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戴耀廷教授宏文

我在熊野古道時，讀者把戴耀廷教授的一篇文章《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張貼在東灜遊拾趣之三的留言中叫我評論。教授在文中解釋公民抗命及違反法庭禁令的理據，如果我重複講會悶死人，我唯有斷章取義，引用其中一段來講。教授其中一段講：

但「以法限權」也止於確保政府真的做到依法管治，但法律仍未必能實現到公義的。因此，即使法治已達「以法限權」的層次，在法律仍有範疇未達公義的要求，那麼公民仍會以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促使法治能再向前邁進，達「以法達義」的層次。因此，才有「違法達義」的說法。我們必須明白公民抗命並非正常的狀態，而是因應法治的發展，公民為了令法制的法治水平更完善，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况下採取的非常手段。

假設教授這說法正確，香港現有法律未能實現公義。佔領爭取「真普選」，因人大831方案不民主、不公義，不得人心。這局面怎樣做成的呢？是那一條法律不公義？用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促使法治向前邁進？講來講去都不是香港法例第幾章第幾條的問題，而是憲法《基本法》的問題。如果是怎樣不公義的惡法，用公民抗命向政府施壓，提升法治，「以法達義」，逼使政府廢除惡法，修改不公義的法律，游説法庭作出公義裁決。這種行動，應用於香港本身的法律，當然有可能做得到。請問用非常、非凡、非法手段，怎樣要求香港政府採取行動，去修改《基本法》中對普選特首的規定及作出改變？

要修改《基本法》，就要跟從《基本法》訂出的法律程序。《基本法》第159條擘頭第一句：「 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可提出修改議案，要經幾個關卡。一，港區人大三分之二多數贊成；二，立法會三分二多數贊成；三、行政長官同意；四、由出席人大的港區代表在人大會議提出；五、還要在列入人大議程前先由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並提意見。

如果要以公民抗命這非常手段來提升法治，爭取普選，涉及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制，把火力集中對付香港政府，「挾諸侯以令天子」，有甚麽成效？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公民抗命不是在反抗香港本身法律不公義之處，而是在對共產黨的控制作反抗，除了擺姿態，宣示立場，實質上可以達致甚麽？搞亂香港作為談判條件，真的是注碼嗎？

假設立法會議員泛民佔大多數，行政長官也湊巧選出了眾望所歸的人，港區人大全部都代表香港人的意願，（當然這是癡人説夢），特區政府與大陸對著幹，向人大提出修改《基本法》。你以為這種現象有可能出現嗎？若然真的發展成這樣，怎能確保人大會接納並通過有關修改？

在這種情況下，公民要抗命，抗的對象是人大，而並非香港政府。上不到京去中南海宣示不滿，起碼要針對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中聯辦及那些受中央控制的建制派議員、媚態百出的凡是派議員及人大代表的門口去佔領，而不是旺角、銅鑼灣去影響大眾市民的生活。講來講去，這公民抗命找錯了對象，用香港的一套去抗大陸的另一套，要求香港法治更完善，那麽香港本身法治不完善的地方在那裏？要令香港法治更完善只能針對香港內在不完善之處去尋求自身改變，在香港佔領的做法等如隔山打牛，要求大陸的法治更完善，是不是開錯了藥？既然吃錯了就繼續吃下去？所以就娓娓而談繼續寫充滿法理的文章，而佔領也繼續漫無目的的佔下去？

(昨晚tablet抗命，自動restart,，我當時寫了一半，標題也未定，實在太眼睏，便倒頭睡去。今早起來，收到留言，才知道上半篇自己登了出來，謹請SL君看畢完整拙文，再次留言，也順便向其他看了半篇的67位讀者致歉。)

點解要罷課﹖

圖片攝自張潔平

在昨晚一場飯局中，有朋友反對大學生今日舉行罷課。
可是有些人在反對之前，似乎忘記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點解香港搞到要罷課﹖

何須「石破天驚」

Chess Boxing. Via Wiki Commons

回應新健筆陳凱文對北京就政改問題可有「石破天驚」安排的疑問。我簡單的答案是：有異樣大動作的機會很微。再詳細一點，何須？

引起健筆疑問的源頭，是程翔《京港關係危矣》和陳舊人《公安充港警與解散立法會的可能》兩篇文章，而陳舊人一文的源頭又是程翔之文，所以我們得先看看源頭是什麽。程翔文中對「京港關係」的論述，中央有可能作出的舉動，大多衹是臆測，説得不好聽一點就是陰謀論，沒有人可以證實對或錯，衹能用「有這個可能」去陳述一種想法。

當然，政治、軍事不是自然科學，在推測對手將會有何舉動時難以使用自然科學標準去判斷；如果真要用科學標準去推測，這就很容易造成失算，因爲人類行爲并非全然理性或按最好的路徑進行，尤其是預計到對手有相應措施後，行動就會有相應改變。因此政治與軍事行爲（和經濟行爲一樣）一般都在「次優的世界」中進行。如果打算以最優的方式行事，即是認爲這種行爲必然是最有利的行爲，就會面對上述失算而來的風險。

在這種限制之下，想要準確的預測策略形勢的變化，就必須用上大局的目光去作盤算，這就是所謂的「廟算」。利用廟算這個過程建立一套模型框架，并利用模型去作出預測，這就是策略的科學方法。假如這套模型框架和内裏假設合理，消息的作用是幫助補充和修正這套模型，但它們不能取代模型的判斷。如果模型有誤，決策者必須抛棄舊模型而建立另一套新模型。

因此，我們在這階段可以全然不理「知情人士」到底説了什麽，而他們是否真正知情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他們所説的不能幫助補充或修正模型，消息真確性也不能核實，這種「情報」就是一種噪音。再說，你又怎知道這不是對手故意發出這些消息來擾亂你的視綫，或者讓你莫名恐慌？香港這麽多因政局中「消息人士」而起的新聞，有多少次是準確的？我還在等「梁振英腰痛下臺」呢。既然這些消息衹會讓自己自亂陣腳、分散注意力，你的策略分析就不應建築於噪音之上。

明白這個原理我們就可以冷靜的分析北京對政改會有什麽舉動。對於程翔所説關於「佔領中環」的問題，考慮大局的話我們可以知道香港警務處有足夠方法應付。中央當然可以做準備了，但要說派公安下來參加清場，這可能性不大，因爲：1）兩地警隊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增加公安衹會添亂；2）香港警察亦不會滿意這種行爲，因爲唯一可以協調兩地警隊行動就衹有將指揮權交予公安。至於說戒嚴，法律明文說清楚解放軍戒嚴的條件，如果事態不是演變到暴力兼不可收拾的動亂，對付「佔領中環」根本不需要軍隊，殺雞焉用牛刀？

如是陳舊人所說解散立法會以通過政改方案，健筆文中已作出分析，說明此行動對建制派毫無好處，故此不大可能。我對此可以補充一點，要梁振英解散立法會就必須動用到政治資本，他需要游說他的親信與盟友，讓他們相信此時解散立法會能換來更大的利益，但如果親信與盟友們覺得此舉反而會讓自己蒙上失去既有利益的風險，又或者釀成更大的政治危機造成政治或金錢上的損失，甚至觸犯自己的道德價值，不論他們本來的道德情操有多低下，他們就會反對這行動。

同樣道理，考慮成本收益風險，陳凱文說中央單方面修改《基本法》也是不大可能的事。雖然在法律上中央可以這樣做，但衹要它宣佈單方面修改《基本法》，其實就是向全世界宣佈終止「一國兩制」。或者對中央來説這是長遠，最能一次過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這行徑必然會造成不安和恐懼，在中、短期會有一定程度的動盪。再者，終止「一國兩制」就代表得重新分配政治利益，親中一派失去「一國兩制」所賦予的合法性和掩護，就可能會失去香港的政治合法性，就會失去相關政治資本。對此，中央必須「論功行賞」，用上更多權位利益去滿足他們。在政局混亂之下作此事就容易引起分贓不均和眼紅，因此會引來不滿和阻力。就算中央在原則上可以這樣做，它也無必要去冒這個即時和巨大的風險。

除了風險是巨大的阻力以外，中央也不能從上述各種行動中得到額外的利益，故此缺乏激勵去採去激勵行動。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通過，對中央來説已經還是處理完政制問題，民衆不滿是意料之内。政改方案不通過，那就維持現狀，對它來説也是處理了政制問題，民衆不滿也是意料之内。中共中央的最高目標衹有有兩點：1）維持政權；2）如無必要不要增加更多動盪。政改方案通過不通過結果都是一樣，它已經立於不敗之地，爲何要另生枝節？而且，對中央來説，不通過的策略效果比通過還要好，因爲這樣它就可以歸罪於泛民，指政制上的僵局與相關社會問題完全是泛民的僵持所導致，慢慢瓦解泛民的政治號召力，又或者繼續誘導他們内鬥。不管怎樣都能置對手於死地，你想跟中央談判，這就是「談判的技巧」！

對泛民來説，通過政改方案就是違背民主原則，是死路一條；不通過就踏入上面的陷阱，不過相對於死路一條，這樣還可以有掙扎的空間，所以這是不理想場合中最好的選擇。故此，對雙方來説，「不通過政改方案」就是是次博弈的均衡點，是這場政改爭議最合理的結論，除非出現意料不到的變化，例如泛民選擇棄權，中央領導人突然瘋了，或者他們看到這篇故意逆其道而行之。在此以外，說什麽「石破天驚」的安排并沒有任何意義，這種言論唯一的作用就是製造社會恐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程翔想要的效果。

事已至此，泛民想要避過陷阱已經不可能。從提出曖昧不清的「國際標準」，到入閘方案，到一人有一個政改方案，到意圖用民意和公投決定一切開始，就注定他們必然要往陷阱裏面跳。想走出這個泥沼，除了提出向公衆提出一套正當、有效、合理的政治論述，正面的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將政治資本重新組織起來之外，我想不到還會有其他辦法。罷課是戰術行動，它不能主導策略；沒有策略視野，你有再好的的戰術行動也是無效。

現在才按著這方法去組織已經是遲了，再不改變方法的話就可以直接宣佈遊戲結束。我歡迎任何人向我發電郵提出疑問和質疑。

痛定思痛，汲取教訓

歌川国芳 『宮本武蔵の鯨退治』 via Wiki Common

雖然賽事還沒有正式結束，現在進入殘局階段，其實大家互有損耗，誰也將死不了誰，但我們也不妨回顧一下這將近兩年以來的開局和中局，看看民主派到底是出了什麽策略錯誤，讓自己陷於今天的泥沼之中。

對支持民主的政黨來説，他們繼續内訌，但贏不了多數人的信任更取不到任何有利的地位；對非政黨團體，例如佔領中環，他們想象中的美好圖畫完全破滅，整個「行動」（打引號是因爲他們還沒有確實的戰術行動）達不到所有預期目標。結果就是民主派自己空折騰，大量消耗自己和盟友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中央方面也不見得有任何好處，這局面證明它已經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去化解中國政治與政制上的死結，爲了維護它的地位不受挑戰，它選擇顯示「拳頭大就理大」這個政治立場。結果是誰也贏不了誰。

在策略環境上，佔領中環的出現其實加速和加劇了政黨民主派的内鬥。佔領中環作爲非政黨團體吸引大量目光，因爲民間普遍對政黨不信任或者政治冷感，這樣的組織就能迅速的吸納這種政治資本。但這樣的舉動就讓政黨很被動，因爲這代表它們將不能帶領這場民主運動，對香港群衆的號召力旁落於是他人手上。於是它們對佔領中環各自有不同反應，細小和新興的政黨立刻表示支持，并希望加快行動進程，提出「預演」之類的建議，因爲這樣它們就可以站在運動的前面，加上它們原來的政治資本較少，這種行動對它們有百利無一害。

相反，大政黨則甚爲冷淡，需要坊間不斷的詢問才會表示原則性的支持，甚至有某政黨言論說「會發動佔中」，并且堅持自己繼續走自己的路綫。這是因爲它們原來的政治資本較多，付和佔中就會將它們希望得到的領導地位拱手相讓與非政黨組織，自己衹能在一旁聽從指揮，對於大政黨來説這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這時候佔領中環和香港2020這樣的組織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利用當時的聲勢去重新組合分散在各個組織間的政治資本，衹要行動得宜作出適當的取捨，這也不會是一件太難的事。具體的方法我也向兩個組織和一些政治人物提過，但明顯的是他們都沒有聽進去。就算我提出的方法無效，衹要他們明白形勢，日後的爭執將不會這麽嚴重。重點是，這些組織都沒有把握當時的優勢，反而走政黨同樣的套路，要堅持自己的路綫。既然各自堅持自己的路綫，很自然就出現爭持不下四分五裂的局面。

佔領中環的另一個策略錯誤，就是始終想不清自己到底要做什麽去達到預期的策略目標，又或者可以說，它根本就沒有策略目標。自從行動提出以來，它一回是要癱瘓金融中心，一回又不癱瘓，一回又是「道德感召」，一回又聲言自己是「出口術」（方便非香港讀者：虛張聲勢，耍嘴皮也），一回又想跟中央談判，一回又要降低談判要求。我從旁觀察，衹能說行動組織者是誤打誤撞去到了一個自己不想獲得，也無力承擔的地位，其實根本就不想去「佔」。假如他們身邊的支持者不是被「佔中」兩個字迷著，要看出這些問題和提出改正亦不是難事，奈何整個社會衹重視表態，衹要「民主」、「佔中」就是正確無誤，不能去反思内裏的問題。

因爲佔領中環沒有明確的策略目標和爲達到這個目標而作出的相應戰術行動，在策咯–戰術這個連接點上又走錯了至少三大步：

1. 國際標準。整個概念始終是摸棱兩可，而《政治權利公約》所説的其實是一些大原則，要怎樣具體實施取決於國家的選擇，而每個國家的歷史習慣，政治穩定度，所採用的制度都不一樣，民主的原則可以相符，但一致的「國際標準」則不存在。美國的選舉制度異常落後，但沒有人會或夠膽說它不符合「國際標準」。俄羅斯不是民主國家，但它的選舉格式也可以符合「國際標準」，而且它亦使用了很多香港人所希望的公民提名，但這不代表俄羅斯就是民主國家。

   提出這樣曖昧不清的要求就是授人與柄，讓對手能夠指出你的論述很有問題，用他們的説辭去模糊大衆的視綫。不利於説服中間游離分子之餘，也不能讓己方堅定的站在同一戰綫上作戰，因爲既然模糊不清就可以讓政黨各自表述，各自提出對自己有利的選舉方案。亦即是說，提出這種概念是在幫助敵人擊散自己。

   組織者提出這樣的論述，如果不是以爲提出「國際標準」就能自動占據道德高地，從未考慮過對手如何還擊，就是太天真的緣故。如果他們不天真，這樣的論述其實是爲了下面的一個錯誤而鋪路。

2. 政黨提名。即是李柱銘「泛民入閘方案」的演變版。他剛提出就受到激烈的批評而要「收回」，但又要說就算是收回，就像「燒了一張紙一樣」，它的影響不會消失。結果這方案真的是陰魂不散，遺毒不斷。這種方案的問題在於它跟本不是在爭公平的制度，而是爲了讓某些人定義中「泛民」去競選行政長官一位。能夠決定「泛民」這個定義的，和議會選舉票數最多的政黨自然是最有利，這個「泛民」候選人一席幾乎是爲某個政黨度身訂造一樣，所以這個政黨一直堅持要政黨提名。

   這個政黨所依賴的，是假如它的候選人與親中央候選人同臺參選，選民必然會選擇「泛民」的一個。我不再評論這想法有什麽毛病，但很明顯的，其他政黨必然對此感到不滿，結果又必然是繼續大打出手，又再自相耗損。佔領中環組織者當時沒有去化解這個危機，反而附和說「如果選委是民選」用李柱銘的方案并不是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説法，因爲當要説到「公民抗命」去爭民主，任何人都會想到是要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阻礙，和採用符合現代社會需要的方法，根本就不需要拘泥提名委員會這種過時無意義的機制，所以才有公民提名的想法提出。

   因此，繼續堅持政黨提名，甚至提倡「叫價不能太高」，其實是反映了他們根本無心去爭所謂的「真普選」；他們想要的是有利於自己的「階段性勝利」，即是「袋住先」（先接受部分不合理規定，的日後再改），并希望藉此說動中央。中央當然是讓他們失望了，因爲中央不想冒險。但這也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他們在這個關節眼上積累了大量政治資本，過了這個時機就不知道什麽時候會重開這個議題，而任何熱心都會日漸冷卻的。聚集了政治資本但投放不當，他日時機再來就難以再有同樣的號召力，完全是一種浪費。

3. 方案之爭。如果要簡單的概括今次整場「民主運動」的特色，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場方案之爭，是各黨派之間在競爭讓自己的方案突圍而出，而不是向北京要求民主。槍尖對著自己人的時候遠多於對著北京的時候。這麽多方案，結果大家都將焦點放在零星而又是微枝幹末節的問題上，例如提委會人數等，又再一次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爲了這些無謂的爭執，再加上決策過程的問題，單純的以爲投票就能解決讓所有人心服口服，於是又惹來小圈子篩選方案和「被騎劫」的爭議；在嘗試化解爭端的時候有一些組織認爲是質疑這結果是背棄了佔中者決定的原則。於是乎所有組織又再次各自爲政，各自進行自己的「抗命活動」，甚至要提出比「佔中」更快的進行「佔中」。到此，佔領中環已經再無能力主導這場運動。當然，它主不主導并不重要，或者它不主導會更好，但經過一輪「行動」，它將難得凝聚起來的政治資本一次又一次的打散。

要化解上述的問題并不是很難，衹要不堅持某種形式，考慮清楚矛盾將會怎樣展現，就能想出對策去應對。想要維持民主陣營這道戰綫，最好方法就是放棄形式和方案上的紛爭，去定下在香港實施民主普選所必須要有的原則，例如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是否真的必須，原因又是什麽，而不是去指著模糊不清的「國際標準」。衹要是這樣想，組織者就會自動的向公衆提出并説明這些問題，而不是單單在幾百人的商討日中討論然後投票決定。要避免更多紛爭，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選個公開場合讓個黨派展開辯論，讓公衆根據黨派所提出的論述作選擇，讓公衆去告訴政黨背離這些原則的話就不會再受支持。要商討的應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幾百人；問題是公衆如何理解和作出適當的政治決定，而不是討論和選擇方案：前兩者才是真正的審議式民主。

事實上，上述的問題我已經向他們提過，亦開出同樣的建議。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預見的，我能看到并不是我特別聰明，衹不過是我細心去想每個行動會有什麽效果，然後想辦法去避免這些效果所帶來的風險。政治人物和運動組織者看不到，是因爲他們過於沉迷自己所提出的言論，又或者讓熱情蓋過了理性，使得運動日漸教條化。北京可是將這些都看在眼裏，并一直在想如何反應；香港政治人物有什麽弱點，在想什麽，它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你是這樣的教條化，用口號代替思考，它根本不必放你在眼内，因爲你打算做什麽，會出什麽問題都是在意料之中。相反，如果你因爲北京意料之中的決定而感覺憤怒莫名或心灰意冷，那就代表你完全沒有考慮過政治是怎樣運作，老實說，這個遊戲不適合你。

策略的原理其實跟人文主義的要旨完全沒有兩樣，宮本武藏在《五輪書‧地之卷》中爲如何學習「兵法」（在當時的語境中是指個人的武藝）歸納出下列原則：

一、不能有邪惡的心思。

二、務必要勤修苦練，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三、要廣涉才藝，戒除修煉之障礙。

四、要能認識各行各業的要旨。

五、要能辨別一切事物的得失。

六、修煉自己判斷和理解每件事的能力。

七、要洞悉肉眼看不見的事。

八、即使是瑣事也不能疏忽。

九、不做沒有意義和沒有效果的事。

要理解什麽是策略—「兵法」，并不是難事，當中沒有任何神奇和玄幻之處，衹要不視它爲奇門術數，以平常心待之，它就是一門應用科學，關鍵是願不願意理解和學習。真的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改善這個社會，所需要的并不衹是一股熱誠，還需要有正確的方法和概念，用這方法幫助自己作正確的決定。而要獲得這方法，正如學習任何學問技能一樣，除了不斷鍛煉之外，沒有其他法門。爲求勝心切而去尋求不切實際的捷徑，以爲衹要站出來就能成事，不斷的重覆「再不怎樣就中環見」、「再不怎樣就佔中」，其實都是沒有内容的夢話。上面第九點對現在尤其重要。

現今唯一辦法，就是放棄之前那種教條化想法，重新去思考整個政治局勢，然後去制定可行的策略，定下目標去營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罷課、罷教這類是吸引眼球的行動，如果學生和教員堅決要進行的話，我不會反對，但要知道，這種行動對大局不會有任何影響。如果連開局和中局的教訓都不汲取，到現在依然是以同樣的方式行事，這盤棋再繼續下都衹會走出同樣結果。

（上述的分析其實我去年整年都不停在說，所以我不浪費時間加入連結了。有興趣的話可以到《山中雜記》搜索欄中輸入「普選」、「民主」、「佔領中環」等詞，去看之前的文章。）

「當佔中發生」交流會後感

圖片來自網絡

8月13日晚﹐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在九龍佑寧堂舉辦「當佔中發生」公開交流會﹐聽到戴耀廷教授評估人大常委在八月底回應政改報告書可能出現的幾個情況﹐以及「和平佔中」在這四個情況下將會有何行動﹐對前局滿腹憂慮﹐遂撰此文探討之。
(關於戴教授當日發言﹐欲知全話可觀看以下視頻)

聆聽水聲

作者: 山中

看到民主黨聲稱會發動「佔中」（最新消息說「不會提早自行佔中」），與此同時朱耀明又說「（政改）方案遠離國際標準，他們就會佔中」，但「要走進所有對話談判的路」，又在另一廂，學聯認爲「否定公民提名…就是佔中的好時機」。如此説來，「佔中」，跟「國際標準」一樣，都是採用了「九二共識」，「各表一中」原則，即是「一個佔中，各自表述」。「佔中」和「國際標準」到底有什麽内容，目標是什麽，策略要怎樣推進，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想法，就連佔中發起人也說不得準。既然大家都說不得準，於是就傾向佔了才說，到底會有什麽效果，還是佔了才說吧。

沒有策略已經是一個大問題，但「佔中」就連戰術都欠缺：水源糧食補給、打算駐扎多久、癱瘓還是不癱瘓、如何避免清場、在各自表述之下如何控制場面等等全都沒有確定，這樣子「佔中」，頂多就是佔據道德光環，無助於實事。而且，四五幫人各自爲政互不想讓，都想藉此爲自己的黨派佔上風。如此多折騰幾次，整個行動就會四分五裂，北京看在眼裏想必已經笑掉了下巴。

要佔據道德光環，以爲自己是真理所以必勝，所以說什麽做什麽都是正確，這樣就會忽視實際的問題，看不到眼前需要克服的障礙，自然就不會去想辦法解決問題。譴責警員是何等意氣激昂！但回到現實，你能讓警員不接受指揮調動嗎？不能，那挑起對警員的仇恨和對立到底對自己有何好處？讓他們也仇視你，然後揍你時多打兩拳？浪費時間和精力去做傷害自己，無益他人之事，除了宣泄一時意氣，使自己的思想更封閉外，我想不到這種行爲還會有什麽作用。要抨擊警員，不如多花時間去攻擊制度，向所有人說清楚制度是如何踐踏自由。現在難得有這個舞臺和機會，卻不去好好利用，這是什麽原因？

要向專制爭取自由、民主，這可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社運、遊行、上街、談判所能完成的事。不去考慮全盤形勢，你就不能看清機會攻擊對方致命之處。四分五裂，就如手不聽臂，臂不服肩，屁股充當腦袋；身體不能協調，你就算看到對手露出破綻你也不能趁虛而入。現在與其說什麽「提前佔中」（佔中有食用日期？），不如冷卻一下頭腦，花時間看清局勢，然後重新組織，整合手頭的政治資本發揮最大效果。過往的錯誤還沒有矯正，就要急忙作下一步行動，盲目下子衹會卡死自己的棋路。「國際標準」、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談判，經歷過這麽就久的泥漿式思考，早就已經成爲一個死結（而且我早就提出警告），越不儘早拆解往下就越難解。再繼續錯下去，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

除了認清形勢、有效組織和展示作爲政治人物的魄力和擔當外，其他一切都是旁枝末節。戰術需要配合策略而行，缺少了策略就是戰術再好也沒用。辦事有先後輕重，次序不能倒置過來。時間對雙方是對等的。

至於耶穌説過什麽做過什麽，這種事就應當它是笑話；你花精力理它就會被噪音所牽引。如果一個人的想法完全是根據某本經書而來，你要做的並不是去告訴他「耶穌的政治觀」（他沒有政治觀，而且他認同奴隸制），而是要讓他知道他從來沒有用過腦袋進行獨立和批判式思考。

戴耀廷﹐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嘛﹖

作者：陳凱文

戴耀廷教授雖提出和平占中的構想一年有多﹐惟至今還是處於醞釀階段﹐據聞5月6日還要再辦多一次商討日﹐之後六月還有個民間公投。在這情況下﹐要鄙生在現階段表態是否支持占中﹐似乎時間尚早。當然﹐戴教授希望說服香港商界支持民主普選﹐無論從策略上還是實際需要﹐都是正確之措舉﹐但教授在日前撰寫的《香港要怎樣的資本主義》﹐談到普選未必帶來福利主義的問題時﹐恕鄙生才疏學淺﹐實在未能苟同﹐遂撰本文探討之。

《基本法》能防止福利主義﹖

首先﹐戴教授在文中提到《基本法》條文注入防止福利主義的設計﹐如第107和108條(連結)﹐列明公共財政應該量入為出﹐維持簡單低稅制。可是戴教授能否指出政府若不守這些規定﹐會有甚麼後果嘛﹖

故﹐戴教授提到的107和108﹐明顯不過是帶有指導性質的原則性條文﹐第108條第二款的寫法則更是含糊﹕「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條文只是用來「參照」二字﹔而且後面還寫明政府可「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換言之﹐先不論那個政府是否普選產生﹐它若硬要「自行立法」加大入息稅的累進比例尺﹐嚴格上連「違憲」也談不上。

請問這樣的條文﹐又怎能當作有效防止福利主義的設計呢﹖難道戴教授會認同﹐一個民選特首若不依量入為出原則﹐中央可根據《中國憲法》第89條(十七)(連結)﹐或者《基本法》第45條第一款(連結)指出特首「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所以國務院有權罷免地方官員﹐然後以特首違憲罷免他吧﹖無疑﹐中央當然是有任命罷免特首的權力﹐不過情況若然出現﹐香港定必爆發憲制危機。況且﹐叫中央罷免一個主張「派糖」的民選特首﹐這無疑是逼中央做「醜人」吧﹖

又事實上﹐香港雖然現在年年有盈餘﹐其實所謂「量入為出」原則早已蕩然無存﹐政府的盈餘多數是因為非經常性收益拉上補下而出現的。以2012-13的財政年度為例﹐香港總稅收是2,421億元(連結)﹐而總支出是3,773億﹐經營支出是3,029億(連結)﹐更不要說2003年港府在經濟低迷下曾錄得幾百億的赤字了。若果戴教授認為政府守不住「量入為出」可視作「違憲」的話﹐香港政府老早「違憲」了。

其實何謂「資本主義」﹖

其實這類原則性條文﹐在《基本法》內比比皆是﹐字眼也是頗含糊的﹐當中包含一些最根本的條文。例如《基本法》第5條(連結)﹐可說是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基石﹐可是那句「不實行社會主義」﹑「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其實也是語焉不詳的。素聞戴教授熟讀憲政學﹐日前文章的題目也談到「資本主義」一詞﹐試問條文中「社會主義」有否明確法律釋義乎﹖又何謂「資本主義」乎﹖

要說福利主義或民粹主義在港抬頭﹐現屆政府多次插手干預市場﹐宣佈限奶令﹑樓市雙辣招這些建議﹐算否違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則﹖福利主義又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最低工資本是社民主義者和工運分子的主張﹐政府最後採納並制定最低工資﹐又算否「實行社會主義」﹖回歸前沒有最低工資﹐現在又有了﹐算否違反《基本法》規定的「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因此﹐聲稱《基本法》那些字眼含糊的條文能防止福利主義抬頭﹐那便有點自欺欺人的味道了。

香港政壇的政治光譜

況且﹐商界會擔憂普選帶來福利主義抬頭﹐某程度上建基在香港各大政黨過往的立場和往績。先論建制派﹐民建聯最初是反對最低工資的﹐然後轉為支持﹐「保皇黨」立場隨時變真不是新鮮事﹔可恨的是自由黨﹐一個靠功能組別議席起家的商家黨﹐由於想轉型中間偏右﹐反對最低工資的立場最終竟然棄守。哀哉﹗當自由黨為了選舉都可以跪低之時﹐試問香港還有哪個能代表商界利益之新自由主義政黨呢﹖

至於泛民主派﹐相信戴教授應該更清楚了。本文再用最低工資為例﹐探討泛民的政經立場。據資料顯示(連結)﹐民主黨曾是一度不贊成最低工資的﹐後來主張最低工資的口號叫得比誰都響﹔印象中﹐中產型政黨的公民黨﹐在立黨之初便支持最低工資﹐至於其他走草根路線的政黨政團﹐如社民連﹑街工﹑工黨﹑職工盟﹐支持最低工資更是正常不過了。再論其他福利問題﹐標準工時﹑主張全民退保之類﹐泛民政黨立場基本一致的傾向支持。事實在在證明﹐泛民迄今為止﹐從沒一個政黨是主張新自由主義的。

戴教授在文中說要政治現實情況﹐然後談紅色資本在港影響力。然而﹐香港政團生態及其政治光譜﹐戴教授又豈可忽略不談﹖既然建制派為選票保議席﹐也可以倒戈背離商界利益﹐泛民連一個右翼政黨都沒有﹐這些都是政治現實放在眼前﹐商界如何相信普選後福利主義不會抬頭乎﹖難道戴教授想告訴大家﹐現時這些泛民政黨政團﹐在普選後會奇幻地放棄現時的社民派主張乎﹖還是普選後會令催生出一個擁抱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泛民勢力﹐最終還能成議會多數﹖若有此轉變只能說是匪而所思﹐但請問靠些甚麼﹖

怎阻止「大派福利收買人心」﹖

更弔詭的是﹐既然戴教授預料缺乏認受性的特首需靠大派福利去收買人心﹐即某程度認同「派糖」有收買人心之效吧﹖如同此理﹐一個需靠選戰贏得大位的特首﹐難道不知道「派糖」有收買人心之效乎﹖用「派糖」來吸票﹐履行「派糖」承諾以求連任﹐不正是商界擔憂民選特首會做的事嘛﹖

如何防止參選特首用「派糖」來吸票﹐才是戴教授必須正視的問題﹔現時民意支持率佔6成﹑但立場一面倒左傾的泛民主派﹐有甚麼原因會在普選後改變﹐才是戴教授必須解答的問題。

當然戴教授或許會說﹐改變是靠文中所說的「搶佔民主普選市場」吧﹖聰明的教授似乎把話說得很隱晦﹐若同情地理解沒錯的話﹐這話是暗示商界可靠政治捐獻協助心儀的候選人當選吧﹖然而﹐若政治信仰竟可因捐獻而隨意改變﹐我們似乎也把香港的政界人物說得太沒風骨了。何況﹐一個獲得大量政治捐獻的候選人﹐並不而味他能穩操勝券﹐「大派福利收買人心」的魔咒﹐教授似乎尚未拆解得了。

結語﹕稅基問題才是根本

歸根究底﹐普選會否衍生民粹主義或福利主義的問題根源﹐似乎還是源於香港稅基過份狹窄的問題。當香港的直接稅收主要來自190萬個納稅人﹐其餘近3/4的港人卻沒甚麼公共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又握有選票﹐其投票取向便很易變成「崽賣爺田不心疼」了。

是故﹐容鄙生向教授進言﹐與其列舉一些毫無約束力的《基本法》第107條和第108條說事﹐或者聲稱政治捐獻可以影響選情﹐倒不如建議主流泛民在香港實行普選前﹐集體支持拓闊稅基﹐開徵銷售稅。只有每個擁有投票權的選民﹐明白公帑支出其實是羊毛出自羊身上之時﹐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的憂慮﹐才有破除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