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香港時事

五十年後

作者: 陽劍文

以前香港獨立這個議題在政界中近乎是禁忌話題, 民間只把它當成笑話。近年港獨的聲音越來越多, 有新「政黨」表示要爭取香港獨立, 黃之鋒認為獨立可以是一國一制丶一國兩制以外的一個2047年的選擇。他認為一國兩制將於「31年後限期屆滿」, 而在現在之後的10年要為這個期限作準備和決定, 並要訂下《香港約章》。

我認為要一個如此年輕的年輕人關心自己的社會丶為社會出力不是一件容易或常見的事, 他的熱誠是不容置疑。我亦覺得他有心要訂下長遠目標而非只著重眼前的問題是好事。

然而, 我希望他對某些事實上的聲稱丶局勢的了解等有質疑。

怎樣累積政治籌碼?

黃說: 「原本還在討論如何重啟政改,但後來發現民主回歸破產之後,再講普選輪迴已唔work,要轉策略諗一個新路線圖,啟動新戰線。」而現在他提出的是比爭取行政長官普選方法上的主導權更大的問題: 公投決定整體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決定是否獨立。這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運動。之前透過罷課丶佔領街道丶與警察鬥爭的運動都不能令港府或中共退步, 為何之後中共會讓你以公投去決定你將來的政治制度, 包括怎樣組成立法丶行政機關, 更甚至是否獨立等? 現在要決定15年後要公投是否要獨立, 是把時間拉長來打更難打的仗。

黃認為, 要「累積政治籌碼」。他認為要「推動更完整的政策自給自足,令我們有空間促成自決,即如果十五年後全部都是東江水或普教中,那講什麼自決。」

我實在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意思是要跟中共說香港沒有中國也可以生存, 即是我有能力獨立, 所以你要答應給我公投決定我是否留在你的國家? 是威脅? 即是說, 假設十年後香港有辦法在用水上由倚賴中國變成自己能製造或發掘其他水源,  又以廣東話教中文(這跟「自給自足」有何關係?), 香港就有更多籌碼可以作政治角力去說服中央和港府進行官方有效力的公投?

現時黃之鋒和其黨友最重要的工作是: 分析進行具法律效力的官方公投的可行性。他的所謂政治籌碼到底是甚麼? 若果無約束性的公投做了, 然後怎樣? 又是那些佔領丶闖入立法會丶政府總部那些行動? 如果不能以得出的結果去作出甚麼有效的行動, 豈不是為自己找一條末路?

如果沒有辦法進行具法律效力或是有作用的公投, 就不要給港人無謂的幻想, 不要浪費港人的心機和力氣。你說「呢一刻無足夠bargaining power,無都要做,因為最壞是中央決定晒,咁點解我哋唔做。」 這種「我不知道怎樣可以成功, 做了有甚麼結果, 但是我還是要做」的言論政治人物丶社會已經由佔領行動時開始說過很多次, 而這是很不理性的說話。如做了也是最壞, 不做也是最壞, 那為何要做? 做一件事不用時間丶力量丶金錢? 你說這樣沒有道理的話, 叫有理性的港人甚至世界各地華人怎樣支持你? 麻煩你和你的黨友, 不要再用這種沒論述的說話蒙騙港人, 不如真誠地說「我們現在就是要開始探討怎樣可以增加香港的政治籌碼, 以致可以加強角力的成功率」還更好?

甚麼是「自決運動」?

黃多次提到要發起「自決」, 我不明白那是甚麼, 到底自決是甚麼? 是要香港不受中共影響? 要香港有能力獨立? 要香港有自行為香港的事務作決定的能力? 「經濟、房屋、社福、勞工、土地規劃、文化等多方面的自決」現在難道不是由香港政府自己決定的? 現時制度上, 中共在香港的政治中只具有很少的權力。中共在香港立法會沒有代表; 香港司法機關雖然有可能被人大常委釋法而推翻裁決的, 但仍然那仍然是極少數的案例; 國家性法律是不適用於香港的, 中共要直接插手香港事務其實難度很高。

那問題是甚麼? 實質上, 中共的確是有很不少的權力。現時行政首長是透過小圈子選舉產生的。制度上它可以只通過親中的人成為行政首長, 更可以選擇不通過行政首長提名的高官。透過這些, 它就可以決定香港的發展方向, 行政長官亦不會跟中共對抗。因此, 港人就會覺得是中共插手香港事務。香港行政機關是缺乏民主成分的, 所以行政長官的想法與香港大多數的想法很可能是不一致的。立法會亦不完全透過人民選舉產生, 所以亦一樣。如果黃覺得現在的問題是香港人不能為經濟、房屋、社福等等作決定, 那問題就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不能反映港人的意願 (現實中民主國家的政府亦不一定經常聽從人民), 就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亦即是說, 返回到以前就一直在討論和爭取的普選問題。「經濟、房屋、社福、勞工、土地規劃、文化等多方面」的不自主, 根本就只是政制。

如果香港人在現時或數十年後想要的只是自主性, 那焦點就應該集中在怎樣優化和爭取修改基本法去建立民主選舉, 而不用再拉扯到其他地方。

五十年後香港要怎樣走, 其實也很受以後中國的局勢影響。

從各報導和文章中, 我其實仍看不懂黃之鋒到底想要做甚麼, 而且他明顯暫時是沒有任何計畫。我期望黃之鋒和各政界人物對問題思考和發表時深入和仔細一點, 不然一切只是流於空想和空談。我承認香港的局勢很複雜, 問題不容易解決, 我也沒有甚麼獨特見解。而正因此, 政治人物更不能讓腦袋放空, 或是把情緒當作理性放進腦袋。

建制派矛盾積存日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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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生在上一篇文章中,點評特首梁振英主動約晤民主黨,指出政改否決過後,港府和北京暫不將泛民視作「首要矛盾」。因此,才有
CY主動「破冰」之舉,透過緩和港府跟泛民,特別是温和泛民的關係,好讓他們騰出手來,處理香港現時最尖銳的「首要矛盾」。那麼,究竟在北京眼裡,現時的「首要矛盾」是甚麼?其中一個,便是建制派一直存在的內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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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時代的抗爭之路,如何走下去?

POLIT.PETITION.1800.1406
政改方案將於本周三提交立法會表決,民間人權陣線將會一系列街頭運動,包括在今日發起的遊行,之後會一連三日在立法會外組織滾動式集會。正式表決的6月17日,民陣則會在立法會門外進行直播。有消息顯示,若投票最後階段出現法案可能通過的情況,民陣將發動支持者和青年學生衝入會場,癱瘓投票現場,令投票無限期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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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欲借泛民手否決政改

LiFei
上星期,泛民前往深圳與京官面討論政改。會談沒有亦不可能有成果,早已是意料中事。在一般的正常情況下,不外乎是雙方重申一下立場,京官循例堅持「八三一決定」是憲制性決定,不會撤銷。之後,便是泛民議員召開記招,抨擊一下京官根本沒有誠意,大家便各自收工回家吃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中方非但沒有釋出善意,反而擺出更強硬姿態,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記招中表示﹕「以後各任長官,實施普選,都要按照『八三一』,它的效力不限於一次選舉,是長期實施」。很明顯,今次京官根本不是來遊說泛民支持政改的,而是在逼使泛民否決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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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D100,喬寶寶老婆有居港權

D100 喬寶寶
近日,一名姓肖的黑市居民獲發「行街紙」,引起網上議論之聲不絕。網絡媒體《D100》發表評論,質疑﹕「如果匿藏香港9年的無證大陸男童可獲發批居港權;那為何喬寶寶的印度籍妻子居港22年,卻不獲批居港權?」由於此說法有誤,遂撰此文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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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何需服從人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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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公佈了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報告中關於政改那部份(連結),CY基本上還是老調重彈,除了重申「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外,就是強調香港在普選問題上中央有實質的決定權,人大常委的8‧31決定具有不可撼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然而,中央為何有實質的決定權﹖中央的權力來自哪裡﹖我們為何要服從人大常委的決定﹖這是本文將會討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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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經濟學的社會成本:社會選擇理論是怎樣分析郊野公園與蓋房子的問題

雷鼎鳴發文說不發展郊野公園有很大的社會成本,這番言論在社會選擇理論之中根本就站不住腳。首先要説明,我不會認爲雷鼎鳴的説話是經濟學家的説話,因爲這他提出的言論有惡意論述argument in bad faith)的味道即是透過歪曲道理和事實去「論證」他的立場。他這種行爲是有跡可循,早前我已經批評過他將Alan Kruger David Card對最低工資研究認爲沒有證據顯示適量的增加最低工資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這個中性的結論,單純的用「訴諸知名度謬論」排除,而漠視其他研究和有多於650位經濟學家,其中有6位是諾獎得主,都支持適度地增加最低工資這個事實。

今次這番言論又是扭曲了經濟學中社會選擇的概念。當然,另一邊的人不懂經濟學,將他視爲「主流」經濟學家,又是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爲這樣一錯,很多人就以爲經濟學就是這樣,而發現不到衹是個別經濟學家亂用或歪曲學理的問題。雷鼎鳴今次錯的就是經濟學上的錯他們并不是搞錯「社會成本」這個概念,因爲社會成本是指所有成本,直接或外部,的加成。成本沒有經濟和不經濟之分,因爲衹要説到成本,你就必然是說經濟問題,效益的問題。這是鄒崇銘錯誤的地方。

雷鼎鳴錯是錯在他衹計算蓋房子的收益與成本,不計算不蓋房子(即是保留郊野公園)的收益與成本。假如蓋房子有一個收益值,不蓋房子也同樣有個收益值。衹要涉及到成本收益的計算,你就必要計算所有成本和所有收益,然後對比其他替代方案的成本收益總和,因此形成一個選擇序列。任何的成本收益分析都必定是平等的比較幾種方案的成本、收益和風險,刻意的忽略某方案的成本或收益,就是片面地偏袒某一方案,而這種分析必然是不可信。

除此之外,社會選擇中的成本收益分析還有一個重要概念:「支付意願willingness-to-pay。假如公衆願意爲房子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他對郊野公園也同樣會有一個願意支付值。假如其他成本相等,單是按照願意支付的價格來作選擇,假如公衆對郊野公園的願意支付值大於起樓,那保存郊野公園就是更具經濟效益的選擇。當然,去問一般人他們願意爲保存郊野公園支付多少錢,大多數人會打一個大問號,因爲郊野公園屬於公共產品,不能交易,所以沒有市價可言,在經濟學中這叫「市場失靈」。一個經濟學家在跟樓宇銷售價格作對比之前有責任想清楚假如郊野公園有市價,這個價值是多少,否則他的所謂分析其實是在欺騙公衆。

要計算一樣選擇的總成本和收益,基本上這是不可能,因爲我們不可能事前想到所有的外部成本,而且每個人的支付願意值都不一樣,在經濟學中這是因爲不完整訊息所形成。因此,要計算總成本和收益,我們要分客觀和主兩部分。先說客觀。我們要問,失去郊野公園會帶來什麽客觀損害。郊野公園是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而這個系統對人類生活、生態的持續發展、醫藥研究等都有莫大的價值。我們簡單一點衹説一個變量,郊野公園有衆多草地和樹木,所有它是一個「碳收源」。一個郊野公園每年可以吸收一定程度的碳,而碳環境的損害是一種成本(反之,碳的減少同時也是收益)而這個成本的價值,我們可以各國的碳交易市場得知(當然真的要算就不是這麽簡單,還要看有否低估,市場是否有人爲扭曲之類),這樣一算,我們就可以知道郊野公園的(部分)經濟作用(效益)

計算主觀成本比較難,因爲訊息不對等,有些人會過度的高估或低估這個價值,例如有些人會願意花/浪費極大量金錢去滿足自己對環境和能源政策的錯誤想法,因而增加氣候轉變的風險反核就是這個問題(反疫苗、順勢療法也是一樣)。我們有幾個方法應付這個問題:1)不理那些極端,不能理性地衡量問題的「瘋子」;2)取中位數或者平均數;3)引用相似但比較易理解的物件;4)詢問可以代表理性公衆的人。這些方法也不是完美,例如第一點,有一些人會堅持比他人過度高估或低估價值,但這并不代表他們必然是「瘋子」,他們可能有他人沒有的訊息和理據,所以我們處理問題時也要小心。同時,問問題亦要有技巧,假如你問人:你願意爲郊野公園支付多少錢,大多數人都不懂回答,但如果你問:你願意爲制止人破壞郊野公園支付多少錢(或他人支付你多少錢讓他破壞郊野公園),假設郊野公園能帶來多少錢的利益,我相信大多人都能合理回答這道問題(這是willingness-to-paywillingness-to-accept在技術上不同之處)

所以「郊野公園對蓋房子」這個課題,假如我們沒有先入爲主的立場,我們就需要用上成本收益分析去考慮。當然,我們單是個人根本不可能做這種詳盡的分析和數據搜集,所以我們應要求政府發出這樣的報告,然後再經過同儕審查,甚至複製這個過程來驗證報告中的結論準不準確。這過程需要大量訊息和專業知識,所以所謂的公衆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需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分析不同的事情,尤其是與政策相關的,并想辦法讓缺乏專業知識的公衆合理地理解這些問題。

就算報告的計算結論中肯,同儕審查認爲方法公正,結論合理,公衆依然抵制蓋房子或保留郊野公園,政府行事就必須小心,因爲這做決定是也要考慮「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公衆會因爲訊息的改變而增加或減少估算而改變原來的價值估算「顯示性偏好」這個概念説的是本來一個人沒有考慮或者認爲沒有價值的,但到有人提起,或者到失去了或對比之後才發現是很有價值的東西,例如舊情人行山或郊外運動的重要性。因爲公衆平時將忽視郊外運動的價值,又或者認爲有郊野公園在,他們想什麽時候去都可以,所以他們就會低估郊野公園的重要性,但當你說要拆除,他們就會因爲面臨失去而改變預算與行爲。任何經濟學家都不能忽視這個價值,因爲它跟房子的價格會按照供需預期而改變的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假如報告方法結論合理,政府需要向公衆説明爲何這是較好的選擇,假如公衆依然不支持,不論是理性或非理性高估、低估也好,它就可能要重新考慮。這就是審議式民主的作用,也是其中一種展示方式。當然,假如所需要作的選擇是非常迫切,影響重大而公衆始終無辦法理性的考慮問題,這現象可見於美國的槍械管制、廢除死刑、醫療保險改革等等,政府就必須要作出客觀上對最爲有利和安全的選擇,不過在推行政策時它需要小心,或者提供一段緩衝時間去讓公衆慢慢的消化訊息和接受結論。上面説到選擇序列,政府這時候要作的可能是退而求其次選擇序列中的次位或第三位,這樣就可以有限度地避免估算失誤的問題。這是如何謹慎地作重大政策選擇的方法。

因爲理性分析是審議式民主的基礎,假如公衆看事情始終不願意看證據和認真的思考,衹根據自己片面的喜惡去衡量一個決定的價值,那審議式民主就會立刻崩潰,任何民主制度都會因此失靈。所以現代民主重視知識和知識的傳播。雷鼎鳴歪曲了他所應該知道的知識,又沒有經濟學家出來指出他的錯誤,反對者又因爲不懂經濟學的關係而將批評重點放在與問題無關的其他經濟學概念上,殊不知經濟學中的社會選擇理論已經能説明雷的言論是錯得離譜。這種思維會讓人錯誤理解經濟學,因而變得不願學習,社會也會失去一套能有效分析政策問題的工具。

説回郊野公園與蓋房子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反問雷鼎鳴,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假如公衆認爲郊野公園的價值大於蓋房子兩倍,他會否認爲不拆除房子改建郊野公園是一件「墨守成規的蠢事」?我相信不會。樓價與房子的供需問題是由很多因素形成,2008年後樓價不受控的上漲其中一大原因是利率和匯率均過低。假如利率和匯率正常,又假如當年董建華一直實行八萬五政策,并取得實際的效果,而其中并沒有使用郊野公園部分,我們并沒有原因認爲要蓋足夠的房子和穩定樓價就必須放棄郊野公園。作爲經濟學家,不去先談貨幣政策的問題,卻要打郊野公園的主意,同時讓人誤解經濟學,我認爲雷鼎鳴發出這文章最大的社會成本就是他失去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操守。

公民抗命與法治

「40名建制派議員發表聲明,批評有人宣稱只要接受法律後果,便可單方面選擇不遵守法令,是很危險的說法。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反駁指,他們曲解法治,又指歷史可以證明,不是法律就要無條件遵守。」 (星島)

法治不代表要遵守所有法律, 那在甚麼時候需要遵守? 何俊仁可否講清楚?

其實問題是, 到底面前的法律有甚麼不公?

如果有法例不公, 正常程序理應是透過議會修改法例, 或根據法理提出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如果修改不到, 那最後一步才是公民抗命, 不遵循該法例 (不是「法律」), 抗拒拘捕丶不認罪, 否認法例的正當性。而法律是否有不當, 必須論證出來。現時抗爭針對的是甚麼? 是人大決議還是禁止阻礙道路的法律?

我們就先不理佔據道路怎樣成功反抗人大決議,  你要用激烈和不合法的手法抗爭, 執法機關依據法律執法 (執法過程有沒有操守問題是另一回事), 司法機關依據法律下令「清場」, 有何不當? 如果法治不是這樣, 不如何俊仁告訴我, 法治應該是怎樣?

法治是以法律去作管治, 維持秩序。要維持秩序, 司法機關便要有絕對的執行力。這是司法機關的權力基礎。

如果你有能力不遵循或選擇甚麼時候遵循法律和/或司法機關的命令, 即是司法機關失去至少部分的執行力。所以, 說事後自首去完成法治, 完全是無理的說法。

除非我們在面對不公的法例時, 無可奈何要以公民抗命威逼政府丶議會修例; 又或者, 我們有意推翻整體制度丶司法機關或/和行政機關, 即是進行革命; 否則, 我們必須遵從法律和司法機關的命令, 以其維持秩序。

可怕的不是市民不懂法治, 而是學者和律師不懂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