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科學

哲學與科學之間,政治應選擇科學

有兩名來自美國北德薩斯大學的哲學教授在英國衛報發表文章,論說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學的同時同樣需要哲學。科學對政策制定有何重要我想我不需多費筆墨說明,我們隨便挑一項政策都可以看到科學方法、搜證據與分析會對政策制定有何幫助,對結果有什麼影響。哲學是否重要就需要認真思考了。

舉一個例子說,假如我們要決定是否興建新的醫院,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現在的醫護人員是否足夠,人員數量增長是否足夠應付未來的需要,病人有多少,當地最需要應付什麼疾病等等。有了這些訊息與變量,我們才可以決定醫院的規模、種類、地理位置;沒有這些訊息的話政策決定就等於是任意莽為,假如這種決定「有效」,都不過是偶爾一次兩次好運氣而已,這種結果不可能重覆。

當然,利用科學而制定的政策不一定全都有效,因為政策需要面對非常複雜的問題,有很多訊息與變量在執行政策前是設想不到的,所以世界90%以上的基建工程都會超支。就算設想到,政策制定者的思維邏輯—科學稱為模型也可能與事實有出入。出現這種問題並不代表科學無效,因為科學是一個方法,它是透過不停的驗證去改正其錯誤。利用科學方法去制定政策就能盡量的將錯誤減到最少,並讓我們從中汲取教訓。

那哲學在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繼續思考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的對「哲學」作出一定的定義,因為文中作者沒有任何說明,我們難以明白他們所使說的「哲學」是什麼。哲學作為一們學科,主要是探討一些思考上、概念上的問題,其中又有幾個分支,例如道德哲學、神學、形而上學、政治哲學等等。哲學與眾多哲學分支的共通點就是它們不會使用科學方法去驗證假說與結論,推論過程也缺乏證據、數據與模型:如果它會利用證據、數據與模型,用事實去嘗試推翻自己的假說來修正結論,它就會自動踏入科學的範圍而脫離哲學。

故此,哲學,跟科學不一樣,不是一個尋找事實真相的途徑,它也缺少一個可以依賴的方法去幫助我們找出事實真相。哲學所依賴的是哲學家的思考、意見與主張,他們或者會辯論,又或者會提出論述去反駁他人的論述,有些論述可以比其他論述更好更一致,但因為缺乏利用事實去驗證的過程,主意與論述不管再好,始終都只是在哲學家的腦袋裡面,不一定與事實和現實相符。故此,我們可以總結說「哲學」是一個單純的思考過程,哲學家對一些問題進行思考而得出他們的結論,但我們不能說這些思考好、壞、正確不正確,因為他們不會利用證據去測試他們的主意,這些主意/主義會造成什麼影響。所以,好、壞在哲學中是相對主觀的想法,往往是建基於個人觀感,這種問題在政治哲學中尤其嚴重。

這樣的哲學到底對政策有什麼幫助?文章兩名作者認為哲學在政策範疇中重要的原因是:1)科學可以提供決策用的訊息,但我們始終離不開政治;2)如果我們要改變我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那哲學討論需要在政策過程起中心作用;3)如果缺乏哲學討論,社會就會出現「價值觀原教旨主義」,一些思想成為教條。因為這三個原因,兩名作者認為我們應聘用更多受過哲學訓練的人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他們的工作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去問正確的問題。

對於失業的哲學系學生來說,這種建議當然是天大的好事了,但他們與哲學在現實中能怎樣的改善政策就是另一個問題了。不幸的是,兩名作者除了總結他們的原因外,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論述去論證這些原因為何合理與正確。說出「原因」之後—在缺乏論證之時,它們充其量只是作者的主觀「價值觀」他們就轉去說為什麼現在的哲學訓練不能承擔起上面的任務,所以他們認為哲學應怎樣改變它的訓練方式。除了詮釋學(hermeneutics)、道德與操守、知識論三個「比較」具體的論點外,我們看不到作者再有任何深入的說明。所以這裡只能作者提出的「泛概念」去推想他們是什麼意思,他們假設這些概念對政策制定有什麼幫助,然後再去審核這些概念對政策制定是否真正有幫助。

先說他們的第一大原因:就算有科學我們也離不開政治。對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很「哲學」的回應:我們什麼時候離得開政治,這跟科學有什麼關係?之前已經說過,科學是找尋事實真相的方法,將科學用於政策就是去思考各種變量在現實中有什麼影響,然後我們才可以想如何改變變量與結果。社會之所以有政治爭議是因為參與爭議的人都認識科學,都利用科學與事實去進行辯論嗎?

像現在各國都出現反疫苗團體,認為疫苗引起自閉症,所以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反對疫苗強制注射。反之,科學家則利用科學研究與數據說明疫苗不會引起自閉症,自閉症是以一定的機率在一定年歲的兒童身上顯現,而因為這個年齡的兒童都開始注射疫苗,所以有些自閉症兒童的父母就得了一種錯覺,加上受害者心理,使得以為疫苗會引起自閉症。所以,科學家的政策建議是不要因為這些缺乏證據的主張而引起恐慌,現在的疫苗政策並沒有問題。這個例子告訴我們,現實中有些政治爭議是因為一方缺乏與無視科學所引起的。

再說第二大原因:哲學討論需要在政策過程起中心作用以改變人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在討論這問題之前我們要承擔兩名作者沒有完成的工作,說明人們對科學的錯誤預期是什麼,是怎樣形成。科學在一般不太認識科學的人腦子裡往往就是「他們所認識的鐵一樣的定論」,留意,這種想法包含兩件事:1)他們所認識的;2)鐵一樣的定論。

上面已經說過,科學不是定論;科學是一種用以找尋事實真相、不斷自我修正和測試的一種方法。科學界所認同的結論「科學理論」,例如演化論、重力理論等,往往會被視為事實(亦是事實),這是因為這些理論經過不斷測試與驗證都無法被推翻,同時它們對解釋現實中能觀察的現象有非常強的解釋與預測能力。

除了自然科學外,我們還有社會科學理論,例如經濟學訊息不完全理論、心理學各種行為理論、社會學的社會網絡理論等等,這些理論都是根據人與人類群體行為的觀察而總結出來的模型。因為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與難以觀察的心理現象,所以社會科學理論的預測能力會受一定限制,不想自然科學的那樣「正確」,因此社會科學中沒有必然的結論,說社會科學結論時都需要考慮問題的背景與條件限制。再說,像之前所說,科學是不定自我修正的,科學上找到新的發現就自然會推翻科學家舊有的想法或者是修正原來的模型,使得模型更正確、更具預測力演化論就是根據DNA等新發現而不斷繼續發展。

所以,以為「科學就是正確」其實是不認識科學的人才有的想法。假如一般人不認識科學,對科學有錯誤的預期,解決這問題,對症下藥的方法不就是讓他們認識科學嗎?針對這問題的政策就是提高科學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公眾對科學的認識。哲學或者可以很間接的讓人認識科學,但有什麼會比直接讓人學習科學來得有效?

第三大原因:如果缺乏哲學討論,社會就會出現「價值觀原教旨主義」,價值觀變得僵化。我又得替兩名作者解釋什麼是價值觀與原教旨主義。價值觀是一些人對世界事物的一套特定看法,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價值觀,它們都是作為一套的思想觀念去影響人們的行為與看法。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資本主義,他就會相信自由市場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於是認為自由市場能解決所有經濟問題; 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共產主義,他就會相信自由市場是最壞的制度,於是認為自由市場就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假如一人毫無保留的認同基督教,他就會相信基督與他的教義是必然正義的,不信基督與他的教義就是不義,要在地獄受折磨。

這樣空談概念、談價值觀就很容易形成原教旨主義,因為接受這些想法的人已經接受了一套思想的前置假設,不會留意到自己的想法如何出錯。比如說,資本主義信徒會無條件接受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這個想法,所以自由市場必然是有效的;他們不會想像個人利益在某場合下會損害社會利益,商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欺騙大眾,又或者市場會因為事前想不到的原因而失衡—市場有效理論是錯的。同樣,共產主義信徒會認為資本家就是剝削勞動價值,否則商品的價格必然等於勞動價值;他們不會到商品的需求與供給可以在勞動價值不變時改變商品價格或者改變勞動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錯的。基督徒假設了上帝必然存在並且是去全能全知全愛,所以《聖經》上說什麼都是正義的,就算《聖經》說應殺死異教徒(Jude 5; Deuteronomy 13:6-10)。

哲學討論要如何改變這種教條式想法?或者哲學會說他們會用對話、批判式思考會更好的詮釋去解決這些問題。但問題是,假如一人已經接受了一套想法或一個想法的前置假設,比如說「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最好的」、「商品價格必然等於勞動價值」或「上帝必然存在」,你要怎樣哲學討論才能討論出這些想法是錯誤的?你不可能在一套封閉系統裡驗證這個系統各部,你要驗證這個系統與其部分就等得用外來的事物比較,而這就是科學的做法。

科學能很簡單的驗證上述三個思想:事實。事實上我們觀察到市場會有詐騙行為,消費者因為訊息與心理問題,很多時候並不能清楚知道他們的決定其實對他們不利。事實上我們觀察到需求與物件的稀缺會改變物件的價值,勞動價值是其中一個組成但不是全部;假如商家不考慮需求他們就無利可圖,商家無利可圖就不會去生產商品了。事實上我們觀察不到上帝為什麼必然存在,我們只觀察到宇宙存在;世界各個民族都有它們的神話故事,為什麼猶太民族的神話與神祗就是真實和正義,其他的不是?

單靠邏輯思考或者會讓某些人認識到自己的想法錯誤,但上面幾個問題都是依賴邏輯思考而來,馬克思的邏輯就是出名嚴謹的。邏輯思考需要接受某些前置假設,但你只要一接受這些前置假設你就難以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科學則是根據事實形成想法,因為事實修正想法,而不是空談想法。因為科學可以驗證一套想法的個別部分,具體如何出錯,所以研究經濟的科學家不需要推翻資本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的研究不會假設這些系統必然正確,故此他們能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對症下藥。如果出現市場失靈,像醫療一樣,那政府就需要基於公眾利益干預市場;如果干預太大影響經濟活力,如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開放市場就是合適的政策。

所以,針對作者提出的三大原因,正確的應對方法是科學教育而不是哲學。社會大眾不利用、無法利用科學參與政治討論不是科學本身的問題,而是跟他們不認識科學有關。或者這又跟政治制度敗壞有關:假如政客都被收買而保護大資本的利益,不去制定保障公眾利益的政策,這就是制度的問題了,跟科學與哲學無關。這時候所需要的是改變制度,但政治制度要怎樣變,什麼樣的制度能真正的改善政治環境,這就是政治科學的問題了。如果嘗試用政治哲學應對,這就會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提出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毫無分別,兩個世紀、兩次大戰、冷戰過後腦子還是在原地打轉。

兩名作者的論點剩下來就只有詮釋學、道德與操守、知識論。詮釋學與知識論都不是哲學所壟斷的範疇,科學本身就已經在進行這種工作。行為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透過研究而知道不同的敘事方式、話語、錯誤訊息會改變與錯誤引導人的心理與行為,因此他們會針對問題原因提出保護消費者的政策。至於知識論的問題,科學很清楚什麼是知道的,什麼是不知道的。對於不知道的,科學家會很坦白說不知道,然後去做研究。明白有什麼是不知道的,然後寫計劃去申請研究資金就是正正科學界的生態:空想在科學家是混不到飯吃的。

唯獨是在道德與操守一環上哲學或許能承擔科學所做不了的工作。一般而言,科學家會說科學論述事實,但應不應該做什麼則不是科學所關注的問題。但這個態度在幾年已經有所轉變,科學家都很關心環境問題,尤其是氣候轉變,目前他們花很多精力在教育公眾上。這是因為他們明白到事態嚴重。現在大多科學家都提倡並支持各種有助減少污染的政策,包含碳稅與碳交易。這兩種政策都是根據經濟學原理而提出的,它們又在處理酸雨的問題上確實得到成果,所以兩項都是經過科學檢驗的政策。

又或者說人權、自由等基本權利概念都是道德、價值觀、哲學的範疇,這個又是錯誤的想法。基本權利其實是社會所認為很重要的一些抽象想法,例如言論自由,它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失去這些基本權利,我們的生活質量將會大幅下降。因為這部分的生活質量下降並不能用金錢去補償(至少大部分人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不會不願意接受金錢補償),又因為它們都是抽象的想法,存不存在全賴政治環境,所以我們才會,在沒有更好的詞語下,稱它們為「價值觀」。基本權利在現實中是以政策的方式存在,(在理想中)根據現實的需要所改進,而權利的改進又會刺進經濟增長(但這關係不能倒過來看),改善社會的整體福祉。

所以,科學家可以利用科學論述道德問題:做對社會有利的事,減少痛苦,就是道德的行為和政策。什麼對社會有利,什麼是有害,這就要根據事實與觀察小心論證,然後就是利用這些結論測試與制定政策,當發現結論或政策錯誤時立刻作出修改。當然,如果問題是「為什麼對有利就是道德」,或者這些問題真要留待哲學家討論,而他們也只有討論,不能提供答案,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問正確的問題」。

我看不到哲學家如果透過哲學訓練與「問正確的問題」幫助我們制定政策,兩名哲學家作者所提的全部都跟科學或者不認識科學有關,補救方法也正正就是科學。思想什麼是道德,什麼是不道德,電車要撞死幾十人,你犧牲一個人是道德還是不道德,這些問題或者很有趣,而這麼有趣的討論應留在課堂上,而不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出現。科學家與政治家不會,更不應,花太多時間思考電車問題的道德兩難,他們會/應將心思如何透過政策與科技防止這種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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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知識大補帖,兼駁黎廣德先生所言

作者: William Lam

香港著名可再生能源工程師、投資者兼反核人士黎廣德先生,日前發表文章,提到中國連雲港反核示威,並如往常一樣誇大沿岸興建核燃料再循環設施的害處。文章不但對乏燃料處理有很多謬誤,而且刻意誇大危險性以嚇怕讀者,令本人實在不吐不快,故才寫這篇科普文以證視聽,望各位指教指教。

 

乏燃料,其實就是指已在反應爐用過的核燃料。當中包括未「燒」完的鈾235、平常狀態不會參與裂變的鈾238,以及其他裂變生成物,而這些生成物部分以放射性同位素形式存在,例如鈈、鍶-90、銫-137、鎝-99和碘-129等等。由於大部分同位素都具放射性,部分裂變生成的同位素甚至具高放射性,故這些乏燃料所具備的放射性比一般核廢料高,故又稱高階核廢料(1)。

 

不過,常溫常壓狀態下,只要分開一定距離存放,無論任何形式的高階核廢料,都不會自己發生鏈式反應,更不會自己爆炸,只會放出衰變熱(2),核廢料處理廠最先要做的,就是用水不斷冷卻及帶走衰變熱,一般的大型水循環冷卻系統已經可以做到。這放置過程可持續幾年至十年時間,讓初期放出衰變熱較多的同位素衰變成其他放射性更低的物質為止。(圖片是一大塊準備用於核電池的高純度鈈,鈈所產生的衰變熱算是很高(熱力相當於一公斤570 WATTS/一小時),而輻射(尤其高能量輻射)相對低很多,你帶了手套都可拿著一小片幾小時而不會有危險。當然一整個冷卻水池中鈈的含量可能就只等於幾十公斤這種東西而已)(3)。

 

好了,乏燃料再處理廠究竟做什麼?其實就是將放置了相當長時間,已經冷卻的乏燃料取出,然後再進行處理,將大部分物質變回可繼續「燒」的核燃料。要知道現時的鏈式反應堆效率其實不太好,一般只能裂變掉核燃料當中的大約20-30%的可裂變物質,其他有用的可裂變物根本就浪費掉,故最好就不要浪費,把它們弄回來循環再造了!

 

再處理也有多個方法,其中最簡單的是把一些放射性高的同位素拿走後,直接將乏燃料削成合適外形,然後拿回重水反應堆「燒」!因為重水反應堆是可以直接讓鈾235濃度較低的核燃料進行鏈式反應。另外一個現時較常見的方法是將乏燃料中的可裂變物質,例如鈾235, 233, 238與鈈等和「裂變毒素」(可影響核反應的放射性同位素)分離,這可採取一般的化學反應,然後再調配比例成為新的核燃料,其中比較常提到的就是MOX(4)。這過程基本上就和各大核燃料生產設施沒有大分別,只是第一次提煉的鈾燃料中,鈈的數量極少。現時一般核燃料由於量少,每次都是以少量方式進行配制,過程已是機械化及隔離式操作,且操作環境有如實驗室級別。由於每次處理都只是處理少量燃料,即使發生最嚴重的情況(即燃料因為濃度超越臨界而發生極短時間的小規模鏈式反應,例如東海道JCO臨界事故),也不涉及爆炸,絕大部分的輻射都只是影響室內,最多是波及附近的工作間而已。

 

至於殘餘高階核廢料的處理手法,過去七十年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加之再處理過後體積進一步縮小,其實反而更容易處理(5)。乏燃料再處理手段其實是處理高階核廢料的最佳手段,因為它本著的是重用再重用的原則,而且殘餘的高階核廢料體積亦會更小,現時的處理手法更加游刄有餘。

 

好了,講了一大堆背景資料,究竟黎先生錯在哪裏?

  1. 「乏燃料儲存的安全性」:乏燃料由於不涉及連鎖反應,處理廠也不涉及高壓蒸氣設施,爆炸危險性是非常非常非常低,所以其保護設施其實也不需要達到核電廠級數,事實上如果有持續的次級冷卻源(如海水),幾乎沒有爆炸的可能…… 現時涉及核燃料殘餘物的意外中最嚴重的, 是60年前蘇聯一次意外(6), 其他涉及乏燃料再處理的事故最多就只有三級事故而已(7)。
  2. 「乏燃料處理設施可能污染環境」:乏燃枓儲存池的安全性其實極高,因為水兼具屏蔽及冷卻的效果,在輻射屏蔽效果上比鉛更好。事實上,池面的水,本身的輻射含量可能比自然環境的背景輻射還要低(8)。而由於核燃料本身有鋯合金外殼保護,池水本身亦不會接觸到內部的裂變物質。池水內的少量雜質在受輻射轟擊後可能帶有少量放射性,但處理手法其實和一般核電廠的冷卻水一樣:用過一段時間後放入另一個水池,待其衰變完後排出或者流回循環系統再用,而平時這些水也不會直接流出大海,因為其冷卻系統和一般核電廠一樣,都是二次循環系統。
  3. 「乏燃料廠選址因素」:世上大部分乏燃料處理設施都在海邊或大河邊上,何解? 因為這可以為乏燃料冷卻系統提供幾乎不會「斷供」的冷卻源,這是其安全的最大保證! 還有,英文維基上有全球再處理設施的資料, 看清楚究竟有多少是在海邊及大城市附近!!!怎麼有人會認為甘肅大西北是好選址?你多找幾滴水給我好嗎?(9)另外選址在連雲港也不是沒有原因。首先,除附近有田灣核電廠外,地理上也是中國沿海的中心位置,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核電設施運輸乏燃料至此其實十分方便,任何核電廠開出的特種運輸船可在一日半內到達這裏;其次,上文已提過燃料再處理的最簡單手段就是切削成合適形狀再丟回重水堆「燒」,而中國最大的重水反應堆發電廠就在300多公里外的秦山三期(其實最初期選址是在福建北部,更近)。順便在這裏要補充一下,黎生在文章中提到甘肅北山是最初期廠址選址, 但細看其他新聞資料, 北山其實是高階核廢料的最終深埋選址! (10)

 

  1. 「乏燃料運輸方式與安全性」:核廢料運輸車?黎生一定以為自己身在歐洲。現時中國所有核電廠都在沿海,你用核廢料運輸車幹什麼? 一條二重底 / 三重底重防禦兼冷卻系統齊備的千噸級特種運輸船已可以搞妥一個核電廠十年量的核廢料有餘了! 外加上海軍/ 海巡船護航,請問你怕什麼?怕恐襲?以日本為例,八十年代訂購的敷島級大型海巡船,其中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為日本來往歐洲的核燃料 / 乏燃料運輸船進行護航,人家每年至少來回一次啊! 而且核廢料儲存容器其實已有相當足夠的防護(11),加上走高速公路時警察 / 軍隊沿路開路護航及封路,旅客想看到?只怕所有旅客此生都沒機會看一看運輸車的尊容啊(如果真要用上)!

退一萬步來說,核廢料船沉沒後,核廢料裝載器的危險性反而可能不大呢;冷戰以來全球共有大約5艘核潛艇在公海沉沒(美國2, 蘇聯3),長年以來都有環保組織監察這些船的核洩漏情況,他們發現,部分潛艇的確有核洩漏,但主要涉及艦上核武器內少量核材料(而核彈頭因為要保持較輕重量,不會考慮超高水壓情況下的防護),反應堆中鈾235濃度極高的軍用核燃料在超高水下壓力下到現時仍沒有任何洩漏情況。何解?海洋本來就是一個永不枯竭的超大型冷卻池,而已關掉的反應爐本身就是一個高強度防護容器(12)。何況,沉在淺水區,你撈不起來嗎?

說回來,內地市民的抗爭,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對核能缺乏認識,以及NIMBY(鄰避效應)所造成,情況上和抗議PX廠沒有兩樣(PX生產在化工中是低危險性且污染水平也較低的工業)。抗議在某程度上已是民粹主義的反映。一個工程師竟然因為民粹主義勃興,蓋過理性及科學思考而覺得高興,甚至藉誇大恐慌及運用錯誤資訊進一步刺激民粹,似乎有違自己的職業道德及操守。再講,黎先生下次講另外一些自己不熟悉的工程項目時,煩請認真的Google search,兼核實所有資料,免得連一個文科生都可以指出你的謬誤,好嗎?

P.S. 黎先生有否撫心自問,現實世界有哪種能源能代替煤及石油等的化石燃料,如何顯著減少碳排?你年紀也不小了,未必看到惡果,但全世界七十多億人及其後代就…….

註: (1)詳細見http://pansci.asia/archives/95368

(2)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19138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lutonium#/media/File:Fueling_of_the_MSL_MMRTG_001.jpg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reprocessing (5) http://zh.nuke.wikia.com/wiki/核廢料要怎麼辦%EF%BC%9F

(6) http://www.environmentandsociety.org/arcadia/nuclear-disaster-kyshtym-1957-and-politics-cold-war。事實上,那次意外嚴格來說不涉及發電乏燃料,而是提煉武器級高濃縮鈾及鈈後的殘餘物。蘇聯核事故比率一直較高,其實和他們早年的核擴軍政策有關,而且此廠址正正不在岸邊,且由於廢料內含有大量氮化物,擺放方法亦有問題(不是今天的大型池式,而是深埋垂直鋼筒式,且當時亦缺乏持續監控手段),結果當溫度上升,氮化物氣化,形成一個超級大型肥料炸彈。然而,今天任何形式的乏燃料根本不會有氮化物這回事……..

(7)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8003307/http:/www.hse.gov.uk/nuclear/llc/2005/sella2.htm#incidents 。這次事故也只是涉及的83立方米溶液流進了保護殼內,但仍能吸回,沒有流出廠外

(8) 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3/09/26/nuclear-3/

(9) 當中法國Marcoule的處理設施不但在河流邊,離海岸線不算遠,離馬賽更只有50公里,南法人口密度並不低啊;La Hague則在加萊半島頂端,英倫海峽的入口,這裏不但處理法國本土的乏燃料,更處理世界其他核電廠的乏燃。其他處理設施位置可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reprocessing

(1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619

(11)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nuclear-fuel-cycle/transport-of-nuclear-materials/transport-of-radioactive-materials.aspx

(12)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k19/radiation_main.html

 

我們現在看到的星星早已死亡了嗎?

近日友人在Facebook張貼著名冷笑話網站9gag.com的一個有關星星的笑話,該笑話宣稱我們向星星許願並沒有用,因為根據天文學,我們看到的星星的光都是“數百萬年前”發出的,實際上那些星星早已死亡,就像我們的夢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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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並不打算評論對星星許願有沒有用,亦不想評論此笑話的作者是真痴還是假傻,本人只想評論一下此笑話對星星的說法,因為此笑話對星星的描述,從頭到尾都是錯的,而且實際上是錯很大。

恆星之間的距離單位 – 光年

我們晚上看得到的所謂「星星」,基本上是指除太陽和月亮外,晚上在天空中可以看到的一點一點的光亮小點。這些「星星」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我們太陽系內的行星,肉眼能看見的共有五顆,分別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另一種就是與太陽一樣,但距離地球遠很多的恆星。在天文學上,「star」一般都是指恆星。有關行星的在這裡不需要詳細討論,在行星上的光傳來地球的所需時間都是數個小時之內,它們完全沒有實際上已經死亡的問題,因此本篇文章的討論重點,是恆星。

對恆星有一個粗略概念的人而言,他一般都知道恆星其實距離地球非常遠。實際上,以人類的尺度而言,恆星和地球的距離也的確遠超我們日常的經驗,以致若要使用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最長距離單位 – 公里 – 來表示恆星與地球的距離,表示出來的數字後面會拖著很多個「0」。因此,天文學家發明了星際間的距離單位 – 「光年」。

根據相對論,光速是恆定的,即光在任何情況下的速率都是固定的,大概是一秒走30萬公里。而天文單位「光年」的定義,就是以光速直線行走一年所經過的距離。以公里表示的話,一光年即大約9.46兆公里,或9 460 000 000 000公里。而這個距離單位,剛好可以幫助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星星的光,是由多少年前由該恆星發出的。例如與地球最近的恆星「比鄰星」,與地球的距離是4.22光年,亦代表從比鄰星發出的光,需要4.22年的時間就能抵達地球,給我們觀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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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座星系

實際上,我們晚上看到一顆一顆的星星,絕大部分都是距離地球一千光年之內,全部位位銀河系之內,屬於銀河系中比較接近我們的星體。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星星之光,都是在近一千年內已經產生的,而不是笑話中數百萬年前。若果要觀測數百萬年前產生的光,就要看數百萬光年外的星體了,而數百萬光年,已經超出了銀河系的範圍,到達另一個星系的距離了(例如仙女座星系距離地球約250萬光年)。

恆星的壽命與死亡 – 超新星大爆發

該笑話除了弄錯了恆星的距離外,實際上也弄錯了恆星的壽命。恆星的壽命是與它的質量成反比的,即恆星的質量愈大,它的壽命也愈短;但即使是質量很大的恆星,一般也會有數百萬年的生命,而類似太陽質量的恆星,其生命更長達100億年。一千年對恆星的生命而言,只是一段很短的時間。

略去與太陽質量相近的恆星不談,只看大質量的恆星又怎麼樣?只要這些大質量恆星足夠多,總會找到一些恆星並實早已死亡吧?或許,但它們的出現頻率比大家想像中的要低得多。

生命周期只是數百萬年的大質量恆星,在它們生命完結的瞬間,會進行一場規模異常龐大的爆炸,這種爆炸,在天文學上稱為「超新星爆發」。它是大質素恆星臨死的最後怒吼,它會使恆星的亮度瞬間提升上億倍,並在其後留下大量的星塵,形成非常漂亮的爆炸星雲。

Crab_Nebula

蟹狀星雲 – 超新星爆發後的殘骸

我們看到的星星,在一千年內發生超新星爆發的頻率高嗎?實際上,這個頻率很低。不要說我們看到的六千多顆星星,就算我們把整個銀河系的的1000億顆星星都計算在內(這些星星絕大部分在平時根本不可能單獨看到),近一千年在銀河系內的超新星爆發,也只有4次(分別是豺狼座SN 1006爆發、天關客星爆發,即造成蟹狀星雲的爆發、第谷超新星克卜勒超新星),最近的一次是1604年的克卜勒超新星爆發。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有超過四百年沒有見證過平時有可能看到的星星的死亡了。

左- SN 1006,右上 – 第谷超新星殘駭,右下 – 刻卜勒超新星殘駭

總結而言,我們平時晚上肉眼可以看到的六千多顆星星中,基本上所有到今天都依然存在,而且還會存在很久,大家不用擔心現在看到的星星是否已經死亡。至於向還沒有死的恆星許願有沒有效,我就不在此評論了。

淺論李怡對李天命之批評

作者:Gengar

最近著名香港哲學家李天命博士於港大副校任命一事中,批評陳文敏及馮敬恩,因而受到公眾注目。及後,他指自己親共也敬共,但敬而遠之,並批評香港勇武派為「愚勇」的「政治bb」,只靠口水,不自量力,忽略香港要靠東江水,也忽略現今中國興旺且國力強大的事實,並且強調:「政治對決決於實力。」李怡發文批評,從中國哲學角度出發,指李天命的「實利哲學」只講實利不講公義,引述孔子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反指政治重視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即使「概率是0」,也應該「只問對錯不問得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此「政治bb」應被給予更多的鼓勵和敬意。

我並非李天命粉絲,雖欣賞其人生哲學,但對其更聞名香江的思考方法,以及其哲學學問的深度,皆並不欣賞,認為只是皮毛(李博士的書迷,抱歉,那只是大學一年級基本教材,不過是他用武俠的詞彙包裝得很了不起。),不過也要說句公道話:李怡的批評,實在既非公允,又極淺薄。

首先,李天命從未指出政治應不講公義,而是說一場政治對決是決於實力,這點只是常識,和公義無關。警察對決劫匪,也是決於實力,難道指出這點就是說警察不是公義?如果只要公義就可以,為甚麼警隊要特殊部隊,裝備衝鋒槍、狙擊槍等裝備?為甚麼不用拳頭大戰劫匪的AK-47?反正不問得失對吧?李天命只是指出一個根本事實:勇武派並無大局觀。

政治哲學中,素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論爭,前者有康德、羅爾斯等人,後者有霍布斯、福山等人。雙方都是追求公義的,於哲學史中亦從未停止深刻的互相影響(從中亦可見哲學家先理解後批評的風範),只是對現實環境的重視程度、處理方法不同。如果認為一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就駁倒了現實主義,那就和在心靈哲學中的唯心與唯物主義之爭中,只對唯物主義者說一句「你忽視愛」就當解決了千年哲學問題一樣,既膚淺又荒唐可笑,不但出賣話者學養,也顯出話者出於門戶的淺見,說是「哲學」的話則更是笑話一個。

先不論李怡對李天命的批評是否公允,就算公允,那也只是立場間的互罵而已。李天命說勇武政治bb叫愚勇,他就倒過來說這叫可敬,但假定概率是0的話,他也是「不反對」以至「默認」李天命的主要論述,也就是政治bb完全沒能為他自己口中的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做點甚麼事。這樣子的爭論,到頭來和李天命只是各說各話。李天命評勇武政治bb,論據是說(1)他們只有口水而無像抗日烈士的犧牲之勇,而且(2)會使香港社會面對無法承受的惡果:東江截水。李天命的觀點對或錯是一回事,但要真正駁倒李天命,只能指出(1)抗爭人士的真心誠意而非口水,以及(2)一條具體、有效與可行的爭取人權、自由、道德與互信的路線,而不是高呼一種死士的精神勝利法。

為甚麼佔中無法爭取廣大支持?因為一群年輕人不停自封高牆下的雞蛋、光榮死士、殉道者,自以為是耶穌被釘十架。這種說法,對青少年或許還很有效,因為他們是nothing to lose,夠浪漫就好。可是,其他的普遍市民怎可能像他們一樣,願意一起「故意為審美觀而自取滅亡」?面對劫匪不夠打,你可以嘗試報警、找黑道朋友幫忙,甚至跟蹤劫匪行刺、下毒,這些都稱上「辦法」。但是,不斷高呼不夠打也要打以求一個死得光彩,然後要其他市民一起去死,不去就打上諸如「港豬」、「賣港賊」、「離地」之類的名堂(對,自己離開地球撞上天堂才叫不離地),這種殉道主義——或直接點說,失敗主義——怎麼可能換來支持,換來成功?

附:順帶一提,李怡亂從網絡引述荒誕的假資料,引希拉莉說甚麼:「從申請移民的情況看,中國90%的高官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為甚麼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其實李怡只消在google查查看,也能看到各種雜亂的資料說是希拉莉說,或是奧巴馬說,或是「一個美國人」說,但這些無一是正統媒體,全是千奇八怪的內地論壇。李怡怎麼突然又對他口中「道德敗劣」的內地人有如此「互信」?

香港通識教育的缺失

作者爲Dokitooi Mak 是一位香港中學通識科老師

「通識教育」最近在香港引起連串討論,當中多少是抽水多少是另懷目的就暫不討論了,我想利用這篇文章,討論一下香港中學學制中「通識教育」與「人文主義」、思維邏輯訓練的關係。

所謂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者協會提出以下三個定義︰一曰理性的思考;二曰懷疑的精神;三曰基於知識、邏輯、證據去作出結論。由此得知,「人文主義」與思考能力、邏輯思維的訓練無法分割。在教育上若以此為依歸,實難以做到「提高人類社會的福祉,減少各種各樣的苦難,讓人類活得有意義」。

香港在回歸初年推行教改,重頭戲是通識教育科的推行。如今文憑試已過數屆,香港學生的人文精神、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是否真的得到了提升?我想各位看倌自有公論。這裡想討論的重點是,香港中學學制中「通識教育」是否真的能實踐人文精神的理念?

當課程理念對上人文精神

打開2007年教育統籌出版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香港中學「通識教育」的理念是這樣的︰

「透過探究各類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本科所選取的單元內容主題,對學生個人、社會和世界均具有重要意義,也能幫助學生聯繫不同範疇的知識,擴闊視野。通識教育科的學習經歷可幫助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並且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宗旨則是︰

「培養學生:
●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

以此觀之,香港中學「通識教育」是將「知識」和「態度」置於首位,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的培養,對多元文化的接納反而未受到重視,敬排末座。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情況發生呢?課程指引第三頁中這樣寫︰

「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性質,有別於大學的通才教育或通識教育。本科的課程組織切合本港課程的實況,以求達到高中教育的學習宗旨。本科不需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等意識形態互相聯繫。」

原來本港中學的「通識教育」在理念和宗旨上無意聯繫人文主義或人文精神,而是轉而「幫助學生認識自己,並了解與別人、物質世界和環境的關係。」也就是說,本港的「通識教育」更看重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了解,而不是思考能力和邏輯思維的培養。在很大程度上說,這一門通識科充其量只是進階版的社會科、經公科,距離人文主義教育仍是遙遠得很。

既然課程宗旨已經出面問題,那麼出現以下情況,也就很自然了︰

議題為本的教學模式遇上考試文化

教改另一重頭戲就是「議題為本」的教學模式,教育學院布祖森認為「議題為本」是源自上世紀美國的進步主義,認為建立知識的途徑是通過研習重要的個人及社會議題,而非課本的內容(Nelson,1996)。通識教育科從課程設計開始,就力倡「議題為本」,市面上學校可以選用的教科書中,十之八九採用這一教學模式,用一兩個熱門議題社引子,帶領學生開始學習,中間浸入和議題有關的理論知識和考試技巧。

平心而論,「議題為本」的確令課堂環境為之一新,但是坊間教材設計,大都著眼於令學生熟習考試方式,操練答題技巧,結果教材設計、分析議題的方法千篇一律,總是離不開公開試設問的那幾道板斧︰「有什麼價值觀衝突?」「多大程度上同意?」、「有何應對建議?」等等。所謂多角度思考也變成「如何令答案寫多幾個POINT」的答題練習。教材這樣設計,老師也就這樣地教。公開試所使用的那幾種設問方式,肯定不能百分百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爭議,人文主義追求的理性思考,在這裡異化成題目操練,學生能內化到的只是答題技巧。

師資和教材的缺失

有人認為香港社會,特別是新一代往往以感覺、立場主導思考,我認為這一點和通識教育在成科時的師資問題是分不開的。

教改推行之時,香港能夠教授通識科的老師少之又少(弔詭的是,回歸前/初期在推動通識科上出力最多的是部分左派學校/老師),相當多的學校在未有受專業訓練的通識科老師「應市」之前,大量起用教授歷史、經濟、地理、中文等比較偏用文科的老師轉教通識,生化理等理科老師卻鮮有轉型。當然,這裡不是指文科老師必定缺乏理性思考,但是與傳統理科相比,在香港教育制度下出來的文科生的確較少有練習理性思維、邏輯思考的機會。更不用說掌握「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這兩個單元的學科知識了。(反疫苗、認為太陽能公路比核能發電量更大的老師教「能源科技與環境」「公共衛生」,這種情況比比皆是。)

即使是課程裡文科成份較多的章節,也不見得老師能夠應付得來,蓋因這些單元對社會學的要求更高,然而香港的通識老師少有社會科出身,更多的是中文、英文等專科,光光是解釋「全球化」一章中東西方冷戰對立時的意識形態,除了歷史科出身外,未曾聽有同行可以準確地解釋何為「共產主義」,頂多停留在「大家D野大家分」的層次。

那麼是不是現在經專科訓練出來通識老師能夠解決以上問題呢?以我觀察,不是。在香港有提供通識科教學專科訓練的大學裡,少有教授邏輯思維和人文精神。以本人在某大學的學習經歷來說,專科訓練的設計更看著教學活動的設計、教材的選擇等專業範疇的內容,能夠叫學員分析一下同一新聞不同傳媒的立場已經相當難得了,培養理性思維付之闕如。當然,這涉及到香港師資培訓的問題,不多延伸了。

另一方面,在選擇教材時,老師往往面對一個難題︰是為了吸引學生而選用一些有趣但邏輯缺乏的資料(如生果動新聞、懶人包),還是堅持使用一些思辨嚴謹但乏味的教材呢?對於大部分老師而言,我相信都會選擇前者,畢竟課堂管理和學習氣氛才是他們最需要擔心的地方。如果對教材內容進行深入分析和評價,那麼又超出課程要求的範圍,更何況在現今泛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下,老師未必願意對教材中有問題的地方直斥其非。(確有不少先入行的同行進行教學分享時「強烈推薦」使用動新聞做教材,我並不贊同。)

即使是由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質素也不見得很高,第一、不少學術理論只是流於直述,欠缺解釋,學養不足的老師只能依書直說,甚至曲解。比如馬斯勞的需求層次理論,未有一本教科書能準確指出需求層次無高下優劣之分,只代表了先後次序,亦無指出馬斯勞研究對象的局限,令不少學子以為「自我實現」層次比「生理需求」層次高等,在佔領運動時冒出「佔派是高等,反佔派是下等生物」的論調來。第二、為了令學生易懂,很多理論都經過簡化,省略了前設條件和局限,這些不比維基百科準確多少的理論一旦遇到考試文化,就被學生奉為圭臬,生搬硬套。第三、教科書中採用的理論,不知道是否因為現在出版社翻譯人才緊缺,應付不了艱深的政治學典籍,絕大部分都引用香港政治人物的書籍、文章甚至是宣傳文稿,當中有多少是Advocacy journalism真是天曉得。舉個例子來說,「民主」的意義這一課題,主流採用的五間出版社中,無一本提及「權力的制衡」和「減少政策出現重大錯誤」,相反「體現市民聲音」「實踐公民價值」「推動社會公義」(偏偏沒有定義何為「公義」)、「選賢與能」等說法俯拾皆是。至於「法治」,無一例外均引用戴耀庭的四層次理論,同樣沒有為「以法達義」的「義」下一清晰注腳。

綜合以上觀點,香港中學學制內的通識教育,從課程理念和設計開始,已經有意與人文精神切割,師資在專業培訓上出現缺失,加之教材編寫問題多多,同時又有考試制度和文化的制肘,如果想以現在的通識教育體現人文精神,培養學生的理性思考和邏輯思維,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任務。

參考資料︰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二零一四年一月更新
議題探究學習的設計與實踐基礎 – 香港教育學院,布祖森,2008

我知道你在科學上站不住腳就開始慌了。

作者: 《台灣鯛民》養殖戶

這一兩年社會議題很熱,開始有一些不讀書但是又自我感覺良好的潮青對科學指指點點了,有些人劈頭就說「要對科學霸權反思」,有些人說「科學不一定是對的」,還有人說「談議題的時候不能佔據科學數據優勢」,我只想問一句話:「如果沒有科學,請問兄台有機會在這裡上網發廢文嗎?」

有些人認為科學就是做做實驗、寫寫論文、賺賺名聲、騙騙升官發財。你可以找到一些研究疑似造假被抓包的案例,你也可以找到同一個問題可能在科學界有各式各樣、甚至針鋒相對的不同論述,但拿這些案例作為「科學不是唯一解」的證據未免太小看科學了,就像是你不會因為每天都有人犯罪而認定這個社會上全都是壞人。

當代的科學社群是基於「研究倫理」的,一般公認的研究倫理至少有「三不」:(1) 不能「捏造、竄改、盜用」(2) 不能「做經不起檢驗的事」(3) 不能「違法」。若一言以蔽之就是「誠實」兩個字,而這個誠實是基於全世界無數科學家互相監督之下所建立的機制。

一個科學研究寫成論文之後,第一關就是得經過至少兩位以上的同領域專家的審查,通常審查者基於「職業道德」都會把論文批評的體無完膚,但是會在最後表達是否認同這篇著作。論文被刊載出來之後才是真正的挑戰,因為你的研究將被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拿出來檢驗:你的研究有價值嗎?你的理論能廣泛的解釋相關的現象嗎?你的實驗結果別人也做得出來嗎?這些東西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考驗,也許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更久,才會逐漸形成一個共識,事實上,即使是一個完全符合研究倫理的研究,都無法作為一個現象的最終答案,也因此,我們在科學上的發言必須是依據龐大數量研究後的總結,而不能(也不可能)把單一研究作為最終論述,這是所有科學人都有的基本概念,所以當我們聽到「因為科學可能有錯所以科學不可信」這種論述的時候會覺得很荒謬,因為說這種話的人根本不懂科學。其實不懂也沒關係,但是不要隨便拿自己一套莫名其妙的腦補論述對人家指指點點的,根本就是自曝其短。科學之所以被推崇就是因為它必須經得起考驗,而且是全世界專家們的考驗。

科學是什麼?對絕大多數的科學人而言,科學是當代人類尋求真相最可靠、最有效率、最值得信賴的方法。因為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太少,所以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會恐懼、會躊躇、會不知所措,而科學就是「在黑暗中指引我們前進的那盞燈」。科學是一個反覆驗證理論的機制,科學是一個讓我們接近真相的手段,科學通常不能幫你做決定,但是它會告訴你事實,讓你在做決定時不會被謊言左右。

這社會上有太多因為在科學上站不住腳就開始高呼「科學不是一切」的假貨,我想說,科學的確不是一切,但是滿嘴違背科學常理的人值得信任嗎?反正說穿了,你也不是因為科學而反對這些東西的。

素食者長壽八年?

David Wong
日前,社企
Green Monday創辦人楊大偉撰寫《素食者長壽八年》一文,聲稱美國羅馬林達大學公共衛生學院(School of Public Health, Loma Linda University)做了一項研究,訪問了九萬六千人,指出素食者比起雜食者平均長壽八年,並指素食者身高體重指數(BMI)明顯較低。然而,實情是否真的如此?本文將會為大家解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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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改」食鹽?

早幾天經網友得知,市面出現一種喜馬拉雅山岩鹽,宣稱是「非基改」的「全天然」食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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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登出圖片後,又有人出來解釋為什麼該食鹽是「非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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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看之下,好像說得頭頭是道,但實際上以上的宣稱內裡包含很多錯誤的概念,現在就讓我一一道來。

首先,「非基改」(non-GMO)的意思就是「非基因改造」,即產品並沒有接受任何基因改造,而基因是生物用作遺存生物特徵的基本單位,因此改變生物的基因能使它的子代產生變化。但…食鹽是生物嗎?當然不是!實際上,純淨的食鹽裡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基因!既然沒有基因,那就代表食鹽根本不可能被基因改造。宣稱不可能作基因改造的食鹽是「非基因改造」有什麼意義?我宣稱在打這篇文章時使用「非基改電子產品」,火力發電廠宣稱自己使用「非基改煤及天然氣」發電,甚至核電廠宣稱自己使用「非基改核燃料」發電,這樣有比較自然有益嗎?在這裡,「非基改」根本就只是一個把東西賣貴一點的宣傳技倆!

其次,食鹽無論多純正,內裡也不可能沒有化學物質,因為食鹽本身的成份氯化鈉(NaCl)本身就是一種化學物質!例如,食鹽是工業製鹽酸的主要原材料,把濃硫酸加到食鹽中就能生產鹽酸,這也是鹽酸會被稱為「鹽酸」的原因。而食鹽也是金屬鈉及氯氣的原材料,這個有讀過中學化學料的應該會很清楚。

事實上,世上絕大部分的物質都會參與各種不同的化學反應(例外的是部分「貴族氣體」及…核輻射!對!核輻射的確不會參與化學反應!),所以其實世上絕大部分的物質都是化學物質,聽到化學物質時根本不用驚慌,反而要馬上問一句:「哪種化學物質?」。因為一種食品對我們的身體是否有害,並不取決於是否含有化學物質,而是取決於哪一種化學物質,有些化學物質不單對我們有益,甚至是我們人體所必須的。

在市面上的所謂「健康食品」,經常會使用一些極度誇張甚至概念錯誤的宣傳手法,去誇大該產品的功效及污名化其他競爭對手的產品,「純天然」及「無化學成分」是其中的表表者;但只要讓自己具備基礎的物理、化學及生物的知識,我們就能看穿商人蠱惑的宣傳技倆,選購真正適合的產品。

辯論

一般而言,我們每個人對世界事物都有既定立場,而這些立場來自我們的出身、經歷、教育,當然,各人賢愚的不同也會影響立場取向。這些立場與其説是對事物的客觀想法,倒不如説是幫助我們安全度過日常生活而成的「思想捷徑」,我們不可能對生活的每個問題都花時間搜證思考,所以「價值觀」應運而生,方便我們快速的作出決定。

但這種捷徑有利亦有弊,因爲世界複雜和不停的變化,價值觀可以過時落伍,又或者根本就不合現實,因此單是用價值觀去判斷是非就會很容易產生錯誤,所以我們需要想清楚這些想法是否爲現實所支持,基於它們的行爲會產生什麽結果。因此我們有必要討論這些想法的構成和内容,而不是不經思索就去接納。當兩種不同的結論接觸時,討論就會變成辯論,而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亦此而生。

首先要明白,大多數辯論的目的是説明道理和道理是爲什麽所支持,要達到詞目的,辯論中有一些必須要遵守的規矩,否則辯論不可能進行下去。一些常見的毛病有:不看/聽清楚對方說了什麽、不能爲自己要陳述的問題或概念界定範圍與下定義、不能提出證據或理據去按題陳述自己的看法、將不相關的問題拉扯進來等。凡是出現上面這個幾種問題,這場辯論都不可能維持原來説明道理和道理是爲什麽所支持這個目的,而變成某方不斷宣示自己的立場。

用一個例子説明。早前我引用了一則有關歷史的文章,說唐宋兩代被人支持和批評的原因,於是引來一些人說宋代是中國歷史的巔峰,説我是棒殺宋朝。我就覺得奇怪,首先,我事前已經説明了宋代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時代,而歷代的批評是它因爲政治和軍事指揮上的原因導致它不能抵禦外敵的軍事行動,但是這點就足夠讓人指責它。對方又跟著說宋代吏治清明,那我就説兩宋三百多年間就有433有歷史記載的民變,是歷代的「巔峰」,并且引用當時人的言論說宋代看來不像是「吏治清明」,如果要說「吏治清明」那就要説明標準和提出證據支持。

對方説了一輪依然是不願意下定義和提出證據,於是辯論就此變成無意義的爭拗。對方所做的,也衹不過是不滿意我不認同他的觀點,在他眼裏,「宋代是中國歷史的巔峰」是不容置疑和不需證據支持的立場,凡是不認同,更甚者提出論據反駁的,就是「棒殺」。這樣子看歷史(或其他問題),就是將一個立場當成是一個宗教,對方想要的是你必定要認同和接受,否則就是「異教」。用這種眼光看歷史不會有任何大問題,因爲歷史是過去的事,但如果用這種眼光看現實的時事,那問題就大了。

法國Charlie Hebdo受伊斯蘭極端份子襲擊一事引來的爭論,有些人說不能認同Charlie Hebdo的「言論自由」,因爲西方對言論自由有雙重標準并且不斷運用霸權侵略其他文化,而且言論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制云云。這種立場就是將不相關的問題牽扯在一起,不讓人爲言論自由下一個客觀標準,目的就是混淆題目轉移視綫,使讓他人難以在合理的範圍内對某些話題或思想提出批評。

言論自由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一個人有權提出任何言論,除非這種言論會對他人產生嚴重和實際的傷害,這時候法律就有理由介入制止。但就算法律有理由介入,使用時也得非常小心,一般衹用在極其嚴重的問題上,例如鼓勵人傷害某個群體的「仇恨言論」。Charlie Hebdo的卡通并不是針對一個群體,鼓勵人傷害這個群體,它是用諷刺的方法去顯示某些思想不合理值得嘲笑之處,很多時候是在嘲諷他們的法國政治。而在言論自由之外,我們也有信仰自由,而兩者的關係很簡單:「你有權相信任何信仰,但其他人同時有權說你蠢」。你感到被冒犯了并不代表他人不可以冒犯你,也不代表任何冒犯的言論就必然是排外、歧視的言論

將這些嘲諷宗教的言論跟以色列、巴勒斯坦、反恐戰爭等拉在一起談就更是不知所謂。以上都是不同的問題,論者可以提出不同的理據去支持或反對某一樣,它們都沒必然的關係。這種論述有是立場先行的一個例子,論者衹有「西方欺壓世界」這個立場,凡事都用這個目光看,就自然人任何事情都看到這個結論。有沒有證據去支持這番論述是一回事,就算西方真的欺壓世界,這并不代表諷刺宗教信仰就是錯。我是亞洲人,也可以算是受西方欺壓的一員,那我來嘲諷穆罕默德是否就沒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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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討論、提出論述的意義是在於認識一件事,在於看清楚自己的立場和結論是否有正當的論述和理據所支持,并不是讓你用盡一切方法歪曲原來的題目和論述的内容去宣示自己的立場、炫耀自己的教條,也不是讓自己看起來如何清世脫俗和正義。假如提出的言論不是用於辯明事實,那這些言辭説得在漂亮也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廢話,是在浪費筆墨、紙張和網絡記憶體。

撐起雷鼎鳴的社會成本

立場新聞》轉載六篇批評雷鼎鳴《再論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其中當然包括我説明社會選擇理論是怎樣分析這個問題的一篇,引來《謎迷》連引五篇短文作爲專輯爲雷鼎鳴護航,看了之後衹讓人舉得這種辯護反倒是越辯越黑,更顯出雷鼎鳴和其他護航者的不誠實。

首先要説明,這五篇短文并沒有指出它們所要反駁的是哪一篇文章哪一個亂點,所以它們衹能含糊其詞,不能用有限的篇幅去有效地提出論述。《立場》其他五篇文章有些論點我也是不認同,它們也有缺乏分析,不能提出反證這個毛病,我在《社會選擇》一文中也略有提及,但這些作者都不是經濟學教授,所以我也不會太認真批評。至於我那篇,那是根本沒有立場可言,文章的重點就是指出雷鼎鳴扭曲經濟學的不誠實,假如他能誠實的提出論述説明(正確地計算成本與收益)有必要放棄部分郊野公園土地用以蓋房子,我可能會就受。

基於這些原因,我衹能對專輯中看似跟我文章有關的經濟學論點作出回應,而綜合它們的論點我衹能說這些作者根本不知道或沒有看清楚我寫了什麽。專輯陳列《立場》系列重點時是這樣引用我的文章:

「雷鼎鳴的錯是錯在他衹計算蓋房子的收益與成本,不計算不蓋房子(即是保留郊野公園)的收益與成本要計算一樣選擇的總成本和收益,基本上這是不可能,因爲我們不可能事前想到所有的外部成本,而且每個人的支付願意值都不一樣」。

但這幾篇文章對我如何使用經濟學的概念,例如顯示偏好、支付願意等去盡量將成本與收益量化以進行比較的部分卻提都不提,這樣引用會讓人以爲我在說郊野公園的成本與收益不可能量化,就有斷章取義,不誠實的嫌疑(或者他們捨難取易去攻擊《立場》其餘幾篇文章的論點)。像徐家健副教授這句:「倘不同意雷鼎鳴估算背後某些假設,提出更合理假設來說服吧。我不同意郊野公園價值只在行山,即使不行山,我仍願付出代價去保留香港部分土地作郊野公園,讓園裏的動植物免受人類騷擾,讓眾生呼吸更清新空氣。倘你口中難以量度等於你其實不知道,你的立場只基於你的無知」,我就可以判定是不誠實論述。

首先,我文章裏面已經陳述了郊野公園的收益不衹有行山,我清楚地說了,「郊野公園是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而這個系統對人類生活、生態的持續發展、醫藥研究等都有莫大的價值」,而且也使用了「碳收源」的價值爲例子,同時也提出計算方法,怎麽可以說沒有提出合理「假設」呢?

生態系統對人類社會有多大價值我就不去逐一計算了。根據MIT “Mission 2015網頁的介紹,生態系統的收益可以分成三大類:商業收益、經濟收益和社會收益,經濟學教授可以自行查看。單說經濟收益,越南用1.1百萬美元保育12,000畝紅樹林而省去7.3百萬美元的堤壩開支,即淨收益爲6.2百萬美元,就已經不是「合理假設」了,而是切切實實的現實生活。爲什麽堂堂經濟學教授衹能提出行山一項收益這麽兒戲?用如此兒戲的假設去作其他重大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聽他這樣亂說就可能會死很多人。

第二,經濟學家有沒有聽過「誰主張,誰舉證」這個論述原則?現在是雷鼎鳴撰文提出要如何發展郊野公園,所以舉證責任在他身上;其他人衹需要指出雷大教授沒有盡到舉證責任和他的論述兒戲得讓人發笑就已經完成任務。一般而言,批評者也應提出證據和論述(在此爭論中則是計算方法),但這僅限於對方是在誠實地進行善意討論,而同時,如上述所言,我已經提出過了,不看或者漠視,這就不是批評者的問題。

專輯中又有人引用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或高斯定理?但肯定不是定律,law)指:

「有立場博客指郊野公園乃公共財,故此很難交易云云只要劃清產權誰屬,市場自會找出價格的均衝點。但就算撇除此點不說,美國不少國家公園早已設立入場收費,證明公共財同樣可以進行交易…」

這跟雷鼎鳴又在犯同一個錯誤。我們要再次問,爲什麽想公園的收益衹是想到收入場費這麽小家?而且這論點更是與問題無關,科斯定理是說外部性的問題,但它沒有說衹要有外部性就可以用產權去解決這問題,因爲經濟學中有個概念叫「市場失靈」,而它的形成正正是因爲市場也有科斯所提出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順帶一提,科斯本人甚爲討厭「科斯定理」。)

郊野公園這樣一類公共產品,它本身就是爲了解決市場失靈的一種方法:假如每社會一畝的土地都是以私人產權方式擁有,那這些產權人都會爲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而着眼於使用土地純金錢利潤,而其他使用方法而產生的巨大社會收益,例如郊野公園所產生的環境、健康、醫藥收益就會被忽略掉,因爲這些收益都是「正面的外部成本」。分配產權衹有出現「負面的外部成本」的時候,例如生產者不用爲碳排放的影響作金錢上的付出,因而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才能生效。在經濟學中,這是對不同屬性的外部成本的兩種「外部性内部化」方法。另外,用分配產權的方法去處理郊野公園跟起樓的辯論,其實就是「套套邏輯」:郊野公園變爲私人財產自然就可以起樓發展了,還爭議什麽?

在經濟學中,衹要計算成本就必須同時計算收益,反之亦一樣,爲什麽這麽簡單,經濟學基本課就學到的道理要我一而再再而三告訴衆多經濟學家大教授?我不相信他們是如此無知,所以我會相信他們是爲了支持雷鼎鳴和他的既定立場和意識形態,而刻意去歪曲他們所學和傳授的學問,我想問,這個社會成本怎麽算?學者有學者的責任,見到對的就應説對,見到錯的就應說錯,而不能用不誠實的方法去顛倒是非。這種行徑讓經濟學背負駡名,因而減少公衆學習的意欲,導致他們不能正確使用經濟學的原理去思考政策問題,這個社會成本又怎麽算?我認爲,這些經濟學家在計算某政策的社會成本之前,應先計算清楚自己的言行又帶來了多少社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