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科學之間，政治應選擇科學

有兩名來自美國北德薩斯大學的哲學教授在英國衛報發表文章，論說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學的同時同樣需要哲學。科學對政策制定有何重要我想我不需多費筆墨說明，我們隨便挑一項政策都可以看到科學方法、搜證據與分析會對政策制定有何幫助，對結果有什麼影響。哲學是否重要就需要認真思考了。

舉一個例子說，假如我們要決定是否興建新的醫院，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現在的醫護人員是否足夠，人員數量增長是否足夠應付未來的需要，病人有多少，當地最需要應付什麼疾病等等。有了這些訊息與變量，我們才可以決定醫院的規模、種類、地理位置；沒有這些訊息的話政策決定就等於是任意莽為，假如這種決定「有效」，都不過是偶爾一次兩次好運氣而已，這種結果不可能重覆。

當然，利用科學而制定的政策不一定全都有效，因為政策需要面對非常複雜的問題，有很多訊息與變量在執行政策前是設想不到的，所以世界90%以上的基建工程都會超支。就算設想到，政策制定者的思維邏輯—科學稱為模型—也可能與事實有出入。出現這種問題並不代表科學無效，因為科學是一個方法，它是透過不停的驗證去改正其錯誤。利用科學方法去制定政策就能盡量的將錯誤減到最少，並讓我們從中汲取教訓。

那哲學在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繼續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的對「哲學」作出一定的定義，因為文中作者沒有任何說明，我們難以明白他們所使說的「哲學」是什麼。哲學作為一們學科，主要是探討一些思考上、概念上的問題，其中又有幾個分支，例如道德哲學、神學、形而上學、政治哲學等等。哲學與眾多哲學分支的共通點就是它們不會使用科學方法去驗證假說與結論，推論過程也缺乏證據、數據與模型：如果它會利用證據、數據與模型，用事實去嘗試推翻自己的假說來修正結論，它就會自動踏入科學的範圍而脫離哲學。

故此，哲學，跟科學不一樣，不是一個尋找事實真相的途徑，它也缺少一個可以依賴的方法去幫助我們找出事實真相。哲學所依賴的是哲學家的思考、意見與主張，他們或者會辯論，又或者會提出論述去反駁他人的論述，有些論述可以比其他論述更好更一致，但因為缺乏利用事實去驗證的過程，主意與論述不管再好，始終都只是在哲學家的腦袋裡面，不一定與事實和現實相符。故此，我們可以總結說「哲學」是一個單純的思考過程，哲學家對一些問題進行思考而得出他們的結論，但我們不能說這些思考好、壞、正確不正確，因為他們不會利用證據去測試他們的主意，這些主意/主義會造成什麼影響。所以，好、壞在哲學中是相對主觀的想法，往往是建基於個人觀感，這種問題在政治哲學中尤其嚴重。

這樣的哲學到底對政策有什麼幫助？文章兩名作者認為哲學在政策範疇中重要的原因是：1）科學可以提供決策用的訊息，但我們始終離不開政治；2）如果我們要改變我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那哲學討論需要在政策過程起中心作用；3）如果缺乏哲學討論，社會就會出現「價值觀原教旨主義」，一些思想成為教條。因為這三個原因，兩名作者認為我們應聘用更多受過哲學訓練的人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他們的工作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去問正確的問題。

對於失業的哲學系學生來說，這種建議當然是天大的好事了，但他們與哲學在現實中能怎樣的改善政策就是另一個問題了。不幸的是，兩名作者除了總結他們的原因外，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論述去論證這些原因為何合理與正確。說出「原因」之後—在缺乏論證之時，它們充其量只是作者的主觀「價值觀」—他們就轉去說為什麼現在的哲學訓練不能承擔起上面的任務，所以他們認為哲學應怎樣改變它的訓練方式。除了詮釋學（hermeneutics）、道德與操守、知識論三個「比較」具體的論點外，我們看不到作者再有任何深入的說明。所以這裡只能作者提出的「泛概念」去推想他們是什麼意思，他們假設這些概念對政策制定有什麼幫助，然後再去審核這些概念對政策制定是否真正有幫助。

先說他們的第一大原因：就算有科學我們也離不開政治。對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很「哲學」的回應：我們什麼時候離得開政治，這跟科學有什麼關係？之前已經說過，科學是找尋事實真相的方法，將科學用於政策就是去思考各種變量在現實中有什麼影響，然後我們才可以想如何改變變量與結果。社會之所以有政治爭議是因為參與爭議的人都認識科學，都利用科學與事實去進行辯論嗎？

像現在各國都出現反疫苗團體，認為疫苗引起自閉症，所以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反對疫苗強制注射。反之，科學家則利用科學研究與數據說明疫苗不會引起自閉症，自閉症是以一定的機率在一定年歲的兒童身上顯現，而因為這個年齡的兒童都開始注射疫苗，所以有些自閉症兒童的父母就得了一種錯覺，加上受害者心理，使得以為疫苗會引起自閉症。所以，科學家的政策建議是不要因為這些缺乏證據的主張而引起恐慌，現在的疫苗政策並沒有問題。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現實中有些政治爭議是因為一方缺乏與無視科學所引起的。

再說第二大原因：哲學討論需要在政策過程起中心作用以改變人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在討論這問題之前我們要承擔兩名作者沒有完成的工作，說明人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是什麼，是怎樣形成。科學在一般不太認識科學的人腦子裡往往就是「他們所認識的鐵一樣的定論」，留意，這種想法包含兩件事：1）他們所認識的；2）鐵一樣的定論。

上面已經說過，科學不是定論；科學是一種用以找尋事實真相、不斷自我修正和測試的一種方法。科學界所認同的結論—「科學理論」，例如演化論、重力理論等，往往會被視為事實（亦是事實），這是因為這些理論經過不斷測試與驗證都無法被推翻，同時它們對解釋現實中能觀察的現象有非常強的解釋與預測能力。

除了自然科學外，我們還有社會科學理論，例如經濟學訊息不完全理論、心理學各種行為理論、社會學的社會網絡理論等等，這些理論都是根據人與人類群體行為的觀察而總結出來的模型。因為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與難以觀察的心理現象，所以社會科學理論的預測能力會受一定限制，不想自然科學的那樣「正確」，因此社會科學中沒有必然的結論，說社會科學結論時都需要考慮問題的背景與條件限制。再說，像之前所說，科學是不定自我修正的，科學上找到新的發現就自然會推翻科學家舊有的想法或者是修正原來的模型，使得模型更正確、更具預測力—演化論就是根據DNA等新發現而不斷繼續發展。

所以，以為「科學就是正確」其實是不認識科學的人才有的想法。假如一般人不認識科學，對科學有錯誤的預期，解決這問題，對症下藥的方法不就是讓他們認識科學嗎？針對這問題的政策就是提高科學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公眾對科學的認識。哲學或者可以很間接的讓人認識科學，但有什麼會比直接讓人學習科學來得有效？

第三大原因：如果缺乏哲學討論，社會就會出現「價值觀原教旨主義」，價值觀變得僵化。我又得替兩名作者解釋什麼是價值觀與原教旨主義。價值觀是一些人對世界事物的一套特定看法，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價值觀，它們都是作為一套的思想觀念去影響人們的行為與看法。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資本主義，他就會相信自由市場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於是認為自由市場能解決所有經濟問題； 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共產主義，他就會相信自由市場是最壞的制度，於是認為自由市場就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基督教，他就會相信基督與他的教義是必然正義的，不信基督與他的教義就是不義，要在地獄受折磨。

這樣空談概念、談價值觀就很容易形成原教旨主義，因為接受這些想法的人已經接受了一套思想的前置假設，不會留意到自己的想法如何出錯。比如說，資本主義信徒會無條件接受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這個想法，所以自由市場必然是有效的；他們不會想像個人利益在某場合下會損害社會利益，商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欺騙大眾，又或者市場會因為事前想不到的原因而失衡—市場有效理論是錯的。同樣，共產主義信徒會認為資本家就是剝削勞動價值，否則商品的價格必然等於勞動價值；他們不會到商品的需求與供給可以在勞動價值不變時改變商品價格或者改變勞動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錯的。基督徒假設了上帝必然存在並且是去全能全知全愛，所以《聖經》上說什麼都是正義的，就算《聖經》說應殺死異教徒（Jude 5; Deuteronomy 13:6-10）。

哲學討論要如何改變這種教條式想法？或者哲學會說他們會用對話、批判式思考會更好的詮釋去解決這些問題。但問題是，假如一人已經接受了一套想法或一個想法的前置假設，比如說「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商品價格必然等於勞動價值」或「上帝必然存在」，你要怎樣哲學討論才能討論出這些想法是錯誤的？你不可能在一套封閉系統裡驗證這個系統各部，你要驗證這個系統與其部分就等得用外來的事物比較，而這就是科學的做法。

科學能很簡單的驗證上述三個思想：事實。事實上我們觀察到市場會有詐騙行為，消費者因為訊息與心理問題，很多時候並不能清楚知道他們的決定其實對他們不利。事實上我們觀察到需求與物件的稀缺會改變物件的價值，勞動價值是其中一個組成但不是全部；假如商家不考慮需求他們就無利可圖，商家無利可圖就不會去生產商品了。事實上我們觀察不到上帝為什麼必然存在，我們只觀察到宇宙存在；世界各個民族都有它們的神話故事，為什麼猶太民族的神話與神祗就是真實和正義，其他的不是？

單靠邏輯思考或者會讓某些人認識到自己的想法錯誤，但上面幾個問題都是依賴邏輯思考而來，馬克思的邏輯就是出名嚴謹的。邏輯思考需要接受某些前置假設，但你只要一接受這些前置假設你就難以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科學則是根據事實形成想法，因為事實修正想法，而不是空談想法。因為科學可以驗證一套想法的個別部分，具體如何出錯，所以研究經濟的科學家不需要推翻資本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的研究不會假設這些系統必然正確，故此他們能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對症下藥。如果出現市場失靈，像醫療一樣，那政府就需要基於公眾利益干預市場；如果干預太大影響經濟活力，如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開放市場就是合適的政策。

所以，針對作者提出的三大原因，正確的應對方法是科學教育而不是哲學。社會大眾不利用、無法利用科學參與政治討論不是科學本身的問題，而是跟他們不認識科學有關。或者這又跟政治制度敗壞有關：假如政客都被收買而保護大資本的利益，不去制定保障公眾利益的政策，這就是制度的問題了，跟科學與哲學無關。這時候所需要的是改變制度，但政治制度要怎樣變，什麼樣的制度能真正的改善政治環境，這就是政治科學的問題了。如果嘗試用政治哲學應對，這就會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提出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毫無分別，兩個世紀、兩次大戰、冷戰過後腦子還是在原地打轉。

兩名作者的論點剩下來就只有詮釋學、道德與操守、知識論。詮釋學與知識論都不是哲學所壟斷的範疇，科學本身就已經在進行這種工作。行為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透過研究而知道不同的敘事方式、話語、錯誤訊息會改變與錯誤引導人的心理與行為，因此他們會針對問題原因提出保護消費者的政策。至於知識論的問題，科學很清楚什麼是知道的，什麼是不知道的。對於不知道的，科學家會很坦白說不知道，然後去做研究。明白有什麼是不知道的，然後寫計劃去申請研究資金就是正正科學界的生態：空想在科學家是混不到飯吃的。

唯獨是在道德與操守一環上哲學或許能承擔科學所做不了的工作。一般而言，科學家會說科學論述事實，但應不應該做什麼則不是科學所關注的問題。但這個態度在幾年已經有所轉變，科學家都很關心環境問題，尤其是氣候轉變，目前他們花很多精力在教育公眾上。這是因為他們明白到事態嚴重。現在大多科學家都提倡並支持各種有助減少污染的政策，包含碳稅與碳交易。這兩種政策都是根據經濟學原理而提出的，它們又在處理酸雨的問題上確實得到成果，所以兩項都是經過科學檢驗的政策。

又或者說人權、自由等基本權利概念都是道德、價值觀、哲學的範疇，這個又是錯誤的想法。基本權利其實是社會所認為很重要的一些抽象想法，例如言論自由，它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失去這些基本權利，我們的生活質量將會大幅下降。因為這部分的生活質量下降並不能用金錢去補償（至少大部分人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不會不願意接受金錢補償），又因為它們都是抽象的想法，存不存在全賴政治環境，所以我們才會，在沒有更好的詞語下，稱它們為「價值觀」。基本權利在現實中是以政策的方式存在，（在理想中）根據現實的需要所改進，而權利的改進又會刺進經濟增長（但這關係不能倒過來看），改善社會的整體福祉。

所以，科學家可以利用科學論述道德問題：做對社會有利的事，減少痛苦，就是道德的行為和政策。什麼對社會有利，什麼是有害，這就要根據事實與觀察小心論證，然後就是利用這些結論測試與制定政策，當發現結論或政策錯誤時立刻作出修改。當然，如果問題是「為什麼對有利就是道德」，或者這些問題真要留待哲學家討論，而他們也只有討論，不能提供答案，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問正確的問題」。

我看不到哲學家如果透過哲學訓練與「問正確的問題」幫助我們制定政策，兩名哲學家作者所提的全部都跟科學或者不認識科學有關，補救方法也正正就是科學。思想什麼是道德，什麼是不道德，電車要撞死幾十人，你犧牲一個人是道德還是不道德，這些問題或者很有趣，而這麼有趣的討論應留在課堂上，而不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出現。科學家與政治家不會，更不應，花太多時間思考電車問題的道德兩難，他們會/應將心思如何透過政策與科技防止這種問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