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三):香港是「他者」嗎?

作者:Matthew Leung

本篇是全文最後一篇,目的的透過以上兩篇重新認識鴉片戰爭中舟山與香港島的曲折轉換來找出割讓原因,並了解到清朝失敗與香港成功的關係互換後,藉此希望重新梳理香港與中國的定位。

6.1)假如沒有鴉片……
從寂寂無名到鴉片集散地到商人避難所,從被大英帝國不值一顧到被強佔到最後選定為割讓地告終,香港取代了當時得天獨厚的舟山成為殖民地,這一切並非純屬偶然。

在這場戰爭中,香港能夠「勝過」舟山的原因,主要並非來自香港當時擁有和潛在的綜合實力,而是透過壟斷香港鴉片貿易,以五口通商作為英國反傾銷鴉片的孔道,並以香港作為向清政府施加壓力的籌碼的戰略基地,這亦是使砵甸乍立場堅定並贏得英國最後支持的原因。而將這三點串連起來的,就是鴉片貿易。

鑑於英國當時對海外貿易和殖民地開發,加速了工業革命配合著紡織業的崛起,因而對外尋求龐大市場非常迫切的關係。因此即使沒有鴉片,英國仍然須要武力打開清朝巨大市場來達到目的。故此,戰爭發生很大可能只是時間的問題。但倘若沒有鴉片作為基石,香港貿易難以發展。

英國政府向來認為發展對華貿易的理想地區是中國東部海岸,而當中最感興趣的是能夠產生外交、商業和軍事利益的舟山地區。香港不具備貿易的價值,不但由於華南貿易中心是廣州而不是香港,而且一直以來與英國貿易的廣州亦根本不能滿足當時英國國策。

這亦能夠說明,在《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二)》的5.4(註釋18)裏,巴麥尊於1841年5月31日向璞鼎查表示「女王陛下政府擔心,香港在很長的時間內不能夠向我們的商人提供對北方一些港口進行貿易的任何新的便利條件」,和砵甸乍於1842年2月16日發佈表示香港將成為自由港的通告後,維多利亞女王一直對此存疑的原因。(36)

雖然香港缺乏貿易價值,但資源匱乏、地處交通要道、擁有優良港口和軍事力量作護航這幾項卻是發展外貿、航運、金融等核心行業的重要潛在條件。可是,假如上述這些自由港的基本條件,在沒有佔領初期英國將香港打做為鴉片走私中心,以作原始資本積累的情況下,開埠初期所經歷「U」型經濟發展時的簫條期實在難以支撐過去。當時就有些駐港官員認為香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可觀貿易,並斷言在任何情況下香港都沒有任何機會能成為商業中心,而建議放棄香港。(37)

在開埠初期的1842至1843年,香港成為英國屯兵基地,為保障後勤供應,香港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內地的供應商。而鑑於此時廣州貿易停頓,香港成為外商屯貨的避難所,因此某程度上香港當時替代了戰前廣州的貿易地位。可是隨著戰事結束和五口開放,作為臨時替代的香港逐漸回復原狀。

事實上,香港貿易能力戰後回復原貌,並非只是基於「戰時繁榮」的告終。香港此時各業在起步階段,港口設施、居住環境、倉儲維修、金融體系等都遠遠不如廣州,即使擁有貿易價值,但仍須要時間建立一套貿易機制和相關配套設施才行。

後來,由於1843年7月五口通商開放,香港的貿易由廣州轉移到上海去,貿易額開始大幅下降。以絲茶為例,戰後由上海出口生絲比戰前以由廣州出口的成本下降了35%;而由主要茶產區廣州港的運費就佔茶價70%,但到上海僅佔50%,而且運輸時間還節省了一個月。(38)

這個經濟狀況,一直到五十年代才開始出現改善。五十年代初期鴉片走私的惡性膨脹使總貿易量從1849年起止跌回升,而與此同時美國澳洲分別先後發現金礦,苦力貿易對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加上後來由於英國不斷加強對中國海關的控制,因此在1856年以後,中國四分之一的進口貨物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貨物都是由香港提供周轉資金並通過香港進行分配,香港因而逐漸成為華南的貨物分配中心。(39)

在香港開埠1841-1860年的「U」型經濟發展期裏,港英政府的財政開支在1842年後的十多年間一直由英國政府提供財政補貼。隨著公共收入的增加,由1855年起香港才出現收支平衡,英國政府於是停止補貼。(40)在取得公共收支平衡的這段十四年佔領初期裏,由於鴉片所帶來的強勁收益,很大部份不僅用作當時香港島的基建開支,並且還投放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因此自由港商的初期發展,實在有賴「黑色貿易」(鴉片和苦力貿易)所對帶來的經濟支撐。

因此宏觀而言,鴉片在香港累積原始資本來開拓自由港的手法,跟英國打開壟斷中國合法與非法貿易市場的手法都有著一個共通點 – 兩者都是以鴉片作為踏板。而香港就在此踏板上,配合義律早已於1841年覬覦,並在《北京條約》割讓了控制著維港交通樞紐的九龍半島作為前提下,才得以承托1871年歐洲的有線電報直通香港和1896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兩件對於自由港產生重要影響的大事,使轉口港的地位得以確立。

6.2)正視清朝失敗與香港成功的互換關係
縱觀以上錯綜複雜的歷史紋理,作為中國首次領土被佔據的香港割讓,完全滿足了鴉片戰爭發起的動機。這個結果,不但拉開了中國主權、經濟、國際地位等損失的序幕,亦為擴大政治經濟侵略的九龍割讓和隨後其他不平等條約埋下伏線。因此可以看出,主導當代中國憲法觀 -「富強中國」,即演化出今天中國一切先經濟後民主的這個首要部份,甚至《基本法》和《八二憲法》重中之重的序言中,一致強調「一八四O年」的這部份,很大程度是來自這個序幕。

香港割讓是中國失敗的結果,但香港的政經發展,無可否認還是來自殖民政府的開辟自由港、自由經濟政策、司法制度和人權法治,與及三十年來對憲政民主的追求。這些累積不得不與殖民地的有效管治有關,而累積的果實亦最終成為香港價值的基石,使得香港能夠在此蓬勃發展。

結語

當綜合全文中舟山/香港/清朝/中國的關係後,我們可以發現,香港割讓,就是由建基於促使清朝失敗扣扳的鴉片之上的「危」,成就了香港發展出豐厚政治和經濟資本的「機」。既然如此,在與中國的關係上,香港又怎會只是「他者」?倘若能夠看出箇中成敗轉換的關係,便有望能從日漸走進「他者」的格局中探頭出來,嘗試找回與中國的接通點。

倘若能夠接通,並清晰了香港不是「他者」的意識形態後,便可能會發現,需要民主運動的,並非只是香港;而在爭取民主之路上,香港亦從來並非孑然一身。既然如此,將香港作為全國民主試點,以反作為推進香港憲政民主的動力,或許比只以一己之力,更為強大。

註:
(36)《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郭衛東著,第626頁。
(37)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history/hktoday/3-1.pdf
(38)《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郭衛東著,第640頁。
(39)《香港經濟史:公元前約4000–公元2000年》,盧受采,盧冬青著,第31節。
(40)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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