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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對法律的獨特臆想

作者: Wing Ting Chan

評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以下簡稱「關注組」)《再回應「法政匯思」有關「人權公約」及對「歧視」的理解》;及各種他們臆想或曲解出來的侵犯他人人權的絕對人權:絕對的「言論自由」、絕對的「思想自由」、臆想出來的「良心自由」、 曲解的「教育自由」。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關注組曲解ICCPR《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2條和26條,1. 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建基於本土已存在的法律,平等的意義只體現於解釋及執行時應平等對待所有人。2. 指超出本土現行法律或超出《公約》的平等權利是超出了人權應有的範圍。3.政府不該修改法律至所有人平等,否則是危險的。

《公約》要是如關注組所說是基於本土現行法律,那麼第26條「人人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什麼意思?這裡明顯是指法律要對所有人平等。如果法律不平等,政府不作修改,那麼簽《公約》有何意義?《公約》的意義在於締約國有義務保障人民享有《公約》所指的人權,如果世界那麼完美,法律那麼完善就不用《公約》了,也沒有哪國有資格譴責哪國侵犯人權了。

《公約》第23條就是人人都平等享有婚姻權利,所以婚姻平權並無超出關注組所說的範圍。至於有關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公約》第23條的解釋,下面會再講解。現在先說說被關注組斷章取義而無視的《公約》第2條(2)款:
“凡未經現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規定者,本盟約每一締約國承擔按照其憲法程序和本盟約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以採納為實施本盟約所承認的權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我是不知道關注組指《公約》指人權是建基於本土已存在的法律有什麼根據。

關注組所提及的案例

對於2002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會」)那個case,我不明白為何關注組沒提及該案的名字Joslin et al. v New Zealand和reference。此案至今已經有15年,當時世界婚姻平權進展還是十分落後,期間世界人權已經有很大的進步。制度和法律是一直會改變變得更完善的,不然現在的婚姻也不會是一夫一妻,也不會禁止了強逼婚姻。 繼續閱讀 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對法律的獨特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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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知識大補帖,兼駁黎廣德先生所言

作者: William Lam

香港著名可再生能源工程師、投資者兼反核人士黎廣德先生,日前發表文章,提到中國連雲港反核示威,並如往常一樣誇大沿岸興建核燃料再循環設施的害處。文章不但對乏燃料處理有很多謬誤,而且刻意誇大危險性以嚇怕讀者,令本人實在不吐不快,故才寫這篇科普文以證視聽,望各位指教指教。

 

乏燃料,其實就是指已在反應爐用過的核燃料。當中包括未「燒」完的鈾235、平常狀態不會參與裂變的鈾238,以及其他裂變生成物,而這些生成物部分以放射性同位素形式存在,例如鈈、鍶-90、銫-137、鎝-99和碘-129等等。由於大部分同位素都具放射性,部分裂變生成的同位素甚至具高放射性,故這些乏燃料所具備的放射性比一般核廢料高,故又稱高階核廢料(1)。

 

不過,常溫常壓狀態下,只要分開一定距離存放,無論任何形式的高階核廢料,都不會自己發生鏈式反應,更不會自己爆炸,只會放出衰變熱(2),核廢料處理廠最先要做的,就是用水不斷冷卻及帶走衰變熱,一般的大型水循環冷卻系統已經可以做到。這放置過程可持續幾年至十年時間,讓初期放出衰變熱較多的同位素衰變成其他放射性更低的物質為止。(圖片是一大塊準備用於核電池的高純度鈈,鈈所產生的衰變熱算是很高(熱力相當於一公斤570 WATTS/一小時),而輻射(尤其高能量輻射)相對低很多,你帶了手套都可拿著一小片幾小時而不會有危險。當然一整個冷卻水池中鈈的含量可能就只等於幾十公斤這種東西而已)(3)。

 

好了,乏燃料再處理廠究竟做什麼?其實就是將放置了相當長時間,已經冷卻的乏燃料取出,然後再進行處理,將大部分物質變回可繼續「燒」的核燃料。要知道現時的鏈式反應堆效率其實不太好,一般只能裂變掉核燃料當中的大約20-30%的可裂變物質,其他有用的可裂變物根本就浪費掉,故最好就不要浪費,把它們弄回來循環再造了!

 

再處理也有多個方法,其中最簡單的是把一些放射性高的同位素拿走後,直接將乏燃料削成合適外形,然後拿回重水反應堆「燒」!因為重水反應堆是可以直接讓鈾235濃度較低的核燃料進行鏈式反應。另外一個現時較常見的方法是將乏燃料中的可裂變物質,例如鈾235, 233, 238與鈈等和「裂變毒素」(可影響核反應的放射性同位素)分離,這可採取一般的化學反應,然後再調配比例成為新的核燃料,其中比較常提到的就是MOX(4)。這過程基本上就和各大核燃料生產設施沒有大分別,只是第一次提煉的鈾燃料中,鈈的數量極少。現時一般核燃料由於量少,每次都是以少量方式進行配制,過程已是機械化及隔離式操作,且操作環境有如實驗室級別。由於每次處理都只是處理少量燃料,即使發生最嚴重的情況(即燃料因為濃度超越臨界而發生極短時間的小規模鏈式反應,例如東海道JCO臨界事故),也不涉及爆炸,絕大部分的輻射都只是影響室內,最多是波及附近的工作間而已。

 

至於殘餘高階核廢料的處理手法,過去七十年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加之再處理過後體積進一步縮小,其實反而更容易處理(5)。乏燃料再處理手段其實是處理高階核廢料的最佳手段,因為它本著的是重用再重用的原則,而且殘餘的高階核廢料體積亦會更小,現時的處理手法更加游刄有餘。

 

好了,講了一大堆背景資料,究竟黎先生錯在哪裏?

  1. 「乏燃料儲存的安全性」:乏燃料由於不涉及連鎖反應,處理廠也不涉及高壓蒸氣設施,爆炸危險性是非常非常非常低,所以其保護設施其實也不需要達到核電廠級數,事實上如果有持續的次級冷卻源(如海水),幾乎沒有爆炸的可能…… 現時涉及核燃料殘餘物的意外中最嚴重的, 是60年前蘇聯一次意外(6), 其他涉及乏燃料再處理的事故最多就只有三級事故而已(7)。
  2. 「乏燃料處理設施可能污染環境」:乏燃枓儲存池的安全性其實極高,因為水兼具屏蔽及冷卻的效果,在輻射屏蔽效果上比鉛更好。事實上,池面的水,本身的輻射含量可能比自然環境的背景輻射還要低(8)。而由於核燃料本身有鋯合金外殼保護,池水本身亦不會接觸到內部的裂變物質。池水內的少量雜質在受輻射轟擊後可能帶有少量放射性,但處理手法其實和一般核電廠的冷卻水一樣:用過一段時間後放入另一個水池,待其衰變完後排出或者流回循環系統再用,而平時這些水也不會直接流出大海,因為其冷卻系統和一般核電廠一樣,都是二次循環系統。
  3. 「乏燃料廠選址因素」:世上大部分乏燃料處理設施都在海邊或大河邊上,何解? 因為這可以為乏燃料冷卻系統提供幾乎不會「斷供」的冷卻源,這是其安全的最大保證! 還有,英文維基上有全球再處理設施的資料, 看清楚究竟有多少是在海邊及大城市附近!!!怎麼有人會認為甘肅大西北是好選址?你多找幾滴水給我好嗎?(9)另外選址在連雲港也不是沒有原因。首先,除附近有田灣核電廠外,地理上也是中國沿海的中心位置,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核電設施運輸乏燃料至此其實十分方便,任何核電廠開出的特種運輸船可在一日半內到達這裏;其次,上文已提過燃料再處理的最簡單手段就是切削成合適形狀再丟回重水堆「燒」,而中國最大的重水反應堆發電廠就在300多公里外的秦山三期(其實最初期選址是在福建北部,更近)。順便在這裏要補充一下,黎生在文章中提到甘肅北山是最初期廠址選址, 但細看其他新聞資料, 北山其實是高階核廢料的最終深埋選址! (10)

 

  1. 「乏燃料運輸方式與安全性」:核廢料運輸車?黎生一定以為自己身在歐洲。現時中國所有核電廠都在沿海,你用核廢料運輸車幹什麼? 一條二重底 / 三重底重防禦兼冷卻系統齊備的千噸級特種運輸船已可以搞妥一個核電廠十年量的核廢料有餘了! 外加上海軍/ 海巡船護航,請問你怕什麼?怕恐襲?以日本為例,八十年代訂購的敷島級大型海巡船,其中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為日本來往歐洲的核燃料 / 乏燃料運輸船進行護航,人家每年至少來回一次啊! 而且核廢料儲存容器其實已有相當足夠的防護(11),加上走高速公路時警察 / 軍隊沿路開路護航及封路,旅客想看到?只怕所有旅客此生都沒機會看一看運輸車的尊容啊(如果真要用上)!

退一萬步來說,核廢料船沉沒後,核廢料裝載器的危險性反而可能不大呢;冷戰以來全球共有大約5艘核潛艇在公海沉沒(美國2, 蘇聯3),長年以來都有環保組織監察這些船的核洩漏情況,他們發現,部分潛艇的確有核洩漏,但主要涉及艦上核武器內少量核材料(而核彈頭因為要保持較輕重量,不會考慮超高水壓情況下的防護),反應堆中鈾235濃度極高的軍用核燃料在超高水下壓力下到現時仍沒有任何洩漏情況。何解?海洋本來就是一個永不枯竭的超大型冷卻池,而已關掉的反應爐本身就是一個高強度防護容器(12)。何況,沉在淺水區,你撈不起來嗎?

說回來,內地市民的抗爭,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對核能缺乏認識,以及NIMBY(鄰避效應)所造成,情況上和抗議PX廠沒有兩樣(PX生產在化工中是低危險性且污染水平也較低的工業)。抗議在某程度上已是民粹主義的反映。一個工程師竟然因為民粹主義勃興,蓋過理性及科學思考而覺得高興,甚至藉誇大恐慌及運用錯誤資訊進一步刺激民粹,似乎有違自己的職業道德及操守。再講,黎先生下次講另外一些自己不熟悉的工程項目時,煩請認真的Google search,兼核實所有資料,免得連一個文科生都可以指出你的謬誤,好嗎?

P.S. 黎先生有否撫心自問,現實世界有哪種能源能代替煤及石油等的化石燃料,如何顯著減少碳排?你年紀也不小了,未必看到惡果,但全世界七十多億人及其後代就…….

註: (1)詳細見http://pansci.asia/archives/95368

(2)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19138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lutonium#/media/File:Fueling_of_the_MSL_MMRTG_001.jpg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reprocessing (5) http://zh.nuke.wikia.com/wiki/核廢料要怎麼辦%EF%BC%9F

(6) http://www.environmentandsociety.org/arcadia/nuclear-disaster-kyshtym-1957-and-politics-cold-war。事實上,那次意外嚴格來說不涉及發電乏燃料,而是提煉武器級高濃縮鈾及鈈後的殘餘物。蘇聯核事故比率一直較高,其實和他們早年的核擴軍政策有關,而且此廠址正正不在岸邊,且由於廢料內含有大量氮化物,擺放方法亦有問題(不是今天的大型池式,而是深埋垂直鋼筒式,且當時亦缺乏持續監控手段),結果當溫度上升,氮化物氣化,形成一個超級大型肥料炸彈。然而,今天任何形式的乏燃料根本不會有氮化物這回事……..

(7)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8003307/http:/www.hse.gov.uk/nuclear/llc/2005/sella2.htm#incidents 。這次事故也只是涉及的83立方米溶液流進了保護殼內,但仍能吸回,沒有流出廠外

(8) 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3/09/26/nuclear-3/

(9) 當中法國Marcoule的處理設施不但在河流邊,離海岸線不算遠,離馬賽更只有50公里,南法人口密度並不低啊;La Hague則在加萊半島頂端,英倫海峽的入口,這裏不但處理法國本土的乏燃料,更處理世界其他核電廠的乏燃。其他處理設施位置可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reprocessing

(1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619

(11)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nuclear-fuel-cycle/transport-of-nuclear-materials/transport-of-radioactive-materials.aspx

(12)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k19/radiation_main.html

 

讀《【歷史課】簡易香港史:天然軍港與維多利亞城一文》有感

日前拜讀了鄭立先生關於香港早期歷史一文,有感文章觀點獨特,唯史料上有不實之處,特此撰文提出意見。

「我們一直說香港就是殖民地,但其實,很嚴格來說,這個所謂香港的殖民地。其實只有那幾個洋人聚居的點。一開始的香港,居民約有萬五人,以及五千名英軍」

1841年5月5日,香港人口就是20條村的4350人、市集800人、艇家2000和來自九龍的勞工300人。(1)根據香港早期行政報告(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s 1841-1941)的資料,(2)香港人口於1842年3月是12631,而1844年4月人口是19000,故此可以推斷,「居民約有萬五人」的時期大約應該是在1843年《南京條約》生效之前。既然如此,那便不會是「一開始的香港」,因為香港近代史的開始,是始於1841年1月英軍佔領,而非《南京條約》。

另外,鄭先生亦指出,「一開始的香港……五千名英軍」,據《Chinese Repository》(中譯《中國叢報》)資料顯示,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的總數合共4000人,(3)加上1841和1842年增援的2200,(4)總兵力也不過7000人。「五千名英軍」在香港,未知鄭先生所言的是那個時期。

「當初的香港,和星海爭霸的基地沒甚麼分別。是一個純軍事用途的地方。英國外交部通知砵甸乍,香港不應該建造非軍事用途的建築物」

當初的香港,是否和「星海爭霸的基地沒有分别」不得宜知,因為筆者對流行電腦遊戲一無所知。然而事實上,香港不僅並非一個純軍事用途的地方,亦不是因為「外交部通知砵甸乍,香港不應該建造非軍事用途的建築物」就代表英國政府和全天候認為香港是一個純軍事用途的地方。鄭先生在文中所言「當初的香港……是一個純軍事用途的地方」,但後來又說砵甸乍「認為香港是有可為的」,鄭先生似乎在說,代表英國的外交部始終操生殺大權,盡管砵甸乍有其別於主流的主張。然而事實上,砵甸乍本來就是跟義律在香港的視角上站在同一方向,並且同樣是在背離上司外交大臣鴨巴甸(George Hamilton-Gordon, 4th Earl of Aberdeen, 1784-1860)(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訓令的情況下堅決繼續佔領並發展香港。砵甸乍在香港去留的問題上與維多利亞女王和外交部是持相反意見的,可是他的決定不但影響了主流聲音,而且亦是決定香港成為殖民地的最後因素。

在分析前,首先要解說一個概念。鄭先生所指的「英國人」,其實應該視之為泛指,因為當時的「英國人」在對華方針上有兩個主要方向:

1. 佔領舟山
2. 佔領香港

主張佔領舟山的,主要是維多利亞女王和舟山為伊甸園的巴麥尊,以及後任的鴨巴甸。但在佔領後由於管理、香港在戰爭中作為鴉片走私、臨時的貨物存倉和處理傷兵等問題令身價暴漲,使巴麥尊逐漸發現舟山似乎名大於實,才逐漸將視線轉到香港,並訓令砵甸乍繼續保留。

而主張佔領香港的,主要是義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 1801-1875)、英印總督奥克蘭伯爵(George Eden, Earl of Auckland, 1784 – 1849)、海軍大臣約翰巴羅爵士(Sir John Barrow, 1st Baronet, 1764-1848)、砵甸乍和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等人。當中,義律和砵甸乍偏向將香港發展為自由港。

雖然,主張佔領並發展香港的一方不代表外交部的聲音,但事實證明英國在華的全權代表只要能夠說服女王和外交部,他的方向仍然可能帶來決定性的結果。

我們先談義律。

義律在1841年6月21日給英印總督奧克蘭的回信中,提到佔領和保留香港的原因。對此,馬士在《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亦對此作過分析。(5)

信中他稱,由於戰爭原因,貨運(被大量封鎖在港口)大量屯積。在清晰知道於澳門找一個貨物落腳地根本無法實現後,要找一個地方,可以清貨和不需要再付逾期停泊費和其他額外費用,並為了不再給沒有誠信可言的行商從中操控和抽取利益,香港行動是有需要的。

而在軍事角度方面,義律在回覆奧克蘭的信中亦表示,為了北上的軍事行動作準備,佔領香港不但可以作為一個軍事補給地,而且對兩國軍隊的士氣產生了一種此消彼長的作為用。

及後,在1842年的一份信函中,義律還透露了他佔領香港的原因,就是為了和對在香港進行貿易的期望和避免戰爭:(6)

“…but what it fell to my share mainly to consider was the wisdom of conducting the war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extent of injury to defenseless people, and to the dwelling and property of a great trading city, disposed to trade with us, and with which it was our object to trade……"

香港在商貿上的優勢,砵甸乍看得更加明確。1841年9月繼任的外交大臣鴨巴甸,對前任巴麥尊的對華方針作了「一些重要修改」。他在1841年11月4日致砵甸乍的信中寫道:(7)

「關於在採取戰爭行動過程中可能有必要佔領中國領土一事,女王陛下政府只是把舟山和香港視為臨時性的基地。女王陛下政府不傾向於把這樣獲得的領土視為永久征服。他們寧可希望中國開放東部沿海四、五個主要城市進行貿易的條約作保證」

鴨巴甸跟維多利亞女王的對華政策基本上看法一致。他本人的新對華方針意向非常明確,即「安全、經營良好」的通商貿易政策,而非佔領領土政策。為了作戰需要可以臨時佔領中國島嶼,但由於作殖民地式佔領會「耗費巨大」,並使中英關係惡化,妨礙中英貿易,因此不僅是香港,即使是舟山,鴨巴甸都不主張佔領。於是他後來表示,香港不再被看成永久的英國屬地,而僅僅被視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一個軍事佔領地點,女王陛下政府實現對華目標時有可能歸還給中國」。(8)

因此,就著鴨巴甸這個對華方針的「重要修改」,以臨時佔領舟山作為對清政府施加壓力只是暫時性的手段;至於而此時已佔領的香港,儘管巴麥尊在任內以至維多利亞女王均對香港「很長的時間內不能夠向我們的商人提供對北方一些港口進行貿易的任何新的便利條件;因此佔有香港將不會取代攫取東部沿海另一個島嶼的必要」表示擔心,(9)但由於鴉片走私所帶來的巨大利潤,後來鴨巴甸還是默認前任巴麥尊於1841年5月31日致砵甸乍信中所表示「不要放棄該島」的決定。(10)

於是,1842年1月,就如鄭先生所言,英國外交部正式通知砵甸乍,在香港一切非軍事用途的建築物全部停建。然而砵甸乍卻獨斷而行,他不但沒有停止民用建設,反而大規模地進行,並在同年2月16日宣布香港為自由港。

然而事態發展到這一階段,出現了耐人尋味的變化。

香港在這個極有可能獲准歸還給中國的時候,砵甸乍表示完全贊同當時義律對於香港的觀點:(11)

“The intention of Hong Kong is the only point in which I have intentionally exceeded my modified instructions(指上述鴨巴甸在1841年11月4日致砵甸乍信中寫到「對華方針一些重要修改」的訓令)but every single hour I have passed in this superb country has convinced me of the necessity and desirability of our possessing such a settlement as an emporium for our trade and a place from which Her Majesty’s subjects in China may be alike protected and controlled."(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總括來說,配合以上的函件,砵甸乍「認為香港是有可為的」原因,主要有三:(12)

1. 作為一個海軍基地必要的決定
2. 其次,鑑於很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戰事,佔領沿海島嶼,尤其是香港島,是作為一個海軍基地必要的決定
3. 透過殖民孟買和新加坡經驗,離岸島嶼除了証實有能力可以成為轉口港外,還能作為釐清糾紛的界線,減少與被殖民國家正面衝突的機會

至於維多利亞女王何以最後在1843年1月4日,即《南京條約》生效前五個月,才決定將香港視為殖民地,並由鴨巴甸致函砵甸乍,便是取決於砵甸乍對香港「不懈堅持」,不過筆者不打算在這裡贅述,讀者如有興趣請參閱拙文。(13)

盡管反對派一直反對開辟香港為自由港,但在義律和砵甸乍眼中香港就是一個正常與非正常商品貿易中心;而香港作為軍事基地的角色,其價值不是作為者所言「完全發揮在鴉片貿易之上」,而是它本來就是為鴉片經濟而存在的。因此沒有鴉片經濟作為香港進軍內陸的跳板,義律和砵甸乍難言選擇佔領和發展香港,即使會亦難以說服維多利亞女王和外交部。沒有鴉片經濟,香港成為「海軍兵營」的機會實在令人懷疑。然而,既然義律和砵甸乍都對香港的鴉片經濟深感信心,那香港就不可能一開始時就是「純軍事用途的地方」了。

事實上,是否「一個純軍事用途的地方」,並不是看英國外交部的取態,而要看當時在全權代表(plentipotentiary)的實際動向和結果。擁有幾百年議會民主制的「文明」國家英國,全權代表雖然並不具備改變女王和國會意旨的權力,但事實證明他們只要能夠據「理」力爭,便有機會在主流方向中逆市而行。(14)

「最初,英國人只是把他當成籌碼,拿去跟清帝國談判要更好的東西時,就把香港這樣原件賣回去。後來英國人過了百幾年之後實現了當初的用途。要說他們是很有遠見還是貫徹始終。換句話說,對於英國人而言,香港其實只是被當成綁票換贖金的肉參」

最初,對於「英國人」來說,香港真是籌碼和肉參嗎?

在1840年2月《巴麥尊子爵致大清皇帝欽命宰相書》(下稱《宰相書》)中,(15)巴麥尊表示要「割讓沿海島嶼」,卻沒有亦志不在割讓香港。後來,義律在佔領舟山後並發現無法說服琦善割讓舟山,於是改變巴麥尊《宰相書》關於同時割地和開埠的訓令,而是割讓領土作談判籌碼來代替開埠。1841年2月初,巴麥尊在回復中表示,原則上同意義律的調整,不過割讓的領土必須是位於「物產豐盛,人口稠密」,並富有地理和戰略價值的島嶼或沿海口岸,言下之意,即暗指舟山是也。然而,義律卻在1月14日給琦善照會,要求琦善的卻是給予英國「主治」以作「寄居」香港,條件是歸還沙角大角和從舟山撤軍。(16)

顯然,由1840年2月至1841年1月這段期,香港不但本來就不是在割讓的名單上,而且亦不是「其實只是被當成綁票換贖金的肉參」。相反,在攻陷大角沙角後,作為虎門三重防綫防衛體系的首重大角沙角,倒是義律攫取香港和在舟山撤軍的籌碼。

約三個月後,巴麥尊知道義律佔領了香港並發出公告,在1841年5月3日,義律職務遭到罷免,砵甸乍上場。隨即,巴麥尊向砵甸乍發出訓令,重申1840年2月的《宰相書》和其在2月3日作出的補充內容,並強調開放四至五個沿海口岸,是「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點絕不能放棄,除非清政府同意把香港以外再將「東部沿海的某個島嶼割讓,並且允許在該島與大陸上一些城市之間自由進行通商」。指令非常清晰明確,要麼開放四至五通商口岸,要麼再佔據多一個島嶼。至此,香港都不是外交部和砵甸乍作為勒索道光帝的籌碼。直至1841年11月4日,接任的鴨巴甸才致函砵甸乍,表示僅視香港為討價還價的籌碼。

由此可見,香港不但不是「最初,英國人只是把他當成籌碼」,而且亦不是「對於英國人而言,香港其實只是被當成綁票換贖金的肉參」。作為肉參的香港其實是在佔領香港後的10個月,而且只屬維多利亞女王和外交部的訓令,在香港卻沒有實際行動支持。

4. 「所以一開始的香港……從清廷處取得了本地華人的治理權。這也是跟澳門一個巨大的分別。因為澳門是有清廷的官署管治華人的。香港卻是由香港政府管理的」

1841年2月1日,義律在香港發布了公告,宣布了二元化的法律體系 – 華人繼續依從中國法律和習慣,英國及其他國藉人士則接受英國法的統治。根據義律1841年2月13日開給琦善以討價還價的《章程事宜》,就是重覆公告中中英同獲治外法權的賣點,即「在華英人犯罪,由英、中兩國官員共同審理,在香港服刑。在香港的中國人犯罪,引渡給中國,由中、英兩個官員共同審理」。到了簽訂《南京條約》後,其附約《虎門條約》當中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已確立了「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建立有限形式的治外法權。(17)

換言之,根據《虎門條約》,遑論在「一開始的香港」,即使在《南京條約》生效多年之後,「本地華人的治理權」仍然沒有落到港府手上。

實際的操作又是如何?根據諾頓-凱希(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1855 – 1920)的權威英文香港法律與法院史著作《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所指,(18)直至1846年,在香港犯案的華人依然是依照條約由香港華人審理,或引渡回內地審理,只不過在審理之前會先遭到本地紀律部隊公開鞭刑虐行後才引渡。至於何時港府才正式取得本地華人的治權,那便要到1861年政府正式取消了保甲制中地保的職能後,義律公告中對二元法制承諾的宣告結束,港府才正式取得本地華人的治權,並正式由香港政府管理。(19)

5. 「他(文咸)也進行了香港第一個填海工程,建立了維多利亞城。成為香港的首都。是的,香港是有首都的。首都就是維多利亞城,也就是現在的中西區」

維多利亞城於1842年由砵甸乍規劃,(20)1843年命名。文咸於1848年任總督,實際上他不是「建立了維多利亞城」,而是繼續擴建維多利亞城。另外,1843年7月6日,時任土地注册處處長的哥頓(A. T. Gordon)已將維多利亞城劃分為上中下環劃為三個街區,(21)即是說,作為香港首府的維多利亞城在規劃的初期已經包括了西至現在的灣仔區,而非文咸1848年在任時的「中西區」。事實上,1848年的維多利亞城,早已發展至今天的銅鑼灣東角地區了。

說了這麼多反話,其實文中亦有些論點筆者頗認同的。例如,香港在鴉片戰爭中,的而且確完全發揮了一個軍港的角色。英軍在佔領香港後,尤其為在廣州之戰和廈門之戰期間,英軍由於病疫使戰力大減,大軍回到香港集結重整,並會合8月來華的砵甸乍和其大軍後一舉進軍廈門然後北上,此時香港的確為英軍提供了重要的重整條件。至於大軍集結在那裡,那與香港人至今仍然樂於相信的一個傳說有關。而更有趣的是,軍港與維多利亞城在名稱上,又竟然有相同之處。詳情將於下次與大家分享。

註:
(1)<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No. 5, 1 May 1841, p. 288-289.
(2)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 vol 1, England: Archive Editions, 1841-1941.
(3)<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No. P. 112, 221.
(4)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香港:三聯,2014,第141,153頁。
(5)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p.274, 650-651.
(6)Susanna Hoe and Derek Roebuck: The Taking of Hong Kong: Charles and Clara Elliot in China Waters, P.185.
(7)劉存寛:《香港史論叢》,第47頁。
(8)弗蘭克韋爾什:《香港史》,第151頁。
(9)同7,第47頁。
(10)同7,第46頁。
(11)George Pottinger: Sir Henry Pottinger: The Fir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P. 106.
(12)"occupation of an island would remove some of the main grounds for merchants’ complaints, Second, the strategic case for having a permanent naval base was compelling, since further warfare was likely. “Third, on the Bombay and Singapore precedents, an off-coast island would serve as a great entrepôt for trade." Ibid, P. 104.
(13)<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二):由舟山到香港島的曲折轉換>
(14)Sir Augustus Oakes, C. B.: The Great European Trea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4.
(15)《巴麥尊子爵致大清皇帝欽命宰相書》是巴麥尊在1840年2月20日向清政府提出的正式要求:
一、賠償被焚鴉片。
二、中英官員平等交往。
三、割讓沿海島嶼。
四、賠償商欠。
五、賠償軍費。
另外,還有巴麥尊同日發給㦤律和義律的另外十項要求:
一、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寧波為通商囗岸。
二、英國政府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駐官員,與中國政府官員直接接觸。
三、割讓沿海島嶼。
四、賠償被焚鴉片。
五、中國廢除行商制度,并賠償商欠。
六、賠償軍費。
七、未付清的賠款以年利百分之五計算;
八、條約為中國皇帝批准後,解除對中國沿海的封鎖;賠款全部付清後,英軍方撤離;
九、條約用英文和中文書寫,一式兩份,文義解釋以英文為主;
十、條約在規定期限內由雙方君主批准。
《天朝的崩潰》,茅海建著,第206-207頁。
(16)「俟貴大臣爵閣部堂允照本公使大臣十九日公文開載,將尖沙咀、香港各等處讓給英國主治,為寄居之所等由辦理,則本公使大臣等即於接到來文之時,就日將以沙角、大角二處送還。」1841年1月14日義律照會。劉存寛:《香港史論叢》,第266頁。
(17)關於領事裁判權的條款附在《虎門條約》中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之內。《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原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章程》,是《虎門條約》的附件,而《虎門條約》又是《南京條約》的附約。在其15款中的第十三款,承認中英享有領事裁判權,而這領事裁判權,後來又逐漸擴大解釋為治外法權:
「十三、英人華民交涉詞訟一款:凡英商稟告華民者,必先赴管事官處投票,候管事官先行查察誰是誰非,勉力勸息,使不成訟。間有華民赴英官處控告英人者,管事官均應聽訴,一例勸息,免致小事釀成大案。其英商欲行投票大憲,均應由管事官投遞,稟內倘有不合之語,管事官即駁斥另換,不為代遞。倘遇有交涉詞訟,管事官不能勸息,又不能將就,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其事,既得實情,即為秉公定斷,免滋訟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均應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需要指出的是,領事裁判權早簽訂《南京條約》後便立即開始的《江南善後章程》第八款已經確立。以上1843年7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關於領事裁判權的第十三款,原是以《江南善後章程》為依據,並且是《虎門條約》的制定藍本。故此在該款中最後寫上「均應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郭衛東:《轉折 – 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第483,495頁。然而,盡管當中的領事裁判權是耆英得人在談判時擅自加上的,亦為列強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開了先例,但它始終仍是附約中雙方承諾的一部份,而這部份後來被英方撕破了。以下為《章程》第八款原文:
「八、內地奸民犯法,應行究辦,若投入英國貨船兵船,必須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違信誓,致傷和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復,內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國貨船兵船,即行送到出交官,斷不庇匿。其英國及屬國逃民逃兵若潛進內地中國,也須一律送交英國近地理事官領回,以敦和好」。同上,第450-454頁。
(18)"On the Saturday, the 25th of April, 1846, no less than 54 men were flogged and had their tail off – a mode of punishment common in those days – for no other reasons than that of being on the island without registration tickets,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sentence was further increased by their being handed over afterwards to the tender mercies of the Kowloon mandarins to be sent back to the places to which they belonged. The existence of any local law authorising the Magistrates first to punish and then to hand over delinquents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as not known. By the treaty, criminals or other offenders were only to be handed over on application."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Vetch and Lee Limited, 1971 vol I, p.92.
(19)<香港殖民地時期二元化法制之確立>,蘇亦工著,第9頁。
(20)李百浩,鄒涵:<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規劃歷史研究(1841-1904)>,《城市規劃學刊》2011年第03期,第113-114頁。
(21)同上。

五十年後

作者: 陽劍文

以前香港獨立這個議題在政界中近乎是禁忌話題, 民間只把它當成笑話。近年港獨的聲音越來越多, 有新「政黨」表示要爭取香港獨立, 黃之鋒認為獨立可以是一國一制丶一國兩制以外的一個2047年的選擇。他認為一國兩制將於「31年後限期屆滿」, 而在現在之後的10年要為這個期限作準備和決定, 並要訂下《香港約章》。

我認為要一個如此年輕的年輕人關心自己的社會丶為社會出力不是一件容易或常見的事, 他的熱誠是不容置疑。我亦覺得他有心要訂下長遠目標而非只著重眼前的問題是好事。

然而, 我希望他對某些事實上的聲稱丶局勢的了解等有質疑。

怎樣累積政治籌碼?

黃說: 「原本還在討論如何重啟政改,但後來發現民主回歸破產之後,再講普選輪迴已唔work,要轉策略諗一個新路線圖,啟動新戰線。」而現在他提出的是比爭取行政長官普選方法上的主導權更大的問題: 公投決定整體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決定是否獨立。這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運動。之前透過罷課丶佔領街道丶與警察鬥爭的運動都不能令港府或中共退步, 為何之後中共會讓你以公投去決定你將來的政治制度, 包括怎樣組成立法丶行政機關, 更甚至是否獨立等? 現在要決定15年後要公投是否要獨立, 是把時間拉長來打更難打的仗。

黃認為, 要「累積政治籌碼」。他認為要「推動更完整的政策自給自足,令我們有空間促成自決,即如果十五年後全部都是東江水或普教中,那講什麼自決。」

我實在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意思是要跟中共說香港沒有中國也可以生存, 即是我有能力獨立, 所以你要答應給我公投決定我是否留在你的國家? 是威脅? 即是說, 假設十年後香港有辦法在用水上由倚賴中國變成自己能製造或發掘其他水源,  又以廣東話教中文(這跟「自給自足」有何關係?), 香港就有更多籌碼可以作政治角力去說服中央和港府進行官方有效力的公投?

現時黃之鋒和其黨友最重要的工作是: 分析進行具法律效力的官方公投的可行性。他的所謂政治籌碼到底是甚麼? 若果無約束性的公投做了, 然後怎樣? 又是那些佔領丶闖入立法會丶政府總部那些行動? 如果不能以得出的結果去作出甚麼有效的行動, 豈不是為自己找一條末路?

如果沒有辦法進行具法律效力或是有作用的公投, 就不要給港人無謂的幻想, 不要浪費港人的心機和力氣。你說「呢一刻無足夠bargaining power,無都要做,因為最壞是中央決定晒,咁點解我哋唔做。」 這種「我不知道怎樣可以成功, 做了有甚麼結果, 但是我還是要做」的言論政治人物丶社會已經由佔領行動時開始說過很多次, 而這是很不理性的說話。如做了也是最壞, 不做也是最壞, 那為何要做? 做一件事不用時間丶力量丶金錢? 你說這樣沒有道理的話, 叫有理性的港人甚至世界各地華人怎樣支持你? 麻煩你和你的黨友, 不要再用這種沒論述的說話蒙騙港人, 不如真誠地說「我們現在就是要開始探討怎樣可以增加香港的政治籌碼, 以致可以加強角力的成功率」還更好?

甚麼是「自決運動」?

黃多次提到要發起「自決」, 我不明白那是甚麼, 到底自決是甚麼? 是要香港不受中共影響? 要香港有能力獨立? 要香港有自行為香港的事務作決定的能力? 「經濟、房屋、社福、勞工、土地規劃、文化等多方面的自決」現在難道不是由香港政府自己決定的? 現時制度上, 中共在香港的政治中只具有很少的權力。中共在香港立法會沒有代表; 香港司法機關雖然有可能被人大常委釋法而推翻裁決的, 但仍然那仍然是極少數的案例; 國家性法律是不適用於香港的, 中共要直接插手香港事務其實難度很高。

那問題是甚麼? 實質上, 中共的確是有很不少的權力。現時行政首長是透過小圈子選舉產生的。制度上它可以只通過親中的人成為行政首長, 更可以選擇不通過行政首長提名的高官。透過這些, 它就可以決定香港的發展方向, 行政長官亦不會跟中共對抗。因此, 港人就會覺得是中共插手香港事務。香港行政機關是缺乏民主成分的, 所以行政長官的想法與香港大多數的想法很可能是不一致的。立法會亦不完全透過人民選舉產生, 所以亦一樣。如果黃覺得現在的問題是香港人不能為經濟、房屋、社福等等作決定, 那問題就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不能反映港人的意願 (現實中民主國家的政府亦不一定經常聽從人民), 就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亦即是說, 返回到以前就一直在討論和爭取的普選問題。「經濟、房屋、社福、勞工、土地規劃、文化等多方面」的不自主, 根本就只是政制。

如果香港人在現時或數十年後想要的只是自主性, 那焦點就應該集中在怎樣優化和爭取修改基本法去建立民主選舉, 而不用再拉扯到其他地方。

五十年後香港要怎樣走, 其實也很受以後中國的局勢影響。

從各報導和文章中, 我其實仍看不懂黃之鋒到底想要做甚麼, 而且他明顯暫時是沒有任何計畫。我期望黃之鋒和各政界人物對問題思考和發表時深入和仔細一點, 不然一切只是流於空想和空談。我承認香港的局勢很複雜, 問題不容易解決, 我也沒有甚麼獨特見解。而正因此, 政治人物更不能讓腦袋放空, 或是把情緒當作理性放進腦袋。

如何解讀羅馬式敬禮(Roman salute)?

作者:Matthew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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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旗敬禮(Bellamy flag salute)

月前,在網上廣傳一則關於1933年愛德華八世被指使用納粹禮(Nazi salute)的新聞。另外亦有表示,該舉手禮屬羅馬式敬禮(Roman salute或Fascist salute)。究竟什麼是羅馬式敬禮?羅馬式敬禮和美國國旗敬禮(Bellamy salute)又有關係嗎?筆者希望透過剖析羅馬式敬禮的前世今生,來解讀其內涵意義。

1)羅馬式敬禮的考證

作為法西斯主義的標誌手勢 – 羅馬式敬禮,在20世紀初被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納粹、西班牙長槍黨和一些歐洲右翼團體等廣泛使用。然而,羅馬式敬禮是源自羅馬帝國的文化長流嗎?根據學者考證,「羅馬式敬禮」一詞最早出現於1919年。在此之前,羅馬式敬禮不僅從來未曾出現於羅馬帝國的雕塑、錢幣、油畫,就連古代歷史學家也沒有在任何羅馬帝國文獻中發現過羅馬式敬禮的足跡。(1)

換言之,在1919年之前,「羅馬式敬禮」一詞根本不曾存在。(2)那麼,在羅馬帝國時期,類似羅馬式敬禮的舉手禮(raised-arm salute)是否一種傳統習俗?在113年落成的「圖拉真柱」上,可以看到皇帝圖拉真向群眾舉起右手。當時皇帝的舉手姿勢,是有著一種表示絕對權力,接受群眾忠誠和認受性的象徵,多於一種致敬或敬禮。而對於人民來說,舉手向天(意大利語:supinae manus)的手勢是典型的祈禱姿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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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拉真柱(Scenes CI-CII)上皇帝圖拉真(Trajan)向人民舉起右手

然而,那不是羅馬獨有的手勢,亦不是羅馬慣常的敬禮。因為舉手禮在古代阿拉伯、巴比倫、亞美尼亞、迦太基、埃及、高盧、希臘、匈奴、以色列、波斯、色雷斯、特洛伊等地亦被使用,(4)故此「羅馬式」不但不是一種以羅馬文化為本源的慣用敬禮甚至傳統,並且跟羅馬帝國沒有什麼文化淵源。實際上,「羅馬式敬禮」一詞的出現,是從羅馬帝國亡國後的近世油畫和近代電影中構想出來的。(5)而敬禮中所傳達的政治意識形態,亦是由1919年開始。

那麼,近世油畫和近代電影又是如何構想出舉手禮?基於篇幅所限,筆者只就不同時期以羅馬帝國作背景的代表作簡述。

繪於法國大革命5年前,以7世紀羅馬帝國作背景的《荷拉斯兄弟之誓》(《Oath of the Horatii》, 1784),後來被稱為羅馬式敬禮在藝術文化上的始袓,畫中父子誓盟的情景,不曾存在於任何羅馬帝國儀式之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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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拉斯兄弟之誓》

《荷拉斯兄弟之誓》所傳遞的訊息,其實並不只在於畫家大衞自創的羅馬立誓姿勢和服裝武器都與畫中正跟阿爾巴朗格(Albalonga)交戰的羅馬士兵出現了時代錯誤的藝術層面。在大革命前,法國社會普遍存在著國家比效忠民族和神,甚至父權社會更為重要的共識。城邦的利益高於個人和家庭利益,榮譽和犠牲是道德社會推崇的個人品質,大衞在畫中所反映的就是這種堅毅不屈意志和超級民族英雄形象訊息。而後來繪於革命期間的《網球場宣言》(《The Tennis Court Oath》, 1791-1792),更將這種不立憲誓不罷休的民族統一決心,以觸目的舉手模式向大眾展示出來。而這種透過舉手禮以展示為民族不惜一切和對領袖誓死效忠的決心,不但是法西斯意識型態的根源,更為後來電影中的舉手禮奠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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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場宣言》

作為大眾娛樂媒體的電影,其功能除了表面上的娛樂層面,亦同時一種政治宣傳的載體。20世紀的長槍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希特拉的納粹、蘇聯等,都能夠說明這一切。電影能夠為沉悶的歷史書以娛樂手法來揭開,而電影人的表達手法,確實比歷史科老師和書本更能令人心誠所悅。而為了達此效果,電影中的歷史與事實往往並不必然相符。當電影中所傳達的意識形態和不符歷史結合時,所帶出的宣傳效果令人難以抗拒。

1880年,美國律師兼小說家華萊士(Lew Wallace),出版了以羅馬帝國為故事背景的歷史冒險小說《賓虛》(Ben Hur)。在原著中,可未曾在任何一幕中出現過舉手禮。(7)而另外華萊士的著作《Commodus》,以及19世紀中亦是以羅馬帝國為背景的美國長篇小說原著《The Last Days of Pompeii》(1834)和《The Gladiators》(1863)等,(8)都沒有任何舉手禮的情節。然而,在1892年《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問世後,華萊士的《賓虛》在1899年搬上了百老匯舞台,卻出現了一幕又一幕的舉手禮。此後,舉手禮遂漸成為戲劇的一種固定表達形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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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上演戲劇《賓虛》中在第三幕的舉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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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的舉手禮


1907年《賓虛》中的舉手禮


1959年《賓虛》中的舉手禮

至此,筆者認為有兩點值得注意的。首先,《效忠宣誓》在問世後,對戲劇和電影的表達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其次,為何在長篇小說原著中,都沒有舉手禮的情節?關於這點,《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and Ideology》作者溫克勒教授(Martin R. Winkler)表示,當時的戲劇,慣以誇張手法表達,以使觀眾更加投入和享受。進而言之,這種並非源於羅馬文明甚至其他古代文化的表達方式,實際上是為了製造視覺效果和氣氛而促成的表達手法。當以上兩種元素結合時,效果不但出人意表,而且這種盛行於19世紀的戲劇表達手法,更為後來各地黙片的表達技巧種下果實。

這種出現在美國戲劇的舉手禮,由1909年開始間歇地出現於意大利的默片中。然而,意大利早期的電影中並没有固定的舉手禮形式,亦沒有表示是源自羅馬獨有的舉手禮。(10)在1913年開始,舉手禮的表達方式逐漸在默片中固定下來,即使在長篇小說中都沒有舉手禮的Richard Bentley1834年原著《The Last Days of Pompeii》,亦在意大利導演Mario Caserini於1913年改編並搬上銀幕後(《Gli Ultimi Giorni di Pompeii》),也加入了舉手禮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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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Day of Pompeii》其中一幕的舉手禮

為配合電影界浮誇手勢的趨勢,舉手禮在意大利電影中逐漸普及。而在1914年公演的羅馬史詩式巨著《卡比利亞》(Cabiria),在導演喬瓦尼帕斯特洛納(Giovanni Pastrone, 13 Sep, 1883 – 27 Jun, 1959)的回顧中,可窺見到在電影出現的舉手禮不但不是一個古羅馬普及禮儀,"Roman salute"「羅馬式敬禮」一詞亦沒有被使用。相反,舉手禮則被形容為作為劇情需要的手語(sign language):

“I could be reproached for an exaggerated sign language, a kind of mute declamation. But remember the period. It was the time of Sarah Bernhardt (11)with her excessive make-up, her grandiloquent gesticulations. My film would not have remained a work of art if (just as I used the name of d’Annunzio) I had not, with Ilata Almirante Mazzini’s performance, paid tribute to Sarah Bernhard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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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利亞》其中一幕舉手禮

其實,《效忠宣誓》於問世後,早期美國大眾文化中的舉手禮都不帶政治色彩。而直至此時,本作為電影誇張表現手法的舉手禮傳到意大利後,卻被著名詩人加布里埃爾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2 Mar, 1863 – 1 Mar, 1938)和墨索理尼利用作黨化教育,並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場。

參與製作《卡比利亞》的,除了導演帕斯特洛納,還有鄧南遮。由於當時鄧南遮知名度甚高,因此帕斯特洛納特地邀請他一同合作。在電影的籌備階段,鄧南遮由原本長篇小說原著《Cartagine in fiamme》,改稱為《卡比利亞 》。此外,他還改了角色名稱,並用更多的誇張表達手法。鄧南遮1897年開始從政,並在1919年9月12日領軍,入侵了當時的亞得里亞海城市阜姆(Fiume),即今天克羅地亞(Croatia)的里耶卡(Rijeka),為促進民族主義復興,率先在阜姆採用社團主義(cooperatism)。此後,鄧南遮紅透半天,他不僅被沈醉於擴張和帝國主義的意大利人民追捧為神般的英雄人物甚至救世主,更自詡為凱撒大帝。此時,如日中天的鄧南遮為了從其他對手區別出來,他創立了很多後來法西斯黨的標誌,當中包括民兵組織(militia)、對異見人士的「蓖麻油大清洗」(castor oil ‘purgation’),作戰口號"eia, eia, alala",和羅馬式敬禮。(13)


一套紀念加布里埃爾鄧南遮的短片

可是,由於當今歷史學家對羅馬式敬禮由來的考證不多,溫克勒教授表示,惟當時鄧南遮擁護者,亦是著名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員和歷史學者Giuseppe Antonio Borgese(12 Nov, 1882 – 12 Apr, 1952)的考證極之值得參考。對於舉手禮,Borgese表示:

“The gesture of raised right arm, has never picked at random from classical museums, from gestures of Graeco-Roman orators and rulers, and perhaps also from the medical romance of Carducci. In antiquity it had been occasionally an attitude of oratorical vehemence, or a command, or even of pardon. It may also have been seen, occasionally, as a salute from the distance, which happens nowadays as it always has, whenever people at the railway station or on the pier bid farewell to departing friends. It never had been the ordinary salute in the streets of Greece and Rome." (14)

但是,既然羅馬式敬禮並非源自羅馬文明,那為何又要將敬禮與羅馬扯上關係?事實上,兩者的結合旨在通過這種構建在身體語言上的儀式,來將當時希望完成意大利民族統一的鄧南遮和重現一代盛世羅馬帝國銜接起來,從而強調一種超越歷史的帝國统治權力的延續,和復興羅馬逝去的光榮。

最後,有一點筆者想補充的是,羅馬式敬禮有否一致的標準?在國家巴利拉組織(Opera Nazionale Balilla)的法西斯主義青年組織手冊第四版(1934年)中第15項第一段,便列出敬禮的準則:(15)

“The salute is the common form of respect also in private life. The salute has to be the Roman one, which is excited by carrying one’s right arm lively to the front, with the elbow at the eye level of the right eye and the hand out-stretched."

總括而言,不曾是一種羅馬帝國固有習俗的舉手禮在1919年以前已經存在,但帶有政治宣傳的羅馬式敬禮卻在1919年鄧南遮入侵阜姆後才出現。為了作為一種動員意大利人民,並將輝煌羅馬帝國再一次出現的政治工具,嵌入了濃厚羅馬帝國意識形態的羅馬式敬禮,後來便由當時僅為鄧南遮發言人的墨索理尼直接採用。

2)羅馬式敬禮和美國國旗敬禮的關係

上文闡述了羅馬式敬禮是由鄧南庶於1919年在佔領了阜姆後開始使用的,因此羅馬式敬禮跟羅馬帝國史基本上沒有關連。由於羅馬式敬禮不存在歷史層面的意義,那麼要詮釋便要從政治角度來解讀。上文已經闡述了敬禮的政治涵義,為看得更清楚其深層的政治脈絡,筆者嘗試從比羅馬式敬禮出現早27年的美國國旗敬禮來作進一步考究。

上文曾提及,在1892年《效忠宣誓》問世後,美國國旗敬禮對戲劇和電影的表達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羅馬式敬禮」的概念是始於《效忠宣誓》,後來從美國戲劇傳入意大利,這論點已經得到學者證實。(16)此外,當時大量湧入美國並隨即回流的意大利移民,亦可能是構成文化互動的一個重要因素。(17)

然而,當中更加耐人尋味的是,國旗敬禮的政治涵義,會否跟羅馬式敬禮有啥相似之處,因此才會被鄧南庶和墨索里尼「採用」?要了解這點,我們先要從國旗敬禮設計時的社會背景談起。

貝拉米(Francis Julius Bellamy, 18 May, 1855 – 28 Aug, 1931),出生於紐約Mount Morris。五年後,貝拉米搬到紐約州羅馬。長大後,貝勒米在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Education)工作,推廣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和軍事社會主義(military socialism)。1892年,貝拉米成為全國教育協會主席後,為在公立學校慶祝哥倫布日400周年而編寫了《效忠宣誓》。

由於當時國內對內戰心有餘悸,而且戰後各國移民大量湧入,為使不同國藉背景的人對美國產生歸屬感和愛國感,確立他們作為美國人的價值觀,和使他們逐漸「美國化」,並傳達國家完整統一的訊息(如在1892年誓詞初版的 “one nation indivisible“),這樣便構成了誓詞的背景。

鑒於《效忠宣誓》的主要對象是湧入美國的新移民,本對移民存有歧視偏見的貝拉米向政府要求將《效忠宣誓》立法,並確立了種族主義政策。與德國1933年7月立法強制學校使用納粹禮同出一徹的是,早期在美國的公立學校裏,受種族分離的黑人和猶太孩子同樣必須對國旗敬禮,違例者會遭到驅逐,毆打,入獄,甚至利刑。

對於這種針對移民而設的愛國價值觀強制式灌輸,時任美國總統班傑明哈里森(Benjanmin Harrison 4 Mar, 1833 – 13 Mar, 1901),表示極為讃同:

“Interested in all that pertains to the Public School and I like to see the Flag over the school……I did as much as anyone to promote the School Flag ide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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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誓者讀到誓詞"‘to my flag"時,右手隨即指向國旗,有「國旗於此」之意(19)

關於《效忠宣誓》的設計背景,值得一提的是,貝拉米和厄本(James B. Upham, 27 Dec, 1845 – 25 Nov, 1905)在設計整套《效忠宣誓》時,兩人從未提及過羅馬式敬禮。(20)其實貝拉米的直手國旗敬禮,早於1885-1889年,已經由時任紐約市教育董事會(New York City Board of Education)鮑爾奇(Geroge Thacher Balch, 2 Oct, 1828 – 15 Apr, 1894)設計,並在學校教授移民學生愛國意識的國旗敬禮中出現:(21)

“I give my heart and my hand to my country – one country, on language, one flag."

對於鮑爾奇的敬禮,貝拉米認為過於「孩子氣」,因此與厄本在鮑爾奇敬禮誓詞的構思上,加入更多「國家尊嚴」的元素,後來便創作了他們二人版本的《效忠宣誓》。

由此看來,羅馬式敬禮不但並非來自羅馬帝國的文化傳統,而是與美國有更深的政治淵源。顯然,這個由1892至1942年都是美國官方包括總統的正式敬禮,蘊含著強烈的愛國宣傳和對外來者身份潛移默化的意識型態,而同時這又跟羅馬式敬禮中對領袖誓死效忠和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既然如此,這也不難解釋,為何美學政治家墨索理尼不假思索地完全採納了鄧南遮的「設計」。

結語

綜觀舉手禮的歷史,便會發現羅馬式敬禮的意義,是出政治的意識形態,多於歷史事實。因此要解讀羅馬式敬禮,便要從其背後的政治涵意來詮釋。事實上,當政治遇上歷史時,兩者都不宜走得太過接近,因為所謂歷史,其實都不外乎由政府所演繹的。尤其是,當美學政治家墨索理尼將藝術融入政治,透過兩者結同的五錂鏡來折射出視點,並由這視點築構而成的政治決定形容為「最終傑作」(production of final masterpiece)時,(22)便可以察覺到,要懂得玩政治遊戲,必先懂得玩弄歷史。因為畢竟,就如墨索理尼所說,現實是由人的意志造成的。

註釋:

(1)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2)由美國哥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Victoria De Grazia和意大利現代史教授Sergio Luzzatto合撰的法西斯詞典"Dizionario Del fascismo",對"Roman salute"的解釋為:"the first to have used this form of salute (the so-called Roman salu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ems to have been Gabriele D’Annunzio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Fiume."
(3)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30.
(4)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8-17,9.
(5)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182.
(6)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6.
(7)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3-74.
(8)Thomas Godfrey, The Prince of Parthia: A Tragedy (1765), John Howard Payne, Brutus; or, The Fall of Tarquinius (1818), David Paul Brown, Sertorius; or, The Roman Patriot (1830),George Henry Boker, Glaucus (1885-1886), John Howard Payne, Romulus, the Shepherd King (1839), Julia Ward Howe, Hippolytus (1864).
(9)《Caesar and Cleopatra》(1946), 《Androlcles and the Lion》(1952)
(10)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5-86.
(11)"Sarah Bernhardt" was the queen of posture and princess of gestures. 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mark 11, 101.
(12)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101.
(13)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4. Simonetta Falasca-Zamponi, “Fascist Spectacle: The Aesthetics of Power in Mussolini’s Ita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Kindle version, location #1474-1478.
(14)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7.
(15)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0-191. 假如以舉手時手肘要到達右眼水平來說,即以人體垂直計算約為135度;而以水平計算,那便是45度,這與手冊和書中(第2和108頁)的表述吻合。
(16)"An instructo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wrote a short item for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questioning whether the so-called ‘ancient Roman salute’ ever occurred in any Roman art or text. The item noted that the salute occurred in early silent films: the American ‘Ben-Hur’ (1907), the Italian ‘Nerone’ (1908), ‘Spartaco’ (1914), and ‘Cabiria’ (1914). Thereafter, Dr. Curry publicly announced his discovery that the original U.S. Flag salute (1892) pre-dated and inspired the used of the gesture in the later films……Fictitious Roman scene in early silent movies added the ‘Roman’ salute myth that developed from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which preceded those films by more than a decade)". Mike Barnetti, Rex Curry Esq and Matt Crypto,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Kindle version, location #170.
(17)Dr. Curry在網誌有表示《效忠宣誓》的傳播途徑: “American Pledge salute spread to Italy (via travel and migration to and fro, film, et cetera)", http://rexcurry.net/roman-salute-oxford-english-dictionary.html。另外,托馬斯索威爾著《美國種族簡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對意大利移民有詳細的分析。湧入美國意大利的移民潮:1820-50年5千人,60年代1萬2千人。60年代後以南方意大利人為主:1880年1萬,1890年5萬,1900年10萬。20世紀初為移民高峰期,每年約有25萬。然而,意大利人移民到美國後,與同期移民歐洲一樣,都是暫居者多。從美國回流的意大利移民比例從1875年開始赴伏不定,大約維持在11-73%。而回流平均出現於移民5年之後。第119-120頁。雖然移民回流的多以較貧窮的南方意大利人為主,但他們回流後對意大利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第120頁。
(18)Jeffrey Owen Jones, “The Pledge: A History of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St . Martin’s Press, 2010), 58.
(19)"At a signal from the Principal the pupils, in ordered ranks, hands to the side, face the flag. Another signal I’d given: every pupil gives the Flag the military salute – right hand lifted, Palm downward, to a line with the forehead and close to it. Standing his, all repeat together, slowly: ‘I pledge allegiance to my Flag and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At the word, ‘to my flag’, the right hand is extended gracefully, Palm upward, towards the flag and remains in this gesture till the end of the affirmation." Martin M. Winkler, “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description of the allegiance in The Youth’s Companion Magazine on September 8, 1892. Remark 9 on page 59.
(29)Mike Barnetti, Rex Curry Esq and Matt Crypto,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Kindle version, location #160-177.
(21)Jeffrey Owen Jones, “The Pledge: A History of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St . Martin’s Press, 2010), p.71說的是1885年,而Dr. Rex Curry在網路上的是1889年,時間有出入。
(22)Simonetta Falasca-Zamponi, “The Aesthetics of Power in Mussolini’s Ita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Kindle version, location #247-258.

淺論李怡對李天命之批評

作者:Gengar

最近著名香港哲學家李天命博士於港大副校任命一事中,批評陳文敏及馮敬恩,因而受到公眾注目。及後,他指自己親共也敬共,但敬而遠之,並批評香港勇武派為「愚勇」的「政治bb」,只靠口水,不自量力,忽略香港要靠東江水,也忽略現今中國興旺且國力強大的事實,並且強調:「政治對決決於實力。」李怡發文批評,從中國哲學角度出發,指李天命的「實利哲學」只講實利不講公義,引述孔子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反指政治重視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即使「概率是0」,也應該「只問對錯不問得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此「政治bb」應被給予更多的鼓勵和敬意。

我並非李天命粉絲,雖欣賞其人生哲學,但對其更聞名香江的思考方法,以及其哲學學問的深度,皆並不欣賞,認為只是皮毛(李博士的書迷,抱歉,那只是大學一年級基本教材,不過是他用武俠的詞彙包裝得很了不起。),不過也要說句公道話:李怡的批評,實在既非公允,又極淺薄。

首先,李天命從未指出政治應不講公義,而是說一場政治對決是決於實力,這點只是常識,和公義無關。警察對決劫匪,也是決於實力,難道指出這點就是說警察不是公義?如果只要公義就可以,為甚麼警隊要特殊部隊,裝備衝鋒槍、狙擊槍等裝備?為甚麼不用拳頭大戰劫匪的AK-47?反正不問得失對吧?李天命只是指出一個根本事實:勇武派並無大局觀。

政治哲學中,素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論爭,前者有康德、羅爾斯等人,後者有霍布斯、福山等人。雙方都是追求公義的,於哲學史中亦從未停止深刻的互相影響(從中亦可見哲學家先理解後批評的風範),只是對現實環境的重視程度、處理方法不同。如果認為一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就駁倒了現實主義,那就和在心靈哲學中的唯心與唯物主義之爭中,只對唯物主義者說一句「你忽視愛」就當解決了千年哲學問題一樣,既膚淺又荒唐可笑,不但出賣話者學養,也顯出話者出於門戶的淺見,說是「哲學」的話則更是笑話一個。

先不論李怡對李天命的批評是否公允,就算公允,那也只是立場間的互罵而已。李天命說勇武政治bb叫愚勇,他就倒過來說這叫可敬,但假定概率是0的話,他也是「不反對」以至「默認」李天命的主要論述,也就是政治bb完全沒能為他自己口中的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做點甚麼事。這樣子的爭論,到頭來和李天命只是各說各話。李天命評勇武政治bb,論據是說(1)他們只有口水而無像抗日烈士的犧牲之勇,而且(2)會使香港社會面對無法承受的惡果:東江截水。李天命的觀點對或錯是一回事,但要真正駁倒李天命,只能指出(1)抗爭人士的真心誠意而非口水,以及(2)一條具體、有效與可行的爭取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的路線,而不是高呼一種死士的精神勝利法。

為甚麼佔中無法爭取廣大支持?因為一群年輕人不停自封高牆下的雞蛋、光榮死士、殉道者,自以為是耶穌被釘十架。這種說法,對青少年或許還很有效,因為他們是nothing to lose,夠浪漫就好。可是,其他的普遍市民怎可能像他們一樣,願意一起「故意為審美觀而自取滅亡」?面對劫匪不夠打,你可以嘗試報警、找黑道朋友幫忙,甚至跟蹤劫匪行刺、下毒,這些都稱上「辦法」。但是,不斷高呼不夠打也要打以求一個死得光彩,然後要其他市民一起去死,不去就打上諸如「港豬」、「賣港賊」、「離地」之類的名堂(對,自己離開地球撞上天堂才叫不離地),這種殉道主義——或直接點說,失敗主義——怎麼可能換來支持,換來成功?

附:順帶一提,李怡亂從網絡引述荒誕的假資料,引希拉莉說甚麼:「從申請移民的情況看,中國90%的高官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為甚麼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其實李怡只消在google查查看,也能看到各種雜亂的資料說是希拉莉說,或是奧巴馬說,或是「一個美國人」說,但這些無一是正統媒體,全是千奇八怪的內地論壇。李怡怎麼突然又對他口中「道德敗劣」的內地人有如此「互信」?

日本教科書審定制度體現自由民主的精神嗎?對「歷史教科書爭議:日本政府的困境」一文的回應

作者:Matthew Leung

早前讀了作者的文稿,有感文不對題,以及文章在資料論證方面有欠準確。筆者從歷史角度出發,剖析日本教科書的實際問題,並希望讀者能夠正確認識,因此特地撰文分享意見。

細味文章後,讀到作者言下之意,是指日本教科書制度因為要「觀點平衡」而採取歷史不可知論,因而使日本歷史問題在內政外交上形成一種局限性,而中國卻利用這種局限性來炮轟日政府,使日本政府在教科書問題上形成一種以制度作擋箭牌的「困境」。為免日本藉此恣意右傾,中國應該「正視日本政府的難處」,調整炮撃力度。

關於最後一點,亦是文題,筆者無意亦無須討論,因為假如偏右政府的擔憂「得罪右翼民族主義」根本不存在,那麼由內政而起的「困境」便難以成立。既然如此,內外夾擊形成的「困境」亦不能成立,那麼中國政府亦無須「正視日本政府的難處」,文章的主旨亦可以就此否定了。再則,這亦不是本文討論之目的。

然而筆者想論證的,是作者文中關於日本教科書審定制度是自由民主的體現。筆者嘗試從作者文中談及的三方面來總結出制度是否自由民主:1)日本政府在教科書問題上為何要採用「觀點平衡」的做法?2)政府的手腳真是被「機制」所「制衡」?3)審定制度真是「自由民主」的體現?

要回答以上問題,還是首先了解一下教科書課問題的歷史,然後再逐點剖析。

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為了加強教育統制,培養戰爭人才,明治政府加強控制授課時間和教科書,防止青少年受「危險」思想所影響。1877年封建武士發動叛亂,政府出兵鎭壓,史稱「西南戰爭」。與此同時,反對藩閥專制政府,要求開設國會、制定憲法、實行民主政策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在民間不斷滲透,自由民權運動逐漸高漲,生活困苦的民眾反對和抵制教育的活動亦相繼在各地擴散。在這種形勢下,自由民權派通過编寫教材傳播其思想,號召民眾反對專制政府的同時,許多學校教師和學生參加了自由民權派發動的武裝起義。從此,學校成為明治政府與自由民權運動知識份子激烈爭奪的陣地。

就如普遍政權的保守派一樣,明治政府意識到引進西方民主思想會危及政權統治的嚴重性,於是在1879年頒布了《自由教育令》和《教學聖旨》,警吿「破舊來之陋習過度,導致日本優質傳統頽廢,偏重知識才藝」,並且在1880年12月第二次頒布《修訂教育令》,統一教育體制規劃,由中央集權管理,以統一教育質量和提升就學率的同時,亦作應對農民起義和自由民權運動的政治意圖。(1)自此,文部省開始糾正教育的「偏向」問題。

及後,為了進一步防止教科書傳播自由民權思想,文部省在1883年實行「教科書許可制」,按照《小學教則大綱》審查教科書,規定禁止使用含有妨害國家安全、傳播危險思想等六類問題的教科書。(2)例如為免自由民權思想散播,文部省在小學歷史課本中,廢除了萬國史(世界史),以迴避法國大革命和美国的《獨立宣言》對自由民權思想的正面影響。

到了日俄戰爭前,政府為配合與俄國爭奪東亞利益的既定國策,文部省於1903年4月頒布了《小學校令施行規則》,實行教科書國定化,規定小學生必須使用文部省編寫的教科書。儘管校長可以選定上述各科以外的教科書,但其必須為文部省有著作權、經文部大臣審定的圖書。是項措施於1904年4月正式實行,一直至到戰敗後幾年後終結。

日本戰敗後,美國意識到日本教科書問題,針對日本教育長期存在的弊病,以及為削弱作為統治日本精神世界權力中心的文部省的權力,1946年,美國教育使節團與日本教育委員會開始合作,為重新確立新教科書觀,建立本和平不再戰思想和在教育改革政策中貫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為戰後民主化與教育改革打開大門。(3)

自此,文部省按照美國民間情報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簡稱CIE)的四道改革指令,從教科書中刪除了有關神道、天皇、鼓吹軍國主義的表述,粉碎了日本政府特別是文部省在教育領域「維護國體」的意圖。

至此,日本教科書改革累積了不錯的成果。可是,到了60年代,日本民眾反對修改《日美保安條約》的鬥爭遭到政府鎮壓,軍方公然干預教育和教科書。文部省通過無償使用教科書政策,政府再度掌控了學校教科書,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第二次教育改革」,日本教科書又再度遭到弱化。在這段時期開始,一直去到2001年的五十年間,日本經歷了三次教科書攻擊。

第一、二次對教科書的攻擊勢力,主要是來自文部省、政界和自民黨。而第三次攻擊,則由教育界、政界、傳媒、財界和暴力團五種右翼勢力的聯合。在第一次與第二次攻擊之間家永三郎的教科書審判後,雖然歷史事實真實性有了較大的增加,例如南京大屠殺幾乎所有中、高中的歷史教科書都寫了進去,但仍難逃教科書第三次攻擊的厄運。

究竟是什麼一直支配著文部省在教科書上的取態?由於國會中有眾多支持否定自虐史觀的議員存在,因此對於教科書攻擊,文部省是「選邊站」的。文部省忠實貫徹自民黨的政治意圖,(4)配合自民黨轉變「左翼偏向教育」,在教科書審定中重點刪改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否定日本民眾在歷史中的作用,推翻史學界的學術成果,特別是關於天皇的科學結論。

到了90年代,政府意識到必須消除亞洲近鄰各國對日本的反感,1995年國會欲通過「不戰決議」。(5)但是,來自自民黨、右翼、遺族會、原軍人等的阻力很大,當中主要對抗學界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和東京審判的自虐史觀 。1997年,時任眾議院議員的安倍晉三成為了「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青年議員協會」的事務局長,自始攻擊教科書。另外,同年又成立了「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2007年的陣容中亦包括了安倍。2007年,又組織了另一團體「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安倍為該會事務局長,目的是控制政府中樞的右翼團體,以透過文部省的教科書審查,來逐步弱化歷史教科書中相關的記述。

事實上,目前安倍內閣幕僚絕大部分都是以修憲、修正自虐史觀等目標日本會議」的政治後援團體「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和「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的成員。根據2013年「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的組織機構表,現內多位內閣幕僚,當中包括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副會長),都是該組織的核心成員。而據資料顯示,單以以上另一右翼組織「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來說,直至2014年10月,722個國會議席中就有296席是來自該組織。換言之,政府與右翼團體的界線,顯得愈來愈模糊。

由以上資料可見,戰前日本政府干涉教科書之目的,主要可歸納為防範自由主義思想和為對外戰爭作準備。而在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後,特別是近十年之目的,是繼2006年修改《教育基本法》後,為修正教科書提供法律依據,並為修憲作出準備。

經過簡短的歷史搜影,可見作者文章「制衡機制加上權力逆轉,綁住了日本中央政府的手腳,難以單為政治外交需要,引導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和詮釋方向,這正是自由民主與威權專制之別」的觀點,似乎對文部省實際政府干預的操作不甚了解。再則,如果作者有看過今年4月文部省對教科書中「領土」問題新審定標準的結果,以及在2014年文部省在歷史課題上,亦早已要求教科書出版社使用官方主張的「政府的統一觀點」表述,便可以知道儘管文部省的教科書審定過程很公開和透明,表面上看似「自由民主」,但審定結果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安倍和文部科學省大臣村博文的意向,這點在作者引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制度>一文中「它受文部科學省在『學習指導要領』中規定的結構框架的影響是相當大的」都有粗略提過。

看過以上對日本教科書「枯燥乏味」的歷史簡介,應該是時侯回應作者的文章了。

1)作者文章說,「根據日本制度,中央文部科學省負責制定教科書指引,審批出版商上呈的教科書,其間官員可當不了一言堂」。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其實,文部省早在2013年11月14日,已決定在歷史和領土等問題的處理上,調整當時教科書審定標準。其中兩點,就是一,任何歷史題目在有政府的統一觀點和確定判斷的情況下, 應按照政府的統一觀點和確定判斷撰寫;與及二,戰爭中的歷史事件等如果沒有確定的觀點和學説,不可採用確定的表述,要有平衡的表達。

細看之下,第二點的表述其實是補充說明了第一點:在戰爭中的歷史事件等如果沒有政府的確定和統一的觀點,均不可採用確定的表述。言下之意,採用「不確定表述」是可以的,但要用「平衡」手法,否則有可能被審定為「不合格」。

那麼,何謂「政府的統一觀點」和「不確定表述」?根據連結引用的例子,兩者分別為尖閣諸島以及竹島等的領土問題和「死亡人數説法不一的『南京事件』」。準確一點說,出版社上呈給文部省的教科書不是「可當不了一言堂」,而是文部省設定了統一的觀點和標準,出版社必須遵守。

承接上文,作者文章中「左右做人難的『中立』和『觀點平衡』原則」,究竟又是些什麼?另外文章又說,「自二戰以後,歷史問題那麼敏感,牽涉內政外交,日本中央政府的原則是,『要求教科書在整體上盡可能地採用客觀且兼顧各方平衡的表述』,寧可勉力追求虛幻的『觀點平衡』,弄得內容『枯燥乏味』,都極力迴避判斷和批評」。接著又說,「文部科學省五年一度修訂教科書……要顧及言論自由,要遵行制度規定的『平衡』原則,還要應付外交壓力和國內右翼。如果教科書只服從於外國人的『真理』……實則日本中央政府左右做人難,惟有堅守歷史不可知論調,把頭埋進沙裡去」。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及文部省持「觀點平衡」的原因,然而實情又真是這樣嗎?以下會逐一論述。

政府是否需要「應付國內右翼」,上文已經簡單談過因此不再贅述。事實上,文部省要求教科書作「平衡」表述的誘因,是源自1997年家永三郎勝訴之後。在訴訟中,家永在歷史學界、教育界和市民團體中佔壓倒性的優勢,而文部省始終在社會輿論方面處於不利位置。有見及此,右翼團體才不得不考慮改用其他手段,以避免敗訴後教科書問題進一步失衡。不出一年,一貫攻擊教科書的町村信考出任橋木內閣的文部相後,1998年6月8日在參議院行政財政改革與稅制改革特別委員會上答辯中提出「新戰術」- 要求教科書整體上把握平衡:(6)

「歷史教科書整體上欠缺平衡,特別是有很多表述明治以後歷史的否定因素。今後能通過審定教科書或在教科書編寫階段,要求各位編輯把握好平衡,然後在選用階段也應該有進一步改善的餘地。」

這項要求,實際上是預示著文部省今後在教科書編寫階段時,向教科書出版社社及編撰者施加壓力,歷史表述要在肯定與否定之間掌握「平衡」,如果仍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應該在教科書選用階段時攔截當中含有眾多否定表述的教科書,阻止其進入學校,最終依市場規律,讓它們不堪發行赤字而消失。這樣一來,文部省涉直接參與干預教科書的政治風險亦能夠避免。

到了1999年1月,文部省教科書科長與初中社會科教科書出版社負責人面談,提出在近現代史的表述上要進一步「保持平衡」。對於這些一貫受到右翼騷擾恐嚇的出版社來說,來自政府相關部門的壓力,實在更加難違。1999年8月,東京書藉、教育出版、帝國書院三家出版社向文部省申請「自主訂正」,從教科書中關於「隨軍慰安婦」的表述中刪除「隨軍」和「強制」二詞,12月獲得批准。直至2000年4月,文部省正式開始2000年度的教科書審定工作,大部分送審教科書原稿已經壓縮或刪除了慰安婦等加害史實的表述。

當了解過政府「觀點平衡」的實際語景後,便可以知道政府擔心失衡的原因,是怕教科書原稿表述失衡而再次出現像家永的訴訟,衝擊教科書審定制度,而並非如作者所言,因為「歷史問題那麼敏感,牽涉內政外交」和「應付外交壓力和國內右翼」,而要不惜犠牲一切「極力迴避判斷和批評」來「追求虛幻的『觀點平衡』」。

處於歷史不可知論對岸的政府恣意將歷史本來面目祛否定化,並把這處境形容為「惟有堅守歷史不可知論調,把頭埋進沙裡去」如無可奈何般的描述,實在不難以予人一種與右翼罔顧史實雷同的思維。

2)日本教科書是「制衡機制加上權力逆轉,綁住了日本中央政府的手腳,難以單為政治外交需要,引導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和詮釋方向」嗎?

關於這點,筆者將集中講述僅政治外交能否引導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和詮釋方向。

1982年6月,日本教科書的高中《日本史》和《世界史》教科書在部省審定中遭到篡改的實情曝光。6月25日,日本傳媒刊登了文部省比較分析教科書審定前後變化的原稿,例如,關於南京大屠殺,「把屠殺中國人的數字改寫成『眾多』如何?」;「強姦」、「掠奪」的詞句不要多次使用;1919年朝鮮民眾的「3·1獨立運動」應改寫成「暴動」等等。

在這場外交風波,惹來中朝韓台的強烈抗議。對此,日本在審定標準中追加了「近鄰諸國條款」後,(7)這場外交風波暫時給平息了。此後,文部省一段時間內再沒有強制修改歷史教科書中關於戰爭罪行的表述。

此刻,日本政府暫時收斂了其處理教科書鋒芒態度的原因,除了跟以上四國外交關係外,還涉及跟美蘇兩國的利害關係。

70-80年代初,蘇軍入侵阿富汗。美國總統列根推行遏制政策,美蘇展開軍備競賽,美國要求日本發揮更大的政治和軍事作用,承擔「關島以西、菲律賓以北的西太平洋海域」的防衛工作。蘇聯在日本周邊的軍事活動急劇增加,也使美軍基地最多的日本感到蘇軍的嚴重軍事威脅。為緩和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日本不得不一改其干預教科書的政策。

由此可見,雖然教科書制度某情度上限制了政府對教科書的恣意程度,但制度卻無法阻止「引導歷史教科書寫作和詮釋方向」,尤其當這種「需要」是出於外交原因。因此作者文章說制度制衡了政府並「綁住了日本中央政府的手腳」,不能不說言過其實。而在「難以單為政治外交需要,引導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和詮釋方向」方面,回顧過去幾次文部省對教科書的重大調整,戰前日本政府干涉教科書之目的,主要可歸納為防範外來的自由民權思想和為對外戰爭作準備;而戰後美國為重新確立新教科書觀和民主自由價值觀的教育改革,及1982年的教科書外交風波,除了家永訴訟之外,外交都是促使其方向調整的重大因素。因此儘管不能說外交是改變教科書方向「單」一元素,但卻是影響其方向的重要原因。故此認為,原文對「教科書的寫作和詮釋方向」成因的了解與真實情況存在頗大偏差,而且在量化外交成因的表述「難以單為政治外交需要」亦難以成立。

3)日本教科書問題是「自由民主」的體現嗎?

簡單來說,教科書審定的關鍵有二:
審定權 – 決定其能否作為教科書出版
選擇權 – 決定其能否被學校使用

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審定權,可以從根本上篩選掉「不適當」的教科書,是關鍵中的關鍵。而選擇權,顧名思義就是學校決定是否使用該教科書,亦是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簡稱編撰會)爭奪的重點。

作者文章說「自此(九十年代初的訴訟)以後,採用那一本教科書,可不是文部科學省說了算,出版社和教師有法理依據,抵制中央的修改建議」。準確一點說,這裡說著的是兩個沒有必然關係的程序。

首先,出版社將原稿交給文部省,文部省根據需要而對出版社提出修改意見。但假如出版社不滿意文部省的修改意見,出版社可要求法院作出裁決。以家永三郎訴訟為例,家永三郎在第一次訴訟獲勝後,其編撰的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獲法庭取消文部省的「不合格」決定。然而,即使教科書取得「合格」資格後,亦不會關係到文部省對學校「採用那一本教科書說了算」的要求,因為文部省/國家根本就沒有指定學校採用哪一種教科書和沒有可以阻礙教師選用教科書的權力(雖則在二千年初開始隨著學校票的廢除,教師再無法參與選用教科書《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105頁),這點在第一次訴訟的衫本判決中已經清楚解釋(將於下述)。而更重要的是,在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開始之前,文部省對學校規定採用什麼教科書,即早前提到的教科書國定制,伴隨著1948年實施引入民間人士編輯寫教科書的新教科書審定制度後,國定制已經在幾年間逐漸消失。(8)而在冷戰後圍繞教科書訴訟的案例中,主要分為三類,當中也沒有一類是涉及文部省強制選擇權。(9)

學校是有選用合格教科書的權利,在民主角度而言,這點是無容置疑的。但在選擇權上的問題是,文部省審定該教科書合格,並不代表不會受到學校是否選擇採用所影響,因為學校同樣受到右翼教科書攻擊所影響。

以1999年為例,編撰會通過匿名方式詆毀其他教科書。編撰會在第三次全體大會上向每位成員發放一本名為《根據文部省學習指導要領檢查中學歷史教科書資料》的小冊子,直接攻擊東京書藉、教育出版、日本書藉和大阪書藉四家歷史教科書出版社,評撃它們為「最惡劣的四家出版社」。編撰會的匿名攻擊不僅對教科書出版社形成巨大壓力,而且更直接影響學校對教科書的選用。結果是,教科書出版社採取「折中」的表達方式,既不像右翼教科書那樣歪曲歷史,也不再繼續如實記載日本加害他國的歷史,大幅修改現用教科書內日本戰爭犯罪的內容。(10)

2002年,在巨大的壓力下,儘管日本書籍和清水書院兩家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沒有減少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的記述,然而這兩家出版社的訂單數字卻大幅減少,採用率由原先的13.7%降到了5.9%。而當年只說殺害大量中國人,並且只是在註釋上寫上是次事件為「南京大屠殺」的東京書藉,採用率卻由40.4%升到2011年的51.2%。(11)由這些使用率的巨大波幅中可以看到,除出版社之外,連學校亦同樣受到右翼團體攻擊所牽連。

重溫過過去日本政府在教科書上的實際操作後,是時候該談一下家永三郎訟訴對教育自由的重要意義。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李秀石所著的《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中指出,(12)從1970年永三郎訟訴第一次教科書訴訟的判決書中,可以看到多項對文部省違反教育、學術、出版等自由的判決。法庭判決文部省敗訴的理由有四點,現在簡述如下。

第一,憲法第26條規定,國民有教育子女的責任與義務(也稱國民的教育自由)。在此前提下,國家有責任和義務設立公共教育等機構以協助國民行駛上述的責任和義務。第二,說明憲法第23條規定的「學術自由」的內容之一,是發表學術研究成果的自由。根據保護學術自由的憲法21條,學術研究者擁有出版學術或普通圖書的自由。第三,假如編寫和出版教科書的自由受到制約,也應該是必要而合理的,但不能違反憲法21條和教育基本法第10條。審定教科書具有事先許可編寫和出版教科書的法律性質,鑒於憲法21條第2項禁止官方強制審查的宗旨,只要不涉及執筆者的思想(包括學術研究成果)內容的審查,不能說相當於官方的強制審查。現行教科書審定制度不能說其制度違反憲法,但是在錯誤運用審定標準的情況下存在著很多侵犯表現自由的危險。第四,教育基本法第10條關於審定教科書的宗旨是,審查應該限制在教科書的技術上事項,及教科書內容是否符合教育課程大綱的標準。

此外,判決書的附帶說明又指出,教科書師在公共教育中的教育自由受到憲法第23條(學術自由)所保障。因此國家給予作為審定教科書基准的《學習指導要領》法律約束力,在細節上強制教學是不恰當的。雖然判決肯定了文部省審定制度的合法性,但其審定範圍只能在教科書編寫和出版的技術層面上,而不能干涉教科書的內容是否正確。

關於對《學習指導要領》的法律約束力問題,第一次訴訟的衫本判決亦有對文部省在教科書問題上的權限和職能作出「不能將《學習指導要領》作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的限制和嚴正警告。而對於《學習指導要領》的操控問題上,在1989年6月27日第二次家永訴訟的丹野判決,對於文部省加強《學習指導要領》法律約束力的違法行為亦作出這樣的法律解釋:「關於指導要領,即使有某程度的實際修正,也不一定會令到教科書的表述有所變化。」

簡而言之,除非教科書出版社涉及執筆者的思想,否則文部省是不能對其作出強制審定,更不應以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學習指導要領》,作為對教學上的強制性規定。然而,由過去50年有關違反《學習指導要領》的判決,特別是1984年高等法院在「傳習館高中事件」中證實《學習指導要領》中所規定各學科的教學內容與方法皆具有實質法律效力的判決後,《學習指導要領》實際的權限,已經超越了當年家永訴訟判決的意義了。

總結

從以上實證可見,雖然日本在教科書審定制度上所採取的自由民主和開明態度為近代教育的出發點,但經過反覆論證後,反而發現事實跟此相去甚遠。從教科書出版社和學校在審定制度下只能擁有鳥籠式自由民主的情況來看,究竟怎樣就此評定制度擁有自由民主的優越性,尤其實際上制度是朝著完全相反方向發展?假如誓要從其他權威專制政權中突出日本自由民主的優越性,那優越性並不是教科書審定制度本身,而是制衡教科書審定制度的司法制度。而從過去多次《學習指導要領》的改革中可以看到,其教育改革不外乎都是由上而下中央集權式,充分反映了政黨或首相個人的政治與教育意識型態。 歸根究底,教育還是政治妥協下的產物,常為政治利益而服務。

文部省的操作,實在不甘再次令人想起了喬治奧維爾(Goerge Owell)小說《1984》中,專門篡改歷史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而相信真理部黑色宣傳的,又在不知不覺地進行了雙想(doublethink)。真理部之最終目的,是否已經達成?

註釋:
(1)《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6-12頁。
(2)其餘四項為批判政府及官吏、影響天皇權威、對統治集團不利和紊亂風俗,不利教育。《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10-11頁。
(3)《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56-57頁。
(4)《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156頁。
(5)「以1995年終戰50周年為結點,反省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并進行謝罪」。《南京事件爭論史》,笠原十九司著,第128頁。
(6)《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266-267頁。
(7)1982年時任官房長官的宮澤喜一發表談話稱「將傾聽近鄰諸國的批判,由政府負責糾正」,文部省遂在審定標準中添加瞭上述條款。
(8)《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63-64頁。
(9)第一類是針對文部省審定教科書的訴訟,涉及審査官提出的審定意見是否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以及編撰者執筆的教科書內容是否正確。第二類社會人士反對行政官員(指的是2001-2002年愛媛縣的市民團體、縣立學校教職員和縣知事加戶守行的「行政介入」教科書選用違法事件。360頁)選用編撰會歪曲歷史的教科書而提出的司法訴訟。第三類圍繞否定教科書關於侵華日軍的加害史實的訴訟。《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355-363頁。
(10)《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312-313頁。
(11)《南京事件爭論史》,笠原十九司著,第228-229頁。
(12)《日本教科書問題剖析》,李秀石著,第102-116頁。

香港通識教育的缺失

作者爲Dokitooi Mak 是一位香港中學通識科老師

「通識教育」最近在香港引起連串討論,當中多少是抽水多少是另懷目的就暫不討論了,我想利用這篇文章,討論一下香港中學學制中「通識教育」與「人文主義」、思維邏輯訓練的關係。

所謂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者協會提出以下三個定義︰一曰理性的思考;二曰懷疑的精神;三曰基於知識、邏輯、證據去作出結論。由此得知,「人文主義」與思考能力、邏輯思維的訓練無法分割。在教育上若以此為依歸,實難以做到「提高人類社會的福祉,減少各種各樣的苦難,讓人類活得有意義」。

香港在回歸初年推行教改,重頭戲是通識教育科的推行。如今文憑試已過數屆,香港學生的人文精神、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是否真的得到了提升?我想各位看倌自有公論。這裡想討論的重點是,香港中學學制中「通識教育」是否真的能實踐人文精神的理念?

當課程理念對上人文精神

打開2007年教育統籌出版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香港中學「通識教育」的理念是這樣的︰

「透過探究各類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本科所選取的單元內容主題,對學生個人、社會和世界均具有重要意義,也能幫助學生聯繫不同範疇的知識,擴闊視野。通識教育科的學習經歷可幫助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並且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宗旨則是︰

「培養學生:
●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

以此觀之,香港中學「通識教育」是將「知識」和「態度」置於首位,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的培養,對多元文化的接納反而未受到重視,敬排末座。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情況發生呢?課程指引第三頁中這樣寫︰

「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性質,有別於大學的通才教育或通識教育。本科的課程組織切合本港課程的實況,以求達到高中教育的學習宗旨。本科不需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等意識形態互相聯繫。」

原來本港中學的「通識教育」在理念和宗旨上無意聯繫人文主義或人文精神,而是轉而「幫助學生認識自己,並了解與別人、物質世界和環境的關係。」也就是說,本港的「通識教育」更看重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了解,而不是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的培養。在很大程度上說,這一門通識科充其量只是進階版的社會科、經公科,距離人文主義教育仍是遙遠得很。

既然課程宗旨已經出面問題,那麼出現以下情況,也就很自然了︰

議題為本的教學模式遇上考試文化

教改另一重頭戲就是「議題為本」的教學模式,教育學院布祖森認為「議題為本」是源自上世紀美國的進步主義,認為建立知識的途徑是通過研習重要的個人及社會議題,而非課本的內容(Nelson,1996)。通識教育科從課程設計開始,就力倡「議題為本」,市面上學校可以選用的教科書中,十之八九採用這一教學模式,用一兩個熱門議題社引子,帶領學生開始學習,中間浸入和議題有關的理論知識和考試技巧。

平心而論,「議題為本」的確令課堂環境為之一新,但是坊間教材設計,大都著眼於令學生熟習考試方式,操練答題技巧,結果教材設計、分析議題的方法千篇一律,總是離不開公開試設問的那幾道板斧︰「有什麼價值觀衝突?」「多大程度上同意?」、「有何應對建議?」等等。所謂多角度思考也變成「如何令答案寫多幾個POINT」的答題練習。教材這樣設計,老師也就這樣地教。公開試所使用的那幾種設問方式,肯定不能百分百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爭議,人文主義追求的理性思考,在這裡異化成題目操練,學生能內化到的只是答題技巧。

師資和教材的缺失

有人認為香港社會,特別是新一代往往以感覺、立場主導思考,我認為這一點和通識教育在成科時的師資問題是分不開的。

教改推行之時,香港能夠教授通識科的老師少之又少(弔詭的是,回歸前/初期在推動通識科上出力最多的是部分左派學校/老師),相當多的學校在未有受專業訓練的通識科老師「應市」之前,大量起用教授歷史、經濟、地理、中文等比較偏用文科的老師轉教通識,生化理等理科老師卻鮮有轉型。當然,這裡不是指文科老師必定缺乏理性思考,但是與傳統理科相比,在香港教育制度下出來的文科生的確較少有練習理性思維、邏輯思考的機會。更不用說掌握「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這兩個單元的學科知識了。(反疫苗、認為太陽能公路比核能發電量更大的老師教「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這種情況比比皆是。)

即使是課程裡文科成份較多的章節,也不見得老師能夠應付得來,蓋因這些單元對社會學的要求更高,然而香港的通識老師少有社會科出身,更多的是中文、英文等專科,光光是解釋「全球化」一章中東西方冷戰對立時的意識形態,除了歷史科出身外,未曾聽有同行可以準確地解釋何為「共產主義」,頂多停留在「大家D野大家分」的層次。

那麼是不是現在經專科訓練出來通識老師能夠解決以上問題呢?以我觀察,不是。在香港有提供通識科教學專科訓練的大學裡,少有教授邏輯思維和人文精神。以本人在某大學的學習經歷來說,專科訓練的設計更看著教學活動的設計、教材的選擇等專業範疇的內容,能夠叫學員分析一下同一新聞不同傳媒的立場已經相當難得了,培養理性思維付之闕如。當然,這涉及到香港師資培訓的問題,不多延伸了。

另一方面,在選擇教材時,老師往往面對一個難題︰是為了吸引學生而選用一些有趣但邏輯缺乏的資料(如生果動新聞、懶人包),還是堅持使用一些思辨嚴謹但乏味的教材呢?對於大部分老師而言,我相信都會選擇前者,畢竟課堂管理和學習氣氛才是他們最需要擔心的地方。如果對教材內容進行深入分析和評價,那麼又超出課程要求的範圍,更何況在現今泛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下,老師未必願意對教材中有問題的地方直斥其非。(確有不少先入行的同行進行教學分享時「強烈推薦」使用動新聞做教材,我並不贊同。)

即使是由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質素也不見得很高,第一、不少學術理論只是流於直述,欠缺解釋,學養不足的老師只能依書直說,甚至曲解。比如馬斯勞的需求層次理論,未有一本教科書能準確指出需求層次無高下優劣之分,只代表了先後次序,亦無指出馬斯勞研究對象的局限,令不少學子以為「自我實現」層次比「生理需求」層次高等,在佔領運動時冒出「佔派是高等,反佔派是下等生物」的論調來。第二、為了令學生易懂,很多理論都經過簡化,省略了前設條件和局限,這些不比維基百科準確多少的理論一旦遇到考試文化,就被學生奉為圭臬,生搬硬套。第三、教科書中採用的理論,不知道是否因為現在出版社翻譯人才緊缺,應付不了艱深的政治學典籍,絕大部分都引用香港政治人物的書籍、文章甚至是宣傳文稿,當中有多少是Advocacy journalism真是天曉得。舉個例子來說,「民主」的意義這一課題,主流採用的五間出版社中,無一本提及「權力的制衡」和「減少政策出現重大錯誤」,相反「體現市民聲音」「實踐公民價值」「推動社會公義」(偏偏沒有定義何為「公義」)、「選賢與能」等說法俯拾皆是。至於「法治」,無一例外均引用戴耀庭的四層次理論,同樣沒有為「以法達義」的「義」下一清晰注腳。

綜合以上觀點,香港中學學制內的通識教育,從課程理念和設計開始,已經有意與人文精神切割,師資在專業培訓上出現缺失,加之教材編寫問題多多,同時又有考試制度和文化的制肘,如果想以現在的通識教育體現人文精神,培養學生的理性思考和邏輯思維,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任務。

參考資料︰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二零一四年一月更新
議題探究學習的設計與實踐基礎 – 香港教育學院,布祖森,2008

我知道你在科學上站不住腳就開始慌了。

作者: 《台灣鯛民》養殖戶

這一兩年社會議題很熱,開始有一些不讀書但是又自我感覺良好的潮青對科學指指點點了,有些人劈頭就說「要對科學霸權反思」,有些人說「科學不一定是對的」,還有人說「談議題的時候不能佔據科學數據優勢」,我只想問一句話:「如果沒有科學,請問兄台有機會在這裡上網發廢文嗎?」

有些人認為科學就是做做實驗、寫寫論文、賺賺名聲、騙騙升官發財。你可以找到一些研究疑似造假被抓包的案例,你也可以找到同一個問題可能在科學界有各式各樣、甚至針鋒相對的不同論述,但拿這些案例作為「科學不是唯一解」的證據未免太小看科學了,就像是你不會因為每天都有人犯罪而認定這個社會上全都是壞人。

當代的科學社群是基於「研究倫理」的,一般公認的研究倫理至少有「三不」:(1) 不能「捏造、竄改、盜用」(2) 不能「做經不起檢驗的事」(3) 不能「違法」。若一言以蔽之就是「誠實」兩個字,而這個誠實是基於全世界無數科學家互相監督之下所建立的機制。

一個科學研究寫成論文之後,第一關就是得經過至少兩位以上的同領域專家的審查,通常審查者基於「職業道德」都會把論文批評的體無完膚,但是會在最後表達是否認同這篇著作。論文被刊載出來之後才是真正的挑戰,因為你的研究將被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拿出來檢驗:你的研究有價值嗎?你的理論能廣泛的解釋相關的現象嗎?你的實驗結果別人也做得出來嗎?這些東西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考驗,也許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更久,才會逐漸形成一個共識,事實上,即使是一個完全符合研究倫理的研究,都無法作為一個現象的最終答案,也因此,我們在科學上的發言必須是依據龐大數量研究後的總結,而不能(也不可能)把單一研究作為最終論述,這是所有科學人都有的基本概念,所以當我們聽到「因為科學可能有錯所以科學不可信」這種論述的時候會覺得很荒謬,因為說這種話的人根本不懂科學。其實不懂也沒關係,但是不要隨便拿自己一套莫名其妙的腦補論述對人家指指點點的,根本就是自曝其短。科學之所以被推崇就是因為它必須經得起考驗,而且是全世界專家們的考驗。

科學是什麼?對絕大多數的科學人而言,科學是當代人類尋求真相最可靠、最有效率、最值得信賴的方法。因為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太少,所以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會恐懼、會躊躇、會不知所措,而科學就是「在黑暗中指引我們前進的那盞燈」。科學是一個反覆驗證理論的機制,科學是一個讓我們接近真相的手段,科學通常不能幫你做決定,但是它會告訴你事實,讓你在做決定時不會被謊言左右。

這社會上有太多因為在科學上站不住腳就開始高呼「科學不是一切」的假貨,我想說,科學的確不是一切,但是滿嘴違背科學常理的人值得信任嗎?反正說穿了,你也不是因為科學而反對這些東西的。

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三):香港是「他者」嗎?

作者:Matthew Leung

本篇是全文最後一篇,目的的透過以上兩篇重新認識鴉片戰爭中舟山與香港島的曲折轉換來找出割讓原因,並了解到清朝失敗與香港成功的關係互換後,藉此希望重新梳理香港與中國的定位。

6.1)假如沒有鴉片……
從寂寂無名到鴉片集散地到商人避難所,從被大英帝國不值一顧到被強佔到最後選定為割讓地告終,香港取代了當時得天獨厚的舟山成為殖民地,這一切並非純屬偶然。

在這場戰爭中,香港能夠「勝過」舟山的原因,主要並非來自香港當時擁有和潛在的綜合實力,而是透過壟斷香港鴉片貿易,以五口通商作為英國反傾銷鴉片的孔道,並以香港作為向清政府施加壓力的籌碼的戰略基地,這亦是使砵甸乍立場堅定並贏得英國最後支持的原因。而將這三點串連起來的,就是鴉片貿易。

鑑於英國當時對海外貿易和殖民地開發,加速了工業革命配合著紡織業的崛起,因而對外尋求龐大市場非常迫切的關係。因此即使沒有鴉片,英國仍然須要武力打開清朝巨大市場來達到目的。故此,戰爭發生很大可能只是時間的問題。但倘若沒有鴉片作為基石,香港貿易難以發展。

英國政府向來認為發展對華貿易的理想地區是中國東部海岸,而當中最感興趣的是能夠產生外交、商業和軍事利益的舟山地區。香港不具備貿易的價值,不但由於華南貿易中心是廣州而不是香港,而且一直以來與英國貿易的廣州亦根本不能滿足當時英國國策。

這亦能夠說明,在《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二)》的5.4(註釋18)裏,巴麥尊於1841年5月31日向璞鼎查表示「女王陛下政府擔心,香港在很長的時間內不能夠向我們的商人提供對北方一些港口進行貿易的任何新的便利條件」,和砵甸乍於1842年2月16日發佈表示香港將成為自由港的通告後,維多利亞女王一直對此存疑的原因。(36)

雖然香港缺乏貿易價值,但資源匱乏、地處交通要道、擁有優良港口和軍事力量作護航這幾項卻是發展外貿、航運、金融等核心行業的重要潛在條件。可是,假如上述這些自由港的基本條件,在沒有佔領初期英國將香港打做為鴉片走私中心,以作原始資本積累的情況下,開埠初期所經歷「U」型經濟發展時的簫條期實在難以支撐過去。當時就有些駐港官員認為香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可觀貿易,並斷言在任何情況下香港都沒有任何機會能成為商業中心,而建議放棄香港。(37)

在開埠初期的1842至1843年,香港成為英國屯兵基地,為保障後勤供應,香港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內地的供應商。而鑑於此時廣州貿易停頓,香港成為外商屯貨的避難所,因此某程度上香港當時替代了戰前廣州的貿易地位。可是隨著戰事結束和五口開放,作為臨時替代的香港逐漸回復原狀。

事實上,香港貿易能力戰後回復原貌,並非只是基於「戰時繁榮」的告終。香港此時各業在起步階段,港口設施、居住環境、倉儲維修、金融體系等都遠遠不如廣州,即使擁有貿易價值,但仍須要時間建立一套貿易機制和相關配套設施才行。

後來,由於1843年7月五口通商開放,香港的貿易由廣州轉移到上海去,貿易額開始大幅下降。以絲茶為例,戰後由上海出口生絲比戰前以由廣州出口的成本下降了35%;而由主要茶產區廣州港的運費就佔茶價70%,但到上海僅佔50%,而且運輸時間還節省了一個月。(38)

這個經濟狀況,一直到五十年代才開始出現改善。五十年代初期鴉片走私的惡性膨脹使總貿易量從1849年起止跌回升,而與此同時美國澳洲分別先後發現金礦,苦力貿易對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加上後來由於英國不斷加強對中國海關的控制,因此在1856年以後,中國四分之一的進口貨物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貨物都是由香港提供周轉資金並通過香港進行分配,香港因而逐漸成為華南的貨物分配中心。(39)

在香港開埠1841-1860年的「U」型經濟發展期裏,港英政府的財政開支在1842年後的十多年間一直由英國政府提供財政補貼。隨著公共收入的增加,由1855年起香港才出現收支平衡,英國政府於是停止補貼。(40)在取得公共收支平衡的這段十四年佔領初期裏,由於鴉片所帶來的強勁收益,很大部份不僅用作當時香港島的基建開支,並且還投放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因此自由港商的初期發展,實在有賴「黑色貿易」(鴉片和苦力貿易)所對帶來的經濟支撐。

因此宏觀而言,鴉片在香港累積原始資本來開拓自由港的手法,跟英國打開壟斷中國合法與非法貿易市場的手法都有著一個共通點 – 兩者都是以鴉片作為踏板。而香港就在此踏板上,配合義律早已於1841年覬覦,並在《北京條約》割讓了控制著維港交通樞紐的九龍半島作為前提下,才得以承托1871年歐洲的有線電報直通香港和1896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兩件對於自由港產生重要影響的大事,使轉口港的地位得以確立。

6.2)正視清朝失敗與香港成功的互換關係
縱觀以上錯綜複雜的歷史紋理,作為中國首次領土被佔據的香港割讓,完全滿足了鴉片戰爭發起的動機。這個結果,不但拉開了中國主權、經濟、國際地位等損失的序幕,亦為擴大政治經濟侵略的九龍割讓和隨後其他不平等條約埋下伏線。因此可以看出,主導當代中國憲法觀 -「富強中國」,即演化出今天中國一切先經濟後民主的這個首要部份,甚至《基本法》和《八二憲法》重中之重的序言中,一致強調「一八四O年」的這部份,很大程度是來自這個序幕。

香港割讓是中國失敗的結果,但香港的政經發展,無可否認還是來自殖民政府的開辟自由港、自由經濟政策、司法制度和人權法治,與及三十年來對憲政民主的追求。這些累積不得不與殖民地的有效管治有關,而累積的果實亦最終成為香港價值的基石,使得香港能夠在此蓬勃發展。

結語

當綜合全文中舟山/香港/清朝/中國的關係後,我們可以發現,香港割讓,就是由建基於促使清朝失敗扣扳的鴉片之上的「危」,成就了香港發展出豐厚政治和經濟資本的「機」。既然如此,在與中國的關係上,香港又怎會只是「他者」?倘若能夠看出箇中成敗轉換的關係,便有望能從日漸走進「他者」的格局中探頭出來,嘗試找回與中國的接通點。

倘若能夠接通,並清晰了香港不是「他者」的意識形態後,便可能會發現,需要民主運動的,並非只是香港;而在爭取民主之路上,香港亦從來並非孑然一身。既然如此,將香港作為全國民主試點,以反作為推進香港憲政民主的動力,或許比只以一己之力,更為強大。

註:
(36)《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郭衛東著,第626頁。
(37)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history/hktoday/3-1.pdf
(38)《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郭衛東著,第640頁。
(39)《香港經濟史:公元前約4000–公元2000年》,盧受采,盧冬青著,第31節。
(40)同(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