，在現實世界中任何一個行動都會有成本，做了一件事就代表不能同時做另一件事，前一個行動也可能會導致後一個行動更難實行，所以任何有效的計劃都必須要善用資源，包括金錢、人際關係、信任、政治資本和時間–很多人都忽視時機的重要性。

假如以現有的資源不能立竿見影，不能即時達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就應該用僅有的資源去營造更多資源，使自己逐漸取得優勢，而不是衹要有賭局就孤注一擲押上全副身家：後者是Minucius的做法。今天還有人叫泛民議員總辭，就是想用稀少和難以回復的資源去進行一場豪賭。輸了，就難以再有翻身之日。就算是押中了寶「贏了」，我也不知道可以贏得什麽，局勢會如何改善。這賭局成本風險遠大於利益，即是廣東話所説「贏粒糖輸間廠」，我想不明白爲何會有人願意下注賭。

當然，看到這裏，又會有人批評說「除了這些方法以外，就沒有其他方法了。你說這麽多爲何你又不提出方法來？」首先，連局勢都未分析妥當，提方法來有什麽用？還未對症就胡亂下藥，這些「藥方」不毒死自己也會轉移自己的視綫，妨礙治療進程：現在首要任務是弄清楚病在什麽地方。第二，世界上有件事叫做軍事機密。好方法是隨便向世人公佈，生怕對手沒有時間做準備是不是？連對現實的基本認識都沒有，還談什麽方法、策略？第三，衹要不要二元對立，非我即敵，看清楚文章裏面的分析，我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綫索去説明方法在什麽地方。

George Orwell說過以下這段話：

The point is that we are all capable of believing things which we know to be untrue, and then, when we are finally proved wrong, impudently twisting the facts so as to show that we were right. Intellectually, it is possible to carry on this process for an indefinite time: the only check on it is that sooner or later a false belief bumps up against solid reality, usually on a battlefield … To see what is in front of one’s nose needs a constant struggle.

我們都應好好反思一下。到真的要上戰場時才想通就是太遲了。

談政治的文化

Johannes Vermeer. The Astronomer. Wiki Common

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下談政治真的很累（我相信其他地方，例如臺灣和大陸，甚至美國的政治討論也是一樣糾纏不休，衹不過在西方國家討論氣氛會較爲好一點）。每天看到的評論，不論是傳統媒體和網上的，大多千篇一律，大多分析欠奉。這種文章，不外乎是向已有既定立場的人說既定立場，讀的人衹要認同就讚不絕口，不認同就直接送十數頂帽子給作者，就算有十個頭也不能全數戴上。文中的論點，作者到底說了什麽，提出了什麽證據和論述，很自然就完全被忽視。讀者既然不看分析，作者也就不會提供分析，於是剩下來的大多都是無甚内容的次貨，經濟學稱這種現象爲「檸檬市場」。

看文章需要時間，這就會有機會成本，用了時間看這篇就不能用同樣的時間看那篇。所以我看文章的時候希望會看到分析、論據，這樣時間才花的有價值。如果作者費筆墨要告訴我我本來就相信的，例如說「演化是真的」，但衹説「但凡有學識的都相信演化」，而不提出任何支持這個論述的有效論證，我就連用這種論述去幫助自己想清楚問題也不能。對這種文章，我實在不知道看來有何意義，更想不出花時間去看的理由。

香港的政論就充斥著這種問題。我想，形成這種風氣的原因，主要是社會缺乏質疑和容許挑戰的文化。或許應這樣說，大衆認爲挑戰政府就是絕對的公義，但衹要挑戰到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善意或惡意，都必然是不義。因此，大多數人提出任何想法之前都沒有細心想清楚自己所提倡的到底是什麽，用證據、論點去支持這種言論和想法，將這種想法說出來，衹不過是想/要求他人接受，從沒有想過讓他人提出反證質疑。所以這種政論説來説去都是在說「態度」、「取態」、「立場」、「路綫」，而不在乎説明實際問題：原來論政治的正確文體是抒情文。說得不好聽，這些文章衹不過是在傳教，又或者是作者將自己看成是挨家拍門的推銷員，每個月有一定的營業額要上報。但與這些推銷員不一樣，你不接受推銷，推銷員并不會開口罵你五毛或投共。

在這種環境下，有些人會誤以爲談態度就是談出路，慢慢形成一種想法認爲態度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環保所以反核，民主所以佔中，689所以下臺；反核到底怎樣保護環境，佔中到底怎樣取得民主，689下臺然後下一個689上臺怎麽辦，從這些言論中我們看不到答案。普通人這樣說也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是這種風氣主導輿論，於是能匯集政治資本的人也去做同樣的事，爲取悅群衆去提出極端、片面、鼓勵身份對立的「靈丹妙藥」，服一帖就百病痊愈，鬢白復黑，而不去想清楚怎樣真正的有效解決問題，提議會造成什麽負面影響。

用這樣的方法去論述民主，將「民主」或任何價值觀視爲不容置疑的教條，將所有不認同自己的人視爲敵人，這絕不是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會做的事。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充其量衹是在追求選舉民主，情況稍微不理想，就演變成納粹、共黨式清洗和鬥爭，離預期中的民主相距甚遠。要記住一點，對當時的希特拉來説，他組織納粹黨也是爲了「抗爭」、「抗命」、「對抗不公不義」。面對極權專制的橫蠻，站起與之抗衡是正常不過而且也是應該做的事，但重點不是「抗」，你不能說衹要對抗就必然和自動是對的，你還需要提出正當的論述去支持你的行爲去説服大衆，觀察社會的問題并詳細的分析之，用道理去説服人，讓人知道爲何這是正確的出路，讓人提出疑問并藉此修正自己原先的想法。這才是審議式民主的真正意義。

如果你認爲抗命是一種權利，那在行使這權利的同時也請記得你有對等的義務。

痛定思痛，汲取教訓

歌川国芳 『宮本武蔵の鯨退治』 via Wiki Common

雖然賽事還沒有正式結束，現在進入殘局階段，其實大家互有損耗，誰也將死不了誰，但我們也不妨回顧一下這將近兩年以來的開局和中局，看看民主派到底是出了什麽策略錯誤，讓自己陷於今天的泥沼之中。

對支持民主的政黨來説，他們繼續内訌，但贏不了多數人的信任更取不到任何有利的地位；對非政黨團體，例如佔領中環，他們想象中的美好圖畫完全破滅，整個「行動」（打引號是因爲他們還沒有確實的戰術行動）達不到所有預期目標。結果就是民主派自己空折騰，大量消耗自己和盟友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中央方面也不見得有任何好處，這局面證明它已經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去化解中國政治與政制上的死結，爲了維護它的地位不受挑戰，它選擇顯示「拳頭大就理大」這個政治立場。結果是誰也贏不了誰。

在策略環境上，佔領中環的出現其實加速和加劇了政黨民主派的内鬥。佔領中環作爲非政黨團體吸引大量目光，因爲民間普遍對政黨不信任或者政治冷感，這樣的組織就能迅速的吸納這種政治資本。但這樣的舉動就讓政黨很被動，因爲這代表它們將不能帶領這場民主運動，對香港群衆的號召力旁落於是他人手上。於是它們對佔領中環各自有不同反應，細小和新興的政黨立刻表示支持，并希望加快行動進程，提出「預演」之類的建議，因爲這樣它們就可以站在運動的前面，加上它們原來的政治資本較少，這種行動對它們有百利無一害。

相反，大政黨則甚爲冷淡，需要坊間不斷的詢問才會表示原則性的支持，甚至有某政黨言論說「會發動佔中」，并且堅持自己繼續走自己的路綫。這是因爲它們原來的政治資本較多，付和佔中就會將它們希望得到的領導地位拱手相讓與非政黨組織，自己衹能在一旁聽從指揮，對於大政黨來説這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這時候佔領中環和香港2020這樣的組織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利用當時的聲勢去重新組合分散在各個組織間的政治資本，衹要行動得宜作出適當的取捨，這也不會是一件太難的事。具體的方法我也向兩個組織和一些政治人物提過，但明顯的是他們都沒有聽進去。就算我提出的方法無效，衹要他們明白形勢，日後的爭執將不會這麽嚴重。重點是，這些組織都沒有把握當時的優勢，反而走政黨同樣的套路，要堅持自己的路綫。既然各自堅持自己的路綫，很自然就出現爭持不下四分五裂的局面。

佔領中環的另一個策略錯誤，就是始終想不清自己到底要做什麽去達到預期的策略目標，又或者可以說，它根本就沒有策略目標。自從行動提出以來，它一回是要癱瘓金融中心，一回又不癱瘓，一回又是「道德感召」，一回又聲言自己是「出口術」（方便非香港讀者：虛張聲勢，耍嘴皮也），一回又想跟中央談判，一回又要降低談判要求。我從旁觀察，衹能說行動組織者是誤打誤撞去到了一個自己不想獲得，也無力承擔的地位，其實根本就不想去「佔」。假如他們身邊的支持者不是被「佔中」兩個字迷著，要看出這些問題和提出改正亦不是難事，奈何整個社會衹重視表態，衹要「民主」、「佔中」就是正確無誤，不能去反思内裏的問題。

因爲佔領中環沒有明確的策略目標和爲達到這個目標而作出的相應戰術行動，在策咯–戰術這個連接點上又走錯了至少三大步：

1. 國際標準。整個概念始終是摸棱兩可，而《政治權利公約》所説的其實是一些大原則，要怎樣具體實施取決於國家的選擇，而每個國家的歷史習慣，政治穩定度，所採用的制度都不一樣，民主的原則可以相符，但一致的「國際標準」則不存在。美國的選舉制度異常落後，但沒有人會或夠膽說它不符合「國際標準」。俄羅斯不是民主國家，但它的選舉格式也可以符合「國際標準」，而且它亦使用了很多香港人所希望的公民提名，但這不代表俄羅斯就是民主國家。

   提出這樣曖昧不清的要求就是授人與柄，讓對手能夠指出你的論述很有問題，用他們的説辭去模糊大衆的視綫。不利於説服中間游離分子之餘，也不能讓己方堅定的站在同一戰綫上作戰，因爲既然模糊不清就可以讓政黨各自表述，各自提出對自己有利的選舉方案。亦即是說，提出這種概念是在幫助敵人擊散自己。

   組織者提出這樣的論述，如果不是以爲提出「國際標準」就能自動占據道德高地，從未考慮過對手如何還擊，就是太天真的緣故。如果他們不天真，這樣的論述其實是爲了下面的一個錯誤而鋪路。

2. 政黨提名。即是李柱銘「泛民入閘方案」的演變版。他剛提出就受到激烈的批評而要「收回」，但又要說就算是收回，就像「燒了一張紙一樣」，它的影響不會消失。結果這方案真的是陰魂不散，遺毒不斷。這種方案的問題在於它跟本不是在爭公平的制度，而是爲了讓某些人定義中「泛民」去競選行政長官一位。能夠決定「泛民」這個定義的，和議會選舉票數最多的政黨自然是最有利，這個「泛民」候選人一席幾乎是爲某個政黨度身訂造一樣，所以這個政黨一直堅持要政黨提名。

   這個政黨所依賴的，是假如它的候選人與親中央候選人同臺參選，選民必然會選擇「泛民」的一個。我不再評論這想法有什麽毛病，但很明顯的，其他政黨必然對此感到不滿，結果又必然是繼續大打出手，又再自相耗損。佔領中環組織者當時沒有去化解這個危機，反而附和說「如果選委是民選」用李柱銘的方案并不是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説法，因爲當要説到「公民抗命」去爭民主，任何人都會想到是要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阻礙，和採用符合現代社會需要的方法，根本就不需要拘泥提名委員會這種過時無意義的機制，所以才有公民提名的想法提出。

   因此，繼續堅持政黨提名，甚至提倡「叫價不能太高」，其實是反映了他們根本無心去爭所謂的「真普選」；他們想要的是有利於自己的「階段性勝利」，即是「袋住先」（先接受部分不合理規定，的日後再改），并希望藉此說動中央。中央當然是讓他們失望了，因爲中央不想冒險。但這也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他們在這個關節眼上積累了大量政治資本，過了這個時機就不知道什麽時候會重開這個議題，而任何熱心都會日漸冷卻的。聚集了政治資本但投放不當，他日時機再來就難以再有同樣的號召力，完全是一種浪費。

3. 方案之爭。如果要簡單的概括今次整場「民主運動」的特色，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場方案之爭，是各黨派之間在競爭讓自己的方案突圍而出，而不是向北京要求民主。槍尖對著自己人的時候遠多於對著北京的時候。這麽多方案，結果大家都將焦點放在零星而又是微枝幹末節的問題上，例如提委會人數等，又再一次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爲了這些無謂的爭執，再加上決策過程的問題，單純的以爲投票就能解決讓所有人心服口服，於是又惹來小圈子篩選方案和「被騎劫」的爭議；在嘗試化解爭端的時候有一些組織認爲是質疑這結果是背棄了佔中者決定的原則。於是乎所有組織又再次各自爲政，各自進行自己的「抗命活動」，甚至要提出比「佔中」更快的進行「佔中」。到此，佔領中環已經再無能力主導這場運動。當然，它主不主導并不重要，或者它不主導會更好，但經過一輪「行動」，它將難得凝聚起來的政治資本一次又一次的打散。

要化解上述的問題并不是很難，衹要不堅持某種形式，考慮清楚矛盾將會怎樣展現，就能想出對策去應對。想要維持民主陣營這道戰綫，最好方法就是放棄形式和方案上的紛爭，去定下在香港實施民主普選所必須要有的原則，例如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是否真的必須，原因又是什麽，而不是去指著模糊不清的「國際標準」。衹要是這樣想，組織者就會自動的向公衆提出并説明這些問題，而不是單單在幾百人的商討日中討論然後投票決定。要避免更多紛爭，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選個公開場合讓個黨派展開辯論，讓公衆根據黨派所提出的論述作選擇，讓公衆去告訴政黨背離這些原則的話就不會再受支持。要商討的應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幾百人；問題是公衆如何理解和作出適當的政治決定，而不是討論和選擇方案：前兩者才是真正的審議式民主。

事實上，上述的問題我已經向他們提過，亦開出同樣的建議。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預見的，我能看到并不是我特別聰明，衹不過是我細心去想每個行動會有什麽效果，然後想辦法去避免這些效果所帶來的風險。政治人物和運動組織者看不到，是因爲他們過於沉迷自己所提出的言論，又或者讓熱情蓋過了理性，使得運動日漸教條化。北京可是將這些都看在眼裏，并一直在想如何反應；香港政治人物有什麽弱點，在想什麽，它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你是這樣的教條化，用口號代替思考，它根本不必放你在眼内，因爲你打算做什麽，會出什麽問題都是在意料之中。相反，如果你因爲北京意料之中的決定而感覺憤怒莫名或心灰意冷，那就代表你完全沒有考慮過政治是怎樣運作，老實說，這個遊戲不適合你。

策略的原理其實跟人文主義的要旨完全沒有兩樣，宮本武藏在《五輪書‧地之卷》中爲如何學習「兵法」（在當時的語境中是指個人的武藝）歸納出下列原則：

一、不能有邪惡的心思。

二、務必要勤修苦練，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三、要廣涉才藝，戒除修煉之障礙。

四、要能認識各行各業的要旨。

五、要能辨別一切事物的得失。

六、修煉自己判斷和理解每件事的能力。

七、要洞悉肉眼看不見的事。

八、即使是瑣事也不能疏忽。

九、不做沒有意義和沒有效果的事。

要理解什麽是策略—「兵法」，并不是難事，當中沒有任何神奇和玄幻之處，衹要不視它爲奇門術數，以平常心待之，它就是一門應用科學，關鍵是願不願意理解和學習。真的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改善這個社會，所需要的并不衹是一股熱誠，還需要有正確的方法和概念，用這方法幫助自己作正確的決定。而要獲得這方法，正如學習任何學問技能一樣，除了不斷鍛煉之外，沒有其他法門。爲求勝心切而去尋求不切實際的捷徑，以爲衹要站出來就能成事，不斷的重覆「再不怎樣就中環見」、「再不怎樣就佔中」，其實都是沒有内容的夢話。上面第九點對現在尤其重要。

現今唯一辦法，就是放棄之前那種教條化想法，重新去思考整個政治局勢，然後去制定可行的策略，定下目標去營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罷課、罷教這類是吸引眼球的行動，如果學生和教員堅決要進行的話，我不會反對，但要知道，這種行動對大局不會有任何影響。如果連開局和中局的教訓都不汲取，到現在依然是以同樣的方式行事，這盤棋再繼續下都衹會走出同樣結果。

（上述的分析其實我去年整年都不停在說，所以我不浪費時間加入連結了。有興趣的話可以到《山中雜記》搜索欄中輸入「普選」、「民主」、「佔領中環」等詞，去看之前的文章。）

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的分別

有人問道：「我在不同地方見到人文主義、人文學科兩個詞語，兩者到底有何分別？」

這是兩個不同，但又有一些關聯的概念，的確很容易讓人混淆。簡單一點解釋，如果用英語去表達，人文主義是humanism，而人文學科則是humanities。前者是對一種思想的概括，所以用到-ism，「主義」去形容；後者則是各種人文學科的總稱，而人文學科一般來説泛指哲學、藝術、歷史、文學等科目。在這一點上，人文主義和人文學科沒有交接點。

我們再來考慮它們的概念構成。人文主義的理念可以很複雜有可以很簡單，而人文主義者也可以各自作出稍微不同和側重點不一的演繹。爲了嘗試詳盡的解釋這個概念，我們分別用了《什麽是人文主義？》和《人文主義者信條》去說明它的核心意義。如果要簡單地說，人文主義就是要「提高人類社會的福祉，減少各種各樣的苦難，讓人類活得有意義」，而要達到這目的，我們需要用到大量知識，用知識去衡量各種事情的影響，繼而找出有效增加福祉的方法。也即是說，人文主義者重視科學，并將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融入到他們的生活當中。

人文學科不是科學，因爲它們都不會應用科學方法去研究某些實際現象（歷史學有些不一同，它并不是不想用，而是因爲時空的限制而不能用上）。人文學科探討的課題不一，難以一下子完美地概括它們的核心概念。如果我可以過度的簡化它們，我們可以認爲人文學科所重視的問題大多是人類如何表現一些想法和情感，因此它們所關注的并不是自然或社會的某種現象，而是人類爲在什麽場合會因爲什麽原因表達一些想法和情感，而他人面對這些想法和情感時又會有什麽感受。

就算人文學科不是科學，這并不代表人文學科對人文主義者不重要，我們可以說科學和人文學科對我們的生命有不同的影響；前者是讓我們獲得知識，後者則能讓我們明白人性是什麽。人文主義者也會關心人類和各種生物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我們也知道快樂也有客觀和主觀之分（前者是，要得到快樂必須擁有什麽，後者則是偏好問題），每個人對生命會有不同的看法，人類和生命是多樣多元的。所以我們在科學之外也需要人文學科去幫助我們思考、理解和反映人類的情感和靈性，而不是單純的用冰冷的準則去看世界。

因此，雖然人文主義者的目標并不是推廣人文學科，但我們也會鼓勵它們正面的發展；如果人文學者能學點科學那當然是更好了。缺少了科學我們就不能正確的思考事實，過分的側重人類的情感，就很容易會讓情緒和恐懼衝昏頭腦，因而形成不可挽回的重大錯誤。

再換個方法總結，人文主義是要讓社會去除迷信、不必要的恐懼和不合理的傳統，不再接受它們的束縛，使不同個人或是社會整體能充分的展示他們的能力和多樣性，并從中實現生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